玛特辽娜的家

第十六课　玛特辽娜的家

一、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俄罗斯散文家、剧作家和诗人，生于北高加索。虽然父母是农民出身，但受过较好的教育。

1938年，中学顺利毕业后，索尔仁尼琴进入罗斯托夫大学学习物理和数学，以便将来有稳定的收入，尽管兴趣在文学上。1941年获得数学毕业证，也学完了莫斯科的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的函授课程。

1941年，爆发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索尔仁尼琴参军当炮兵。1945年2月，突然被捕，被取消上尉军衔，押送莫斯科，被关在卢毕扬卡的侦查监狱里。三人法庭因他的反苏鼓动和宣传判他八年刑，接着流放西伯利亚。在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犯监狱里，未来的作家被发现得了胃癌，认为必死无疑。但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日)出院时，在塔什干医院经过成功的治疗，他痊愈了。

1956年以前，他流放时在西伯利亚的各个地区住过，教过中学，1957年平反后，定居梁赞，担任中学数学老师。

1963年，他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包括《玛特辽娜的家》和《为了有益于事业》。作家甚至被推荐获评1964年列宁文学奖。他在苏联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短篇小说《扎哈尔-卡利塔》(1966年)。

1967年，在发给作家代表大会一封信，号召结束审查制度，控告克格勃没收了他的手稿后，索尔仁尼琴被通缉和受到报纸的迫害，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同时，他的长篇小说《第一圈》和《癌症病房》流传到西方，并未经他的同意出版了，这更加剧了他在祖国本来就已经很艰难的处境。

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取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在1972年出版的诺贝尔获奖感言中，包含有作家钟爱的思想:艺术家是真理的最后的守护者。他的获奖感言的结束语是:“一句真实的话语能拖动整个世界。”

1975年，索尔仁尼琴携全家迁居美国，住在佛蒙特州。从他移居西方之日起，围绕他的名字发生着激烈的论战，而他的声誉随着他的言论而摇摆。

在索尔仁尼琴这位继续俄罗斯19世纪经典文学传统的作家的创作中，人物的悲剧命运被作者用道德和基督教的理想来思考。

二、作品概述

1．事件背景

1956年夏，在距莫斯科184公里的穆罗姆—喀山铁路线上走下来一名乘客。他就是叙事人，他的命运与索尔仁尼琴本人相似(打过仗，“坐过十来年牢放回来”)。他幻想到俄罗斯内地当一名中学教师，远离城市文明。但是，想住在有一个美妙名字“高田”的村庄却不成，因为那里不烤面包，不卖任何吃的东西。

许多人认为，正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玛特辽娜的家》和《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启了苏联文学中的“乡村小说”方向。

比如，除了索尔仁尼琴的上述作品，属于农村主题的还有阿斯塔费耶夫的作品，如《最后的鞠躬》、《俄罗斯篱笆的颂歌》、《鱼王》。

这使叙事人安于自己的命运，因为许诺他一个“古老的俄罗斯”。他在塔里诺沃村住下来。叙事人的女房东叫玛特辽娜·伊戈纳季耶芙娜·戈里高里耶娃，或者玛特辽娜。

2．主要内容

玛特辽娜的命运，虽然她认为它不会引起“文化人”的兴趣，有时晚上还是给这个房客讲讲，吸引着他并令他惊讶。从她的命运里，他看到一个特殊的意义，而村民和玛特辽娜的亲戚都没有发现。

丈夫战争开始时就杳无音信。他爱玛特辽娜，不打她，而其他的农夫们都打老婆，但是玛特辽娜自己未必爱他。她本来应该嫁给丈夫的哥哥法杰伊的。但哥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上前线，没有音信。玛特辽娜等过他，但最终拗不过法杰伊家人的强求，嫁给了弟弟叶费姆。

可是，突然哥哥回来了，当了匈牙利的俘虏。据他说，他没有用斧头砍了玛特辽娜和她的丈夫，只是因为叶费姆是他的亲弟弟。哥哥深爱着玛特辽娜，以致给自己找了一个同名字的新娘。

“第二个玛特辽娜”给哥哥生了六个孩子，而“第一个玛特辽娜”和叶费姆生的所有孩子(也是六个)全都死了，没有活过三个月。全村认为，玛特辽娜是“中了邪”，她自己也相信了。于是，她抱养了“第二个玛特辽娜”的一个女儿吉拉，养了十年，直到她出嫁离开切鲁斯基村。

由此可见小说的荒谬的悲剧结尾。玛特辽娜在帮助法杰伊和儿子们乘雪橇穿过铁路去自己遗赠给吉拉的房子拖材料时，死了。法杰伊不想等待玛特辽娜的死，决定趁她活着时夺过年轻人的遗产。而且他下意识地用她的死挑起事端。当亲戚们埋葬玛特辽娜时，他们痛哭与其说是真心地，不如说是出于义务，而心里想的只是怎么彻底分清玛特辽娜的财产。法杰伊甚至没有参加悼念。

3．主要人物

玛特辽娜是一个农民，60岁左右的单身女人，因病被农庄解雇。小说用记事的方法再现了玛特辽娜的一生。

玛特辽娜一生仿佛不是为自己活着。她经常替别人做事:为农庄，为邻居，并且是做“男人的”活，从来没有要过一分工钱。玛特辽娜有巨大的内在力量，比如她能够拦住正在奔跑中的奔马，而男人们都拦不住。

叙事人渐渐明白，正是像玛特辽娜这样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人的人们才支撑着整个村庄，支撑着整个俄罗斯。但是他未必被这个发现所振奋。如果俄罗斯只是由这些自我牺牲的老太太们来支撑着，那未来的俄罗斯将是什么样子呢?

三、研究综述

作家索尔仁尼琴，从一出现在文学界起，就被称作“新的托尔斯泰”，从这一天起就把他等同于“新的托尔斯泰”，或者责备他没有成为应该成为的“新的托尔斯泰”。

在本质上，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作为个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人的外貌有些相似外。但是比较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两个人，就像将泥土和空气比，或者将水和火比。索尔仁尼琴是战士，托尔斯泰是观察家。一个人呼吁不能用谎言生活，意味着斗争，复仇;另一个人则直到生命终点都在倡导勿抗恶，顺从。

作家本人走过了复杂多样的生活之路，见过许多人，在自己心中形成了一个女人的形象，这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会支持和了解的人，一个有自己的内在深度又能了解你的内心世界的人，一个能接受真实的你的人。

索尔仁尼琴在小说《玛特辽娜的家》中谈起“正人君子”形象不是偶然的。这可能是从某个角度对待所有的正面人物。因为他们善于同某些必定的东西妥协，并同时始终是个战士，一个生活的战士，一个为善良和精神而斗争的战士，没有忘记人性和道德。

四、艺术特色

像任何作家一样，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有着自己的性格特征。但是，很清楚，一样的人是没有的，因此，他作品里的女人有自己独特的命运。

《玛特辽娜的家》完全是写女人的。虽然有许多事件与玛特辽娜无关，但玛特辽娜仍然是主要人物。围绕她发展着整个故事情节。这个中年女人与《第一圈》的少女们有着许多共性。她的外表上有着，甚至曾经有过某种荒谬的，奇怪的东西。在自己人中间，她是个外人，她有着自己独有的世界。

玛特辽娜有个不平凡的、悲剧的命运。越是揭示她生活的苦痛，她的形象就越有力:不幸的青春，不安的晚年。同时，她没有超表达的个性，和与《第一圈》的克拉拉和阿格尼亚一样对哲理思考的渴望。但是，该有多少善良和生活的快乐啊!在小说结尾时，作家在谈自己的女主人公是这样说的，来界定她的使命:“我们大家和她生活在一起，但不懂得，她就正是那个正人君子，谚语说，没有她，就没有这个镇子，没有城市，甚至我们的整个大地。”

索尔仁尼琴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是，他自己给故事的主人公的许多话语作出解释性的说明，这给我们揭开了将作家情绪、他对每个主人公的个人态度隐藏其间的帷幕。而且作家的解释有某种嘲讽意味，同时又好像融合了这些话语，并在这些话语里只留下底蕴的，没有任何遮蔽的、真正的意义。“哎呀，姑姑呀!你怎么不爱惜自己呀!大概，他们在怪我们呀!……”读着索尔仁尼琴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理解，他从故事中得出的完全是另一种结论，不是那种让人期待的结论。

五、翻译

玛特辽娜的家

在离莫斯科一百八十四公里处，在通往穆罗姆和喀山的铁路支线上，还在这之后足足半年的时间里，所有的火车都在减慢自己的速度，直到差不多好像能感觉得到的程度。乘客们则把脸贴近车窗的玻璃，走到车厢的连廊上:是在修路，还是怎么啦?是错过时刻表了吧?

不，驶过铁路道口后，列车又加快了速度，乘客们重新坐到座位上。

只有火车司机知道并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

一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从炎热的，尘土飞扬的沙漠跌跌撞撞地下意识地回到了俄罗斯。俄罗斯任何一个点上，没有任何人在等我或者召唤我，因为，我耽误回程已经近十年了。我只想回到中部地区——没有炎热，却有森林阔叶的沙沙声响。我只想钻进并隐没在俄罗斯最深邃的腹地——如果这么个地方在哪里曾经有过，存在过的话。

在那之前的一年里，往乌拉尔山脉的这一边，我大概能受雇去抬担架。甚至给像样一点的建筑工地当电工可能都不会录用我。可是我很想——当教师。懂行的人对我说，没必要白白地浪费车票，我去也白去。

但有点事情已经开始有松动了。当我沿着……州人民教育局的楼梯爬上来，打听人事处在哪儿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干部们已经不是坐在包着黑色皮子的门里，而是坐在玻璃隔板后面，像药房的一样。我仍然胆怯地走到一个小窗子跟前，鞠了一躬，问道:

“请问，你们这里需不需要数学教师，离铁路远一点的什么地方都行?我想永久在那里居住下去。”

我文件中的每一个字母他们都一一琢磨遍了，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又给什么地方打了电话。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件新鲜事儿，——大家整天都求着进城去，而且想进比较大的城市。

于是，突然就给了我一个小地方——高田村，这个名字就让我很开心。

名字没有骗人。在无数宽谷，随后是无数别的小山冈之间的小山冈上，被森林完全环抱的，有一个池塘和水坝的高田村，正是那种好地方，在这里生活和死去都没有一点遗憾。在此，我在一片小树林的树桩上坐了很久，心想:我真的衷心地希望每天不用吃早饭和午饭，只需要留在这里，整夜整晚地倾听，屋顶上的树枝沙沙作响，——这时听不到任何地方传来的广播声，世界上的一切都沉默无语。

唉，那里没有人烤面包，不卖任何吃的东西，整个村子都从州府城市里一袋一袋地去拖回食物。

我又回到人事处，在小窗口前哀求起来。起初，他们连话都不想跟我说，然后他们又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打电话，尖声叫着，并在命令上给我盖上印:“泥炭产品。”

“泥炭产品”?唉，屠格涅夫都不会知道，用俄语还能造出这种词来!

在“泥炭产品”火车站，一间破旧不堪的、临时的、灰色木板棚里，挂着一个牌子，上面严格地写道:“只能从火车站的站台上车。”用钉子在木板上潦草地刻着:“已经无票!”在售票口旁边用小刀牢牢地刻着同样伤感的俏皮话:“票已售完!”我后来才理解补充这些词的准确含义，就是到“泥炭产品”来容易，离开却很难。

这个地方从前曾经生长过泥炭产品，就是在革命期间也曾生长过茂密不能通行的森林，后来这些森林被泥炭设计人员和附近的集体农庄砍伐了，农庄主席沙什柯夫紧挨着树根砍伐了好多公顷的森林，弄到奥德萨州销售，赚了很多钱，靠这个提高了农庄的身价。

这个村庄零乱地散落在低洼的泥炭之间——千篇一律的三十年代的抹灰泥的板棚，也有五十年代的小房子，正面雕刻了花纹，带有玻璃凉台。这些房子的里面看不到挨到天花板的隔板，因此，我就租不到四面都是真正墙壁的房间。

工厂的烟囱在村子的上空冒着烟，窄轨铁道穿过村子向四面八方延伸，小火车头也冒着浓烟，发出刺耳的鸣叫声，火车沿着窄轨铁道拖运着褐色的泥炭、泥炭板和泥炭砖。我可以准确地推测，晚上，俱乐部房门上的扩音喇叭要喊破，醉汉在大街上晃悠，说不定，还会相互动刀子。

这就是对俄罗斯一个安静的角落的愿望把我带到的地方。要知道，在那里，在我来的那个地方我还可以住上一间面向荒漠的土房，在那里，夜里刮着这样清新的风，只有布满星星的苍穹在头顶上空延伸敞开。

我在火车站的长凳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我天刚亮就在村子里转悠。一下，我看见一个极小的集市，由于太早，只有一个妇女站在那里卖牛奶，我买了一瓶，就在那里喝起来。

她的说话的语调使我感到很惊讶，她不是在说话，而是愉快地在唱歌，正是她所说的那些话，对这些话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寂寞和思念才把我从亚洲吸引到这里来。

“喝吧，尽情地喝吧!你大概是从外地来的吧?”

“而您是哪里人啦?”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

于是，我知道，周围并非都是泥炭采矿区，在铁道路基的那边是山冈，而山冈那边还有村庄，这个村庄叫达里诺沃，自古以来，还在“茨冈”贵族时代就在这里，并且周围都是森林。再往前去，那一带都是村子，比如:恰斯里茨、奥问茨、斯普德尼、谢维尔特尼、谢斯基米沃夫——越往里走，离铁道越远，直到湖边。

这些村名像清风一样使我感到安慰，它们使我有希望看到一个古老的俄罗斯。

于是，我请求我的新相识在集市之后领我去达里诺沃村，在那里找到一间我能够租住的房子。

我好像是个有利可图的租户:除房租外，学校还答应给我一车泥煤过冬，这位妇女的脸上掠过的关切已不只是喜悦。她自己家没有地方租给我，(她和她的丈夫要赡养她年迈的母亲)，因此，她把我带到她自己的一些亲戚家，然后又把我领到其他的亲戚家，但是，这里连一个单间都找不到，又拥挤又嘈杂。

我们来到被截流的干涸的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桥，整个村子我都没有看见比这里更可爱的地方:有两三棵杨柳，一栋歪斜的小木屋，鸭子在池塘里嬉耍，鹅上了岸，抖动着羽毛。

“哦，除非我们去玛特辽娜家，”——我的领路人说，她已经被我折腾得筋疲力尽。“只是她不太讲整洁，她生病了，家境败落。”

玛特辽娜的家就在这里不远，并排四扇窗户朝着寒冷难看的一面，屋顶铺的碎木板，呈两个斜坡形，紧挨着阁楼有一扇装饰的顶层阁楼式的小窗户，房子不矮——十八根原木那么高。但是，屋顶的碎木已经腐朽了，曾经很结实的木房的木墙和大门由于陈旧，年久失修已经变成了灰色，房顶也松松垮垮的。

小门上插着门闩，不过，我的带路人没有敲门，直接把手从下面伸进去，拧开了门闩——一种简单的防御牲畜和外人的装饰。小院子没有顶棚，但在一个屋檐下的房子里有许多东西——一进房门，里面的台阶一直通到宽敞的木板台上，木板台被顶棚高高地遮蔽着，左边还有一个台阶通到正房——这是一间没有炉子的单独房架的房间，还有一个台阶向下，一直通到底层。再向右，就是这间农舍，有一间阁楼和地下室。

这栋房子是很久以前为大户人家盖的，很结实，而现在却住着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孤零零的老太太。

我走进屋子，在一进门的旁边，她躺在俄式的炉台上，身上盖着一件不太保暖的破衣服，但当时对于一个工人家庭来说还是非常值钱的。宽敞的屋子，特别是靠窗子边上的地方放着凳子和条凳，上面摆放着栽有榕树的花盆和小桶。它们自由地生长，吸取了北边不充足的阳光。在烟囱背后的余光中我发现女主人圆圆的脸黄黄的，一副病态。从她那浑浊的眼睛可以看出，疾病把她折磨得够呛。

她和我说话时，仍伏着炉台上，没有枕头，头朝房门，我站在她脚头，她物色到一个房客并没有表现出高兴，不停地抱怨她的顽疾，疾病发作刚刚好点，这种疾病不是每个月都发，一旦发作就得两三天，所以既不能起来，也走不动，不能照顾您，我不可惜房子，您随便住。

她给我数落着其他的房东，让我去他们家走一趟，看看谁家比我家更安静、好客一些。但我觉得，我命中注定要住在这个昏暗的农舍里，里面有一面模糊的镜子，完全照不出人影来，为了美观，墙上挂了两幅颜色鲜艳的关于卖书和庄稼丰收的廉价的招贴画。我住在这里很好，还因为玛特辽娜比较穷，没有收音机，由于孤独她没人可交流。

虽然玛特辽娜·瓦西列芙娜强迫我到村里再去走走，虽然在我第二次回来时她推辞了很久说:“不会洗，不会做饭，——怎么能使您满意呢?”——但她已经能站起来迎接我了，由于我又回来了，她的眼里流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我们谈妥了租金和学校运来的泥煤。

我只是后来才得知，玛特辽娜·瓦西列芙娜年复一年，已经很多年，没有从任何地方挣到一分钱了，因为，退休金没有给她发，亲人们的帮助也很少，而在集体农庄干活不是挣钱，而是挣一道道小杠杠，就是挣按记工员弄脏的小本上画劳动日的一道道小杠杠。

就这样，我在玛特辽娜·瓦西列芙娜的家住下了，我们没有把房间隔开，她的床放在炉台旁靠门的角落里，我把我的折叠床支在靠窗子边上，并且把玛特辽娜·瓦西列夫娜喜爱的榕树从光亮的地方给挤走了。在另外一扇窗子旁放了一张小桌子，这个村子里竟然有电——这电还是在二十年代从沙图拉牵来的，当时报纸上报导的是“伊里奇灯”，庄稼汉们，揉揉眼睛，说:“沙皇灯嘛!”

可能，村子里富裕一点的人会觉得玛特辽娜的房子不好住，但是那年的秋天和冬天我们俩住得很舒适，房子也不漏雨了，寒风不是很快就把炉烟从屋里吹散，而是快到早晨的时候。特别是当寒风从房屋破了的那边刮来的时候。

在农舍居住的除了玛特辽娜和我，还有猫、老鼠和蟑螂。

猫已经不小了——而且还是个瘸腿。它是玛特辽娜出于同情拣来的，后来它就在这里住下了。虽然它也用四条腿走路，但还是有点瘸:因为有一条腿疼，猫很爱惜它。当猫从炉台往地板上跳时，落地的声音不像其他的猫那样轻，而是三只脚同时使劲一跳，砰!这重重的一跳，吓得我战栗了一下，因为我还没有马上习惯。这是它把三只脚同时落地，为了保护第四只脚。

猫和老鼠同住在一间屋子里，并不是因为猫是瘸腿捉不到它们，猫跳起来像闪电一样快，把它们追到屋角，用牙齿把它们叼出来。猫有时追不到老鼠是因为，曾经有一位生活过得比较好的人用绿色的波纹壁纸把玛特辽娜的房子裱糊了不只一层，而是五层，壁纸相互粘连得很好，但许多地方从墙上脱落了，屋子里好像形成了一层内皮，老鼠在木板墙和墙壁纸的内皮之间开了一条通道，在通道和甚至在天花板下面来回地跑，放肆地弄得沙沙响，猫的眼睛生气地盯着老鼠弄出的沙沙声，可就是捉不到它们。

有时猫也好吃蟑螂，但吃完它们后又感到很不舒服。惟一的一件事，就是蟑螂很尊敬它，尊敬这条把俄罗斯炉子的灶口和厨房与干净的房屋之间隔开的间隔线。干净的屋子里它们不会爬进去，但是，一到了晚上它们就在厨房里乱爬，如果晚上很晚，我来喝水，点燃小灯，就会发现整个地板，长条凳上，甚至是墙上，几乎遍地都是棕黑色的东西在蠕动。我从化学研究室拿来一些硼砂，和在面里面，把蟑螂药死了，蟑螂少了一些，玛特辽娜担心会把猫一同药死，于是我们就不再撒药了，蟑螂又重新繁殖起来。

每天夜里，当玛特辽娜已经睡了，而我还在伏案工作，老鼠在壁纸里偶尔快速地爬动的声音被隔墙外蟑螂发出的，像海洋遥远的浪声一样混合的，一致的，连绵不断的沙沙声掩盖了。但我已经习惯于这种声音了，因为，这种声音里没有任何恶意，没有虚假，它们弄出的沙沙声——正是它们的生活。

对粗糙的招贴画上的美女我也习惯了，这个美女从墙上一会儿给我递别林斯基的书，一会儿又递潘菲洛夫的书，还有一叠其他什么书，但默不作声。我已经习惯了玛特辽娜家里的一切。

玛特辽娜早晨四五点钟起床，玛特辽娜家里的简陋挂钟已有二十七年了，还是在农村消费合作社买的。钟总是走得快，只要不是走得慢，玛特辽娜就不用担心，以免早上起晚了。她点燃厨房的灯，轻手轻脚地，礼貌地、尽力不弄出任何响声地生着俄式炉灶，就出去挤羊奶了(她家饲养的所有动物——也就这一只脏兮兮的弯角母山羊)，然后打水，有三只铁锅煮饭，一只是给我的，一只是给她的，还有一只是给山羊的。她从地窖里挑出最小的土豆给山羊，小的给自己，——而给我的像鸡蛋那么大。她家的菜园是沙土，从战前起就没有施肥了，而且总是栽土豆，土豆倒是土豆，但就没有长出一个大个的。

她早晨忙家务，我几乎一点儿也没听到，冬天天亮的很晚，我睡了很久才醒，伸了伸懒腰，把头从棉被和皮袄下伸出来，棉被和皮袄，再加上营队穿的棉袄搭在脚上，下面铺的是装满麦秸的口袋，在那些夜晚，当严寒从北边朝我们破旧的窗子袭来时，我仍然可以保暖。听到间壁那边小心谨慎的响声，每次我都会从容不迫地说:

“早上好，玛特辽娜·瓦西列芙娜!”

每次都会从间壁那边传来同样善意的问候，这种声音一开始就像童话里老太太低沉的抱怨声:

“嗯…嗯……您也早上好!”

过一会儿，又说:

“您吃早饭的时间到了。”

她没说早饭吃什么，但这很容易猜到:没剥皮的土豆或土豆汤(村里所有人都这么说)或是大麦粥(那一年，在“泥炭产品”买不到其他粮食，)而且大麦米也是争抢着购买，因为大麦米最便宜，用它来喂猪，所以，大家都一袋一袋的买。有时食物中盐给的不太合适，常常烧糊了，吃了以后，在上颚和齿龈上都会留下薄薄的一层，还会引起烧心。

但这不是玛特辽娜的错:因为在“泥炭产品”连油也没有，人造奶油也是抢着购买，只是混合油脂可以自由买。而且我发现，俄式炉灶也不好做饭，做饭时，做饭的女人看不见，铁锅受热不均匀。这大概是因为铁锅是我们的祖先从石器时代起就开始使用的。生一次火一直管到天亮，可以保持牲口的饲料和喂牲畜的泔水，以及人的食物和饮用水整天都是热的，而且睡觉时屋里也很暖和。

我十分感谢地吃完了为我准备的所有早点，如果发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如:头发呀、泥炭渣呀、蟑螂腿儿什么的等等，就耐心地把它放在一边，我没有勇气责备玛特辽娜，最终，她提醒我说:“不会洗，不会做，怎能让你满意呢?”

“谢谢!”我十分真诚地说。

“谢什么?吃的是您自己的。”她那充满喜悦的微笑使我无法争辩。她用一双无神的蓝眼睛朴直地看了我一眼，问道:“下一顿给您做什么呢?”

下一顿——也就是晚饭，和在前线一样，我一天只吃两顿。我晚饭能吃什么呢?所有吃的东西，也只有土豆或者土豆汤。

我就不计较这个了，因为生活教会了我不要在吃的食物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她那圆圆的脸上的这种微笑对我来说更加珍贵。我挣了钱，终于买了一个照相机，试图把这种微笑拍下来，但是枉然。玛特辽娜一看见照相机冷冰冰的镜头对着她，她的表情就要么紧张，要么过于严肃。

我只拍下了一次，她正从窗户往外看着，不知在笑什么。

那年的秋天，玛特辽娜经历了很多的委屈，在此之前，出台了新的养老金制度，邻居们给她出主意，让她去争取她的退休金。她完全孤身一人，可是自从她生了重病以后，——集体农庄把她解雇了。玛特辽娜碰到了太多的不公正的事情:她是生重病，但没有被算作伤残人员;她在集体农庄工作了25年，但因为不是在工厂里——她不应当享有自己的退休金，而只能领到她丈夫名下的，也就是由于供养人的去世而应得的抚恤金。但她的丈夫战争一开始就死了，已经十二年，现在很难从各地弄到关于他工龄和工资的证明。要弄到这些证明，太麻烦了;还要让他们给写上每月的收入，哪怕是三百卢布呢;还得验证证明，从哪一年，她一个人生活，没有人接济，然后，把这些材料送到社会保障处，再拿回来更正写得不对的地方，再送去。于是要常打听——是否会发抚恤金。

这些麻烦事的难点是:社会保障处在达里诺沃以东二十公里处，村苏维埃却在以西十公里处，镇苏维埃在北边，一个小时的路程。从一个办事处到另一个办事处，她来回跑了两个月，一会为了一个句号，一会由于一个逗号。每跑一趟——就得一天，来到乡村委员会，秘书今天又不在，就是不在呀，在乡下这是常有的事。也就是说，明天得再来，第二天，秘书倒是在了，可印章却不在他那里，第三天再来，第四天还得来，是由于没看清，没在那份文件上签字，因为玛特辽娜的所有文件都钉成了一叠。

“伊格纳吉奇，他们都在欺负我，”在这样徒劳地跑了几趟之后，她对我抱怨说，“我不再被人们关心了。”

她并非一直的愁容满面，我发现:她有一种恢复好心情的可靠办法——那就是劳动。她要么马上抓起铁锹去挖土豆，要么腋下夹着麻袋去拣泥炭，再不就挎起篮子到较远的树林去采浆果。她不是对着办事处的办公桌磕头，而是给小树林磕头，而且背的东西使她的背酸疼。但一回到家，玛特辽娜她的心情就欢快开朗，面带善意的微笑，对一切都满意了。

“伊格纳吉奇，现在我敢说，我知道，在哪儿弄了，”——她说的是泥炭。“一个称心如意的地方。”

“玛特辽娜·瓦西列芙娜，我的泥炭难道还不够用吗?整整一车。”

“呸，你的泥炭!再有那么多，再加上一个那么多，也许够了，这里冬天大风从窗户刮进来，生炉子的火都被吹散了，夏天我们拉来多少泥炭啊，现在就不许我再拖它三车吗?现在捉人捉得很紧，我们这儿有个婆婆就被揪到法院去了。”

是呀，情况通常就是这样。冬天袭人的寒气已经吹过来了，——引起愁闷，周围都是森林，却没地弄到柴禾，沼泽地里到处都是掘土机在轰鸣，但是泥炭就是不卖给居民，而是运给领导，以及与领导相关的人，再给教师、医生、工厂的工人各一车。达里诺沃人不应当得到柴禾——连问都不许问。集体农庄主席在村子里转悠，严厉地盯着你的眼睛，或含糊，或天真地随便谈点什么，就是不提柴禾的事。因为他自己贮备了充足的柴禾，不管今年冬天是否来临。

那又怎么样，我们以前还偷过贵族老爷的林子呢，现在拿点托拉斯的泥炭又能怎样。为了壮胆，妇女们五人或十人一伙，白天去。夏天，到处都挖了许多泥炭，堆成垛，晒干。泥炭就这点好，挖出来后，不用马上运走，一直晒到秋天，甚至到下雪之前，如果道路不好或者托拉斯很忙。在这一段时间里，妇女们就会把它拿走，如果还湿，一次用麻袋装六块，如果干的话，就装十块。背着这样一麻袋(大约两普特重)一次要走三公里，也只够生一次炉子。冬天有两百天啦，早上要生俄式炉子，晚上要“荷兰式的炉子。”

“还谈什么板皮!”玛特辽娜在和一个我看不见的人生气地说:“自从没有了马，家里什么东西都得靠我背，不背就没有，我肩上的伤就没有长好过。冬天拉小雪橇，夏天背一捆一捆的柴禾，真的，我说的全是真话!”

妇女们每天不止去一次，天气好的时候，玛特辽娜要背回六麻袋，我的泥炭她敞着堆放着，自己的却藏在木板台下面，每天晚上还用木板把出入口堵住。

“除非敌人猜到了，否则，他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她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微笑着说。

托拉斯能怎么办呢?又没拨给它那么多人，让它把整个沼泽都布置看守员。最初，他们在报告中还汇报开采了大量的泥炭，后来他们不得不描绘说——变成炭渣了，下雨冲走啦。有时，一阵风似的召集巡逻队在村子的入口处捉这些妇女。妇女们扔下麻袋就跑，有时，根据告密，也到各家搜查，把非法泥炭记录下来，并威胁说要移交法院。妇女们暂时不去拿泥炭了，但冬天临近了，又迫使她们在夜间拖着小板车去拉泥炭。

总的说来，我在注意观察玛特辽娜时发现，除了做饭和做家务，每天她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这些事情都非常有条理的记在她的脑子里，早上一起来，她就知道今天该做什么，除了拖泥炭，除了捡拖拉机在沼泽地里翻出来的老树根外，除了渍几俄石过冬吃的越橘(她曾请我吃过，说:伊格纳吉奇，磨磨牙吧。)除了挖土豆，除了跑跑抚恤金的事情，她还要到什么地方给她那惟一的灰白色母山羊弄点干草。

“您为什么不喂养一头奶牛呢，玛特辽娜·瓦西列夫娜?”

“唉，伊格纳吉奇，”玛特辽娜带着一条不清洁的围裙，站在厨房门口，朝我的桌子侧过身来解释说:“我有羊奶就够了，要是再弄头母牛，它还不得把我连脚一块给吃掉。不能在路基旁边割草——那都是有主的，森林里也不能割草——那里归林业局管，集体农庄也不允许我割——说我已经不是集体农庄庄员了，就连集体农庄庄员自己在下雪之前也一直要在农庄干活——只好从雪底下拧一点草——那是什么草呀?……从前，在仲夏季节，大家都忙着割干草，从彼得节到伊林节，这个时候的草被认为是最甜的……”

因此，就为这一只小山羊割草对于玛特辽娜来说，劳动量就不小。一大清早，她就拿着麻袋和镰刀，到她记得的那些地方去割草，那里的草长在田间、道边和沼泽地的小岛上。她割满了重重的一袋子新鲜的青草，拖回家，晾晒在自家的小院子里，一大袋子青草，晒干后也就一叉子。

新主席是不久前从城里派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减伤残人的菜园，给玛特辽娜留下十五索特卡沙土地，其中十索特卡一直在院墙外面荒芜着。而且，为十五索特卡沙土地农庄还不时地向玛特辽娜要这要那。当人手不够的时候，当妇女们坚决辞工不做的时候，主席的妻子会来找玛特辽娜。她也是城里人，刚毅果断，穿一件灰色的短大衣，威严目光，让她像个军人。

她走进小屋，也不打招呼，严厉地看着玛特辽娜。玛特辽娜慌了神。

“这——样吧，”主席的妻子一字一顿地说。“格里果列耶娃同志吗?应当帮助农庄，应该明天去送粪!”

玛特辽娜的脸上流露了歉意的一点微笑，好像她自己在为主席的妻子不能给她工资，而良心不安似的。

“那好吧，”——她慢腾腾地说。“当然，我有病。因此跟你们的事情现在已经不相干了。”——又马上纠正说:“几点到呢?”

“拿上自己的叉子!”——主席老婆指示完就走了，硬邦邦的裙子沙沙作响。

“原来如此!”——玛特辽娜看着她的背影抱怨说。“拿上自己的叉子!农庄里既没有铁锹，也没有叉子。我没男人过日子，谁给我安呢?……”

她考虑了一个晚上:

“那能说什么呢，伊格纳吉奇!这种活是没有个定准的。你拄着铁锹在那里等着，工厂的汽笛是否很快要鸣响十二点了。况且，妇女们还要组织到一起，点名，看看谁来了，谁没来。以前，我干活的时候，闷头做事，因此没有任何声音，只有啊呀，啊呀……一会儿午饭就送来了，一会儿天就黑了。

一大早，她还是拿着自己的叉子走了。

不仅是农庄，而且任何一个远房亲戚或是邻居傍晚都会来找玛特辽娜，说:

“玛特辽娜，明天来帮帮忙，帮我把土豆挖完。”

玛特辽娜又不能拒绝，放下自己该做的事情，去帮助邻居，回来时，一点都不嫉妒地说:

“哎呀，伊格纳吉奇，她家的土豆好大呀!我很愿意帮她挖，都不想离开那里，真的。”

况且，哪一家翻耕菜园没有玛特辽娜都不行，达里诺沃的妇女们确信，一个人用铁锹挖自家的菜园要比六个人套在木犁上耕六家的菜园要繁重些，时间也长些。所以大家都会叫玛特辽娜去帮忙。

“那么，您给她付工钱吗?”——我后来有机会问。

“给她她不要，不由得给她藏起来。”

轮到玛特辽娜管牧羊人的饭时，她就更忙碌了，第一个牧羊人是健壮的聋哑人，第二个牧羊人是嘴里经常叼着被吐沫弄脏了的自卷的纸烟。管饭每半个月轮到一次，这使玛特辽娜花费很多钱。她到村里的消费合作社，买了鱼罐头，想办法弄到糖和奶油，这些她平时自己都吃不到，原来，女主人们都要使出全部力量，给牧羊人吃得更好。

“裁缝和牧羊人真可怕，”——她给我解释说:“你如果没把他们招待好，他们就会在全村散布你的坏话。”

这种忙碌的生活，再加上有时患重病，玛特辽娜一病倒就要躺一两天，她不抱怨，不哼哼，几乎不动弹。这些天，玛特辽娜少女时的好朋友玛莎常常来帮她喂山羊和生炉子，而玛特辽娜自己不吃、不喝，什么也不要。从村卫生所请医生来，在达里诺沃还是件新鲜事儿，让邻居知道了不体面，——会说，真是个贵夫人。有一次去请医生，来了一位凶巴巴的人，让玛特辽娜躺下休息歇过来了，自己到卫生所去。玛特辽娜虽不情愿，但还是去了，抽取了血样，送到区卫医院，就再没了消息。当然，这里玛特辽娜自己也有过错。

事情还得做，生活还得过呀。玛特辽娜很快开始站起来了，先是慢慢地移动，后来又逐渐活泼起来。

“你从前是没见到过我，”——她证实说:“我所有的麻袋都是五普特，我都不觉得重，公公对我喊道:“玛特辽娜，你会把脊梁压断的!”父兄从不到我跟前来，帮我把木头抬到车前面去。我们的马沃尔乔克是匹军马，很健壮。

“为什么是一匹军马呢?”

“我们的马被拉到前线去了，换回了这匹受了伤的马。它不那么温顺。有一次，马受惊了，把犁拖到湖里去了，男人们都跳开了，而我，真的，勒住龙头，把它拦住了。我们的马是吃燕麦的，男人们都喜欢喂养马，吃燕麦的马，不怕载重。”

但玛特辽娜也不是绝对什么都不怕的人，她怕大火，怕闪电，不知为什么最怕火车。

“有一次，我去切鲁斯基，火车从内恰耶夫卡驶出来了，瞪着大大的眼睛，铁轨轰轰响，我很着急，两腿颤抖，真的。”玛特辽娜自己也觉得奇怪，于是，耸耸肩。

“玛特辽娜·瓦西列夫娜，那可能是因为不卖票了?”

“小窗口呢?只塞给你软座票，火车已经来了，我们还在这儿来回跑，您快想想吧!男人们从梯子爬到顶上去了，”我们找到了一扇没有上锁的门，没有票，就这样直接挤进去了。车厢里都是硬座，全都是硬座，你伸直躺在上面都行。为什么不卖票呢?连点同情心都没有的寄生虫。我搞不懂……”

不管怎样，玛特辽娜的生活从来没有像那年冬天安排那么好过。总算开始发给她八十卢布的抚恤金，她还从学校和我这里得到一百多卢布。

“啊哈，现在的玛特辽娜可死不得啦!”有几个邻居已经开始嫉妒她了，说:“一个老太太，那么多的钱，怎么花呀!”

“什么?抚恤金?”——其他人不赞成地说:“国家给的——国家是暂时的，今天，你瞧，给了，明天就给减去了。”

玛特辽娜给自己订制了一双毡靴，买了一件新棉袄，又用一件穿过的铁路制服改做了一件大衣，这件制服是位司机送给她的，他是玛特辽娜过去的养女吉拉的丈夫。村子里驼背的裁缝在呢子下面给垫了棉花，做成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大衣，六十年来玛特辽娜从没穿过这么好的大衣。

隆冬，玛特辽娜把二百卢布缝进了这件大衣的衬里里以做自己的丧葬费用。

“我早就看穿了，伊格纳吉奇。”

十二月过去了，一月过去了，两个月她没有犯病。晚上她常常会到玛莎那里坐一会儿，嗑一阵儿瓜子。一般她晚上不叫客人来自己家，尊重我的作息时间，只有在耶稣受洗节那天，我从学校回来，在家里会碰到她们在跳舞，还给我介绍玛特辽娜的三个亲姊妹，玛特辽娜是姐姐——也就是保姆。在此之前，在家里很少听到她提起她的姐妹——要么她们害怕玛特辽娜会求助于她们。

这个节日里有一件事情，也许是一个预兆使玛特辽娜很伤心:她走了五俄里来到教堂打圣水，把自己的铁锅放在其他铁锅之间，水打满之后妇女们都拥上来拿自己的锅，玛特辽娜没来得及挤进去，第一批被拿走了，末了，她的锅也不见了，别人把她的锅拿走了，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器皿剩下，她的铁锅不见了，好像魔鬼给拿走了。

“姐妹们!”——她在祈祷的人群中来回走着，“有谁没在意端错了别人的圣水，用铁锅装的?”

谁也不承认是自己拿的。小男孩们淘气，他们到这里来过。玛特辽娜伤心地回到家里，她总是有圣水的，可今年没有啦。

但是，不能说玛特辽娜信奉上帝怎么虔诚，甚至说她就是一个基督教徒，但她还是非常迷信，如:伊凡禁食节那天不能进菜园——否则，来年收成会不好;如果刮旋风——就说明，有地方有人上吊死了;如果门夹着脚了——就会来客人，我在她家住了那么久，从没看见她祈祷过，也没见她划过十字。每做什么事情，都会说“上帝保佑!”每次我到学校去时，她也对我说:“上帝保佑!”也许，她做过祈祷，但没当着我的面，不好意思，也许怕使我难堪。干干净净的屋里有一个神圣的角落，厨房里玛特辽娜供奉着尼古拉·乌戈特尼克的神像。平时这里不点灯，但在举行彻夜祈祷仪式时需要点灯，每逢节日时从一大早玛特辽娜就把灯点上。

只不过，她的罪过要比她的跛脚猫少一些。那一个呀，总是咬死耗子……

只要稍微摆脱自己生活的困苦后，玛特辽娜就会认真地听我的收音机(我不会忘记给自己安装一个探测器——玛特辽娜总把它叫着插座。我的收音机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祸害了，因为我可以用自己的手随时关掉它，但是实际上，它是我走出这个偏僻的小屋的——探测器)。那一年有幸接待了两三个外国代表团，陪同他们并把他们带到各个城里，举行大会，每一天都有关于宴会，午餐和早餐的重要报道。

玛特辽娜皱了皱眉头，不以为然地叹了口气说:

“去吧——去吧——总会去够的!”

一听到又发明了新机器，玛特辽娜在厨房里嘟哝说:

“又是新机器，新机器，都不愿意用旧机器工作，那我们把旧机器搁哪儿呢?”

还是在那一年，有望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玛特辽娜在炉子旁摇摇头说:

“哎—哟—哟，改变什么呢?冬天还是夏天?”

收音机在播放夏里亚宾演唱的俄罗斯歌曲，玛特辽娜站在那里，听着，听着，果断地说:

“唱得怪怪的，不像我们的。”

“您说什么呀?玛特辽娜·瓦西列夫娜，您再仔细听听。”

她又听了一会儿，咬紧牙说:

“不，不是这样，调子和我们的不一样，声音也娇滴滴的。”

不过，玛特辽娜奖赏了我，有一次播放的格林卡的浪漫曲，在听了五个室内浪漫曲之后，突然玛特辽娜手抓着围裙，很受感动地从间壁那边走过来，一双浑浊的眼睛浸满泪水，说:

“这才是我们的音乐。”她小声说。

二

玛特辽娜习惯了我，而我也习惯了她，我们一起生活不再讲客套了。我晚上工作很长时间她也不干扰我，也不提任何问题来烦我。她身上没有一般妇女的那种好奇心，或者她是个对人很温和的人，她一次也没有问过我:是否结过婚?所有达里诺沃的女人都纠缠她，打听关于我的情况。她回答他们说:

“你们想知道，自个去打听。我只知道一点——他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不久，当我告诉她，我蹲过很长时间的监狱时，她只是默默地点点头，好像早就猜到了似的。

我所见到的也只是今天的玛特辽娜，一个忧伤的老太太，也从不提及她的过去。而且我也不去猜想，过去有什么好寻找的。

我知道，玛特辽娜还在革命前就出嫁了，很快就住到了我现在和她住的这间房子，很快就生炉子做饭了(也就是说，婆婆和大姑子都死了，所以，结婚的第二天早晨她就要拿起炉叉了)，我还知道，她生过六个孩子，但都一个接一个地过早地夭折了。因此，没有两个同时活着过。后来，她就收养了一个养女吉拉。玛特辽娜的丈夫去参战以后就没再回来了，也没有阵亡通知书。跟他在一个连的同村人说，他要么被俘虏了，要么阵亡了，但没找到尸首。在战后十一年里，玛特辽娜一直认为他死了，好在她这么想，不然，要是他还活着，现在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又结了婚，在巴西或者澳大利亚。达里诺沃村和俄语都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的……

有一次，我从学校回来，碰到家里来了客人，个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老头，摘下帽子放在膝盖上，坐在玛特辽娜给他放在房间中间的椅子上，靠近“荷兰炉子”，浓密的黑头发遮住了他整个脸，头发几乎都没有变白，浓密的黑色小胡子与黑色的又宽又密的胡须连在了一起。因此，几乎看不见嘴巴了。满脸黑色的络腮胡子，勉强露出耳朵，一直长到从两鬓向下垂的一绺绺黑色的头发边，两道又宽又黑的眉毛像搭桥似的彼此连接着，只是又秃又圆的额头向上一直到光秃秃的宽头顶，老头的整个外表使我觉得他有学问，有教养。他端坐着，两手交叉拄着拐杖，拐杖垂直支着地板，他以耐心等待的姿势坐在那里，看得出，很少和在间壁外忙碌的玛特辽娜谈话。

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从容不迫地把傲慢的头转向我，突然叫我:

“老师!……我眼神不好，我儿子在您那里读书，他叫安托什卡·格利戈里耶夫……”

他可以不再往下说了……虽然我一时冲动想帮助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就拒绝这位老人现在要说的话。格利戈里耶夫·安托什卡是一个长得圆呼呼的、十分腼腆的小男孩，在八班，样子看上去像刚吃了发面煎饼的猫。他像是到学校来休息的，坐在座位上，懒洋洋地微笑着，而且他在家里从来都不预习功课，但主要的是，为了保证该地区、该州以及邻近其他州的优异成绩，还是每年都让他升级了，他也清楚地知道，不管老师怎么吓唬他，反正年末还是会让他升级，因此他没必要学习。他简直是嘲笑我们，已经读八年级了，连小数都不会，弄不清楚，有哪几种三角形。前两个季度，在我这里最好的成绩是两分，第三个季度还会是这个成绩。

这个半睁半瞎的老头不像安托什卡的父亲，倒像他的爷爷，他低三下四的来求我，我现在怎么对他说呢，学校年年瞒着他，我现在不想再隐瞒下去了，否则我把全班都毁了，整天闹着玩儿了，那我不是无视自己的劳动和名声吗?

现在我就耐心地给他解释，他儿子的学业荒废了很多，他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在撒谎，要经常检查他的学生手册，严格地从两方面做起:

“还怎么严格呀，老师?”客人向我保证说:“现在，我每个星期都在打他，我的手很重。”

在谈话中我回忆起，有一次玛特辽娜不知道为什么还替安托什卡·格利戈里耶夫求过情，当时我没问，学生是他的什么亲戚，也拒绝了。玛特辽娜站在厨房门口，像个无言的请求人，当法杰伊·米罗诺维奇临走的时候对我说，他还要来打听情况的，他走后，我问:

“我不明白，玛特辽娜·瓦西列夫娜，这个安托什卡是您的什么人啊?”

“我大伯子的儿子。”玛特辽娜干巴巴地回答完，就挤羊奶去了。

仔细一想，我明白了，这个黑黑的、顽固的老头，原来是她失踪的丈夫的亲哥哥。

漫长的夜晚过去了，玛特辽娜再没有提到这次谈话，只是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当我想忘了这个老头，准备在安静的小屋里，在蟑螂爬动的沙沙声和挂钟的滴嗒声中开始工作的时候，玛特辽娜突然在黑暗的角落说:

“我，伊格纳吉奇，曾经差点儿嫁给他了。”

我也忘了玛特辽娜也在这儿了，没听见她说话，她在暗处说这句话的时候很激动，好像这个老头现在还在追求他。

显然，玛特辽娜一晚上都在想这件事。

她从简陋的破布床上起来后，仿佛跟着说话声慢慢地朝我走来，我身子向后靠了靠，——第一次发现玛特辽娜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们这个大房间里上面没有灯，屋里摆地满满的，像个橡皮树林一样，写字桌上面的灯只能照到我的本子上，离开灯光的眼睛看到这个屋子都很昏暗，呈粉红色。玛特辽娜从昏暗中走出来，她的两颊不像平时那样蜡黄，也是粉红色。

“他是第一个向我求婚的，比叶费姆还早……他是哥哥，我十九岁，他二十三岁，他们当时就住在这栋房子里，他们的房子，这房子是他们父亲盖的。”

我不由自主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栋陈旧腐朽不堪的灰色房子透过浅绿色的糊墙纸，老鼠在里面跑来跑去，向我流露出还没有发黑的，也没有刨光的很嫩的木头，散发出一种好闻的树脂味。

“那您把他怎么样了?后来呢?”

“那一年的夏天……我和他经常到小树林去坐坐，现在那片小树林被砍了，盖了马厩。就快嫁给他了，伊格纳吉奇，可是德国战争爆发了，他被抓去打仗了。”

她无意中说了这件事——一九一四年蔚蓝色的、白色的、黄色的七月突然闪现在我眼前:和平的天空、漂浮着的白云、收割成熟庄稼的人们。我想象他们并排站着:脸色乌黑的大力士肩扛着大镰刀，她，脸色绯红，抱着柴火，嘴里还唱着歌，歌声响彻云霄，农村现在早就不唱这种歌曲了。而且现在使用了机械更不再唱了。

“他上了前线，就失去了联系，我等了他三年，不表露自己的感情，但仍杳无音信。”

玛特辽娜头上裹着一条褪了色的旧头巾，在间接反射的灯光下圆圆的脸对着我看——仿佛脸上没有了皱纹，也不像平常那样不注重打扮了——完全是在做出可怕的选择前，一张受惊吓的少女的脸。

对，对……我明白了……树叶凋落了，下雪了——雪又融化了。又开始耕地，播种、收割。树叶又凋落了，又下雪了，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整个世界翻了个个。

“他们的母亲死了——叶费姆就来向我求婚。”说:‘你曾经想到我们家去，现在去吧!’叶费姆比我小一岁，在我们这里有个说法:聪明的姑娘在圣母节后出嫁，而愚蠢的姑娘却在彼得节后出嫁。他们家人手不够，我就去了……彼得节那天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可在冬天的尼古拉节前——法杰伊——从匈牙利的俘虏营回来了。”

玛特辽娜闭上眼睛。

我沉默不语。

她朝门转过身去，像对活人说:

“他站在门口，我几乎喊起来!朝他的膝盖扑过去!……不行!他说:‘他要不是我的亲弟弟，我非砍死你们两个不可’……”

我吓得哆嗦了一下。由于她的激动和害怕，我可以活灵活现地想象:皮肤乌黑的他，站在昏暗的门旁，向玛特辽娜挥起斧头。

但是，她平静了下来，扶着她面前的椅子背，音调和谐地讲述道:

“唉——呀——呀，可怜的人啊!村里有多少姑娘啊——他不娶，他说:‘他要找一个和你同名的，第二个玛特辽娜，’他硬是从里波夫卡给自己带回了一个玛特辽娜。单独盖了一所木房子，他们现在住的就是，您每天去学校都要经过他们家。”

啊，原来如此!现在我明白了，那第二个玛特辽娜我不止见过一次，我不喜欢她:她总到我们玛特辽娜这儿来抱怨，什么丈夫老是打她哦，什么丈夫是个吝啬鬼哦，什么抽她的筋哦，在这儿哭了很久，声音总是带着哭腔。

因此，我们的玛特辽娜没什么好惋惜的，法杰伊一生就这样打自己的玛特辽娜，直到今天在家里还是十分专横、霸道。

“我丈夫一次也没打过我。”她谈到叶费姆时说:

“在外面他和男人们动过拳头，但对我——一次也没有……也就有过一次，我和大姑子争吵，他用勺子打我的额头，勺子都打断了，我从桌子旁跳起来说:‘呛死你们，噎死你们，不劳而食的东西!’说完就到林子里去了。以后他再也没碰过我了。”

其实，法杰伊也没什么好遗憾的，第二个玛特辽娜也给他生了六个孩子(其中，我们的安托什卡是最小的，老幺)，都活下来了，而玛特辽娜和叶费姆的孩子一个也没有活下来，没活到三个月，也没生什么病，就都死了。

“有个女儿，叫叶莲娜，一生下来，给她洗的时候还是活的，一会儿就死了。这样，死了的孩子就用不着再洗了……我结婚的那天正好是彼得节，我的第六个孩子，亚历山大，就在彼得节那天下葬的。”

于是，全村人都认为——玛特辽娜有邪病。

“我身上有邪病!”——玛特辽娜毫不怀疑地点点头说。“大家把我送到从前的一个修女那里去治疗，她诱导我，让我咳嗽——”然后等着，让像青蛙一样的东西从我的喉咙里蹦出来，可是，并没有蹦出来。

流年似水……一九四一年，法杰伊由于视力不好，没让他去参军，但是，让叶费姆去了。和哥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弟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失去了消息。弟弟就再也没回来了。曾经热热闹闹的房子，如今已经腐朽了，旧了，空荡荡的，房屋的主人——无依无靠的玛特辽娜也老了。

于是她向受尽折磨的第二个玛特辽娜要了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或者是法杰伊的宝贝儿)——他们的女儿吉拉。

由于自己的孩子不在了，玛特辽娜把她当亲生女儿养了十年，在我来之前不久，把她嫁给了切鲁斯基火车站的一个年轻司机。现在也就是吉拉给她一点帮助:有时给一点糖，当杀猪崽的时候——给她割一块猪肉。

玛特辽娜总是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大概不久就要死了。玛特辽娜宣布了自己的遗嘱:在她死后，与房屋共同一个屋顶，但有独立的构架的正房由吉拉继承，至于这所房子本身，她什么也没说，她的三个妹妹还想要这栋房子呢。

就在那天晚上，玛特辽娜把全部事情都告诉我了，常常会这样，我刚刚了解她的生活关系和生活意义，就在那几天，事情有了变化，吉拉从切鲁斯基来了，法杰伊老头也开始着急起来，在切鲁斯基要想拥有一块地，并保存下来，年轻人就得建个什么建筑物，玛特辽娜的正房刚好合适，不可能再盖其他的，因为，没地方能弄到木头。无论是吉拉本人，还是她的丈夫，都没有像法杰伊老头那样，急于想得到切鲁斯基的那块地皮。

于是他就开始常到我们这儿来，一次，两次，并以教训的口气和玛特辽娜谈话，要求她现在，在生前就把正屋给吉拉，他这几次来，我觉得他不再像那个拄着拐杖的，推他一下或大声吼他一下就会倒下去的老头子了，虽然他腰疼背驼了，但体态还端正，六十多岁了，还保持着年轻人乌黑发亮的头发，说话咄咄逼人、脾气暴躁。

玛特辽娜已经两晚上都没睡着了，她很难做出决定。她并不是舍不得这间没用的正房子，一般来说，玛特辽娜从来都不怜惜自己的劳动和财物，这间正房反正遗赠给了吉拉，但要开始拆掉她居住了四十年的房子的屋顶，她还是觉得很伤心，连我这个房客看到他们开始拆房屋的木板和木料，都觉得痛心。这对于玛特辽娜来说——简直就是要她的命。

但是，那些坚持要拆的人都知道，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拆她的房子。

在一个二月的早晨，法杰伊带着他的儿子和女婿用五把斧头开始敲敲打打起来，拆下的木板嘎吱嘎吱地响起来。法杰伊的眼睛贼溜溜地转着，虽然他的腰直不起来，但他却一会儿灵活地爬到房架上，一会儿又在下面热闹地忙碌着，不时地吆喝他的助手们，这栋房子是他年轻的时候和父亲一起盖的，这间正屋是盖给他这个长子结婚住的，可现在他却要热心地把屋梁拆下来，从别人家的院子里把它们运走。

他们把木墙的原木和顶棚的木板标上记号以后，就把正屋和底层都拆了，而把截短了的木板台的小房子临时用窄板堵着。墙上留下一些小缝隙，这一切都证明，拆房的人——和建房的人不一样，根本不考虑玛特辽娜还要在这里住很久。

男人们拆房子时，妇女们在忙着准备搬运那一天喝的家酿酒。喝伏特加酒太贵，吉拉从莫斯科州带来了一普特糖，玛特辽娜·瓦西列夫娜在夜色掩护下把糖和瓶子带给了酿酒人。

把原木抬出来堆在了大门口，当司机的女婿到切鲁斯基开拖拉机去了。

就在那天晚上，下起了暴风雪——用玛特辽娜的话说，就是北风烟雪。暴风雪飞扬了两昼夜，道路上积满了许多大雪堆。后来，刚刚压出一条路来，开来了一两辆卡车。突然，天气变暖，在一天里，雪一下子就融化了，出现了潮湿的雾气，小溪潺潺流动，渗透到雪里，穿靴子的脚陷进雪里一直到整个皮靴筒。

已经两个星期了，拖拉机也没能把拆了的正房木板运走，这两个星期玛特辽娜总是失魂落魄的。使她特别伤心的是，她的三个妹妹来了，都亲切地骂她太傻了，把房子给了吉拉，还说，以后再也不想见到她了——就走了。

这几天，瘸腿猫又从院子里跑了——丢失了。祸不单行，这一切使玛特辽娜非常伤心。

最后，冰雪融化的道路被严寒冻上了。太阳出来了，心情好多了。那天夜里，玛特辽娜做了个什么好梦。一大早她就知道我要给人照一张站在旧式织布机旁工作的照片(只有两家还有这样的织布机，专门用来织粗地毯)，——她羞涩地微笑了一下，说:

“你再等两天吧，伊格纳吉奇，我让他们把房板拖走，把我的织布机装上，我的机子还很好——那时再照吧，真的!”

看得出，她也想再现一下昔日的风采，由于冬天火红的太阳映衬着被严寒封冻的被截短的门道窗户也泛着红色，这种光晒得玛特辽娜的脸发暖。与良心和睦相处的人，脸色总是很好。

黄昏前，我从学校回来时，发现我们家附近大家在忙碌着，一辆新的拖拉机爬犁已经装满了原木，但是，还有许多东西没装下——法杰伊老爷子一家和请来帮忙的人又钉好了一辆自制的爬犁。所有的人发疯似的干活，有这种激情的人，通常是想得到大量的钱或者大吃一顿。他们相互喊叫着，争吵着。

他们在争论怎样拉爬犁——单独拉呢，还是一起拉?法杰伊的一个儿子，瘸腿和司机女婿说，不能两辆爬犁一起拉，拖拉机拉不动。拖拉机手很自信，肥头大耳，身体特别健壮的人，声音嘶哑地说:他更清楚，他是司机，他可以把爬犁一起拉。他算得很清楚:按协定，火车司机是按搬走全部房木付工钱，而不是按搬运的趟数。一晚上拉两趟——每趟二十五公里——还得来回一次，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天亮前他和拖拉机都得回到车库，因为他是偷偷地出来干私活的。

法杰伊老头儿急于今天就把所有的房木头都运走，他就向自己人点点头，让他们做出让步。仓促钉起来的第二辆爬犁加挂在了坚固的第一辆爬犁上。

玛特辽娜在男人中跑来跑去，忙碌着把原木往爬犁上滚。这时我才发现，玛特辽娜穿着我的棉袄，袖子沾满了原木上的冰泥弄脏了。我不满地对她说了这件事，这件棉袄对我来说是个纪念，在艰苦的年代，它温暖过我。

这是我第一次生玛特辽娜·瓦西列夫娜的气。

“啊呀，呀，呀!可怜的人儿!”她不知所措地说。“我匆忙地抓错了，忘了是你的了。对不起，伊格纳吉奇。”然后就脱下来了，挂起来晾干。

木料装载完了，所有工作的男人不到十个人，他们从我的桌旁咯噔咯噔地走过，忽上忽下地掀起帘子，走进厨房。从那里传来低沉的玻璃杯碰杯声，有时也传来瓶子的叮当声，声音越来越大，吹牛越来越没边儿。拖拉机手吹得特别厉害，自酿酒浓烈的味道弥漫到了我这里。他们没喝多久，天黑了，他们着急要走，他们开始往外走，自满自负的拖拉机手一脸残酷无情的样子走了出来。法杰伊的火车司机女婿，瘸腿儿子和一个外甥要护送爬犁到切鲁斯基，其他的人都各自回家了。法杰伊挥着棍子，赶上一个人，着急地向他解释着什么。瘸腿儿子在我的桌旁停了下来开始抽烟，突然说，他很喜欢婶母玛特辽娜，还说，他不久前结婚了，刚生了一个儿子，这时有人喊他，他就离开了。拖拉机在窗外响起来了。

玛特辽娜最后一个急促地从间壁后面走出来，在那些人走后她担心地摇着头，她穿上棉袄，戴上头巾，站在门口对我说:

“怎么不租两辆拖拉机呢?如果一辆坏了，另一辆可以拉呀。现在怎么办呢?天晓得!……”

于是就跑去追大家了。

在酗酒之后，在争吵和来回走动之后，被遗弃的小屋变得特别安静，不时地开门，把房间弄得很冷。窗外完全黑下来。我也披上棉袄在桌旁坐下，远去的拖拉机的声音慢慢地安静下来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玛特辽娜还没回来。我并不奇怪，送走了爬犁，可能到自己的朋友玛莎那儿去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玛特辽娜还没回来，外面不仅很黑，一种特别的宁静降临到这个村子，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安静，为什么整个晚上离我们这半俄里的铁路上没有一辆火车开过去。我的收音机也不响了，因此，我发现老鼠闹得比什么时候都欢。它们在糊墙纸下面跑来跑去，越来越厚颜无耻，声音越来越大，吱吱叫得十分难听。

我睡醒了。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可是玛特辽娜还没回来。

突然我听到村子里有人在大声说话，他们离这儿还很远，但我觉得，他们仿佛是到我们这儿来。的确，很快就传来了剧烈地敲门声，一个威严的声音在喊开门，我拿着手电筒走出来，外面一片漆黑，这个村子都还在沉睡中，窗户的灯也没有亮，一个星期里雪都融化了，也没有雪光，我拧开下面的门闩让他们进来，四个穿军大衣的人走进屋子。深夜有人穿着军大衣，大声喧哗着来到你家，这让人很不舒服。

在灯光下，我细瞧了一下，有两个穿军大衣的人是铁路的，年长一点的，长得有点胖，和那个拖拉机手的脸一样，问道:

“女主人在哪儿?”

“不知道。”

“拉爬犁的拖拉机是从这个院子里开出去的?”

“是的。”

“他们出发前在这里喝了酒的?”

他们四个人眯缝着眼睛，在离台灯照不到地方四处打量。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抓了人或者想抓人。

“出什么事儿了?”

“问您什么，您就回答什么!”

“但是……”

“他们是喝醉了走的?”

“他们在这儿喝过酒吗?”

有人打人了?还是不让把房木运走?他们使劲地逼问我。但有一件事很清楚:由于私自酿酒玛特辽娜可能会被惩罚一个时期。

我退到厨房门口，并用身体把门挡着。

“真的，我没发现，也看不见。”

(我也的的确确没看见，只是听见。)

我仿佛不知所措地用手指着小屋，让他们看看小屋的环境:静静的灯光照着书桌上的书本;几棵怯生生的橡皮树;一张离群索居的人的寒酸的床，没有一点纵酒的迹象。

他们自己也懊丧地发现了这里没有任何狂饮的迹象，于是转身向外走，他们彼此说，可能不是在这个屋里喝醉的，不过，就说是在这里好啦。我送他们时又追问了一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走到便门时有一个人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

“他们都被压碎了，连尸骨都收不起来了。”

另一个补充说:“这还不算什么，二十一次快车差点出轨，那可就惨了。”

他们很快地走了。

“他们是谁?谁都被压碎了?玛特辽娜在哪儿?”

我很快回到屋里，掀开门帘，走进厨房，私酿酒的臭味扑鼻而来，这像一个沉寂的战场——乱堆的方凳和长条凳、躺倒的空酒瓶、还有一瓶没有喝完的酒、玻璃杯、没有吃完的咸鲱鱼、葱、切得乱七八糟的猪油块。

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蟑螂在战场上静静地爬来爬去。

我急忙去收拾这些东西。我涮瓶子，收拾餐具，摆椅子，把剩下的自酿酒藏到黑暗的地下室的最里边。

我刚一做完这一切，就像木桩子一样站在空荡荡的屋子中间:他们刚才提到二十一次快车?为什么呢?……也许应当让他们看看这一切，我开始怀疑了，他们这么可恶的态度——对没有官衔的人就不能解释点什么吗?

突然我家的便门响了一下，我很快走到木板台上问:

“是玛特辽娜·瓦西列芙娜吗?”

她的女朋友玛莎摇摇晃晃的进来了。

“玛特辽娜，我们的玛特辽娜，伊格纳吉奇……”

我让她坐下，她一边流泪，一边讲述着:

“在铁路的道口是个下山丘，很陡，没有拦路竿，第一辆拖拉机和爬犁开过去了，但是缆绳断了，第二辆自制的爬犁卡在道口上，房木散架了，倒了，自做的第二辆爬犁法杰伊没舍得给好木料。拖拉机手和瘸腿儿子把第一辆稍微拖开一点，又回来拖第二辆，缆绳都系好了，玛特辽娜也跑来了，在拖拉机手和爬犁之间，她在那儿能帮男人们做些什么呢?她总喜欢参与男人的事情，有一次，马差点把她给撞到湖里去了，掉进了冰窟窿里。你到这个讨厌的道口去干什么?——你把正屋给她了，你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火车司机一直注视着切鲁斯基方向火车来了没有，火车的前灯老远都能看见，从另一个方向，也就是我们车站这个方向，来了两辆挂在一起的机车，没有灯，向后行驶。为什么没有灯呢?不清楚。当机车倒退的时候，煤水车的煤灰溅进了火车司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了，撞上了，拖拉机和爬犁之间的三个人都被压扁了，拖拉机毁坏了，爬犁撞成了碎木片，铁轨陡立起来，两辆机车都歪了。”

“他们怎么没听见机车开过来了呢?”

“拖拉机开动起来声音很大。”

“尸体怎么样了?”

“不让靠近，封锁了现场。”

“我怎么听说是快车什么的……好像是快车吗?”

“十点钟的快车——经过我们车站不停，也驶向道口。但机车翻了，两个司机没受损伤，跳下来就向后跑，并挥舞着双手，站在铁轨上，——火车才来得及停下来了……外甥也给原木砸成了重伤。他现在还躲在克拉芙卡家里，不想让人知道，他也去过道口。否则，就要让他出庭作证!……俗话说:不知情的人躺在炕上，而知情的人被带走……而吉拉的丈夫——一点也没有擦伤，他想自杀，大家把他从绳套上解下来。都是我不好，他说，婶母和弟弟才被压死了，我现在就去自首……现在不是把他送到监狱去，而是送到疯人院去。哎呀，玛特辽娜，玛特辽娜呀……

玛特辽娜没了，就这一个亲人还被压死了，就在最后一天，为棉袄的事我还责备她呢。

卖书的张贴画上红黄色的妇女还在高兴地微笑着。

玛莎大婶又坐了一会儿，哭了一阵，正站起来要走，突然问道:

“伊格纳吉奇，你还记得不……玛特辽娜有一件绒衣……她说过在她死后给我的丹尼卡，是吗?”

在昏暗中她以希望的眼神看着我——难道我忘了吗?

但是我记得:

“对，她是说过”。

“那好，你听我说，你让我现在就拿走，明早亲戚们都来了，我就拿不成了。”

她又以哀求和期望的眼神看着我——她是玛特辽娜半辈子的朋友，也是这个村里唯一喜爱玛特辽娜的人……

大概，只能这样吧。

“当然，拿走吧。”我肯定地说。

她打开柜子，找到了绒衣，塞进大衣的前襟，就离开了。

老鼠几乎丧失了理智，沿着墙壁爬来爬去，绿色的糊墙纸在老鼠的脊背下十分明显地波动着。

我没地方可去，他们自己还会来找我，审问我。早晨我还得去学校，已经是夜里两点多钟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锁上门，躺下睡觉。

锁上门是因为玛特辽娜不会再回来了。

我没熄灯躺下了，老鼠在吱吱叫，几乎是哀叫。但一直不停地跑呀跑。疲劳的、毫无联系的思绪一时摆脱不了不自由自主的恐惧——仿佛玛特辽娜隐隐约约地在这里走来走去，和自己的房子告别。

突然我想象着年轻的皮肤黝黑的法杰伊出现在门口的昏暗处，手里拿着斧头，站在门槛上，说:

“如果不是我的亲弟弟，我非砍死你们两个不可!”

四十年过去了，他的威严就像那把旧斧子，一直在那个角落里——还是砍下来了……

三

天亮了，妇女们把玛特辽娜残存的遗体从道口用爬犁拉回来了，上面盖着脏兮兮的麻袋，拿掉麻袋，给她清洗尸体，都混杂在了一起——脚，半个身子，左手都没有了。一个妇女画着十字说:

“上帝把她右手留下了，让她在那里向上帝祈祷呢。”

玛特辽娜那么喜欢这一堆橡皮树，有一天夜里，屋里冒烟了，她醒了以后，不先救房子，而是先把橡皮树放倒(怕树被烟雾熏死了)，现在这一大堆橡皮树被搬到外面去了，把地板擦得很干净，在玛特辽娜模糊不清的镜子上搭了一条旧式的家用宽面巾，从墙上把节日的画取下来，把我的桌子移开，在靠窗户，紧挨着圣像的长条凳上放着没有任何装饰的棺材。

玛特辽娜躺在棺材里，一条干净的床单盖在她残缺不全的尸体上，头有白色的头巾包着，——脸是完整的，很安详，像活人的脸，不像死人的。

村里的人也都来站站，瞧瞧，妇女们还把小孩带过来看一眼死人，如果开始哭的话，妇女们哪怕是出于微不足道的好奇才到这里来，也会站在门旁和墙边哭一会儿，好像合唱伴奏一样。而男人们则摘下帽子，笔直地默默地站着。

主要是亲戚来哭吊死者，在他们的哭声中，我发现有一种经过冷静思考的，历来形成的规矩。那些比较远的亲戚，走到棺材旁站的时间不长，哭诉的时间也不长，那些认为自己是死者比较近的亲戚，从一进门就哭，走到棺材旁，俯身对着死着的脸边数边哭，每个哭灵的人声调都是独创的，都在陈述着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在这里我才知道，哭诉死者，并不仅仅是哭哭而已，它有着自己的套路，玛特辽娜的三个妹妹从各处跑来了，占了房子，山羊、炉子，锁上了衣柜，从大衣的衬里取出了二百卢布的丧葬费，向所有来的人解释说，她们才是玛特辽娜的亲人，她们在棺材旁这样哭诉的:

“哎呀，姐姐呀，姐姐呀!孩子的大姨呀，大姨呀!你是我们惟一的亲人呀!你活得好好的，我们会常来看望你的!是房子害死了你呀!是这可恶的房子要了你的命呀!你为什么要拆它呢?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的劝呢?”

玛特辽娜妹妹的哭诉是对男方家亲戚的控诉，不应当强迫玛特辽娜把房子拆了(潜在的意思是:正房你们拿就拿去了，现有的房屋我们就不会再给你们了)。

男方的亲戚——玛特辽娜的大姑子，叶费姆和法杰伊的姐妹们，还有侄女和外甥女也来哭诉说:

“婶婶呀，舅妈呀，你怎么不爱惜自己呀!她们现在一定要埋怨我们呀!你是我们的亲人，可错都在你呀!你的死和拆正房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到那个把你往死亡线上推的地方去呢?谁也没有让你去呀?你怎么就死了呢——连你自己都没有想到吧?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的话呀?”

(从所有这些哭诉中有一个明显的答案:那就是，她的死我们是没有错的，关于房子我们还得谈谈。)

但是，那第二个玛特辽娜，脸宽宽的，傻傻的，——也就是法杰伊曾经取一个同名的来顶替玛特辽娜的女人，她打破了这个套路，傻头傻脑地在棺材旁拼命大声地哭诉着:

“你是我的亲姐姐呀!难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哎哟，哟……以前我和你无话不谈!请你原谅我这苦命的人吧!哎哟，哟……!你去见自己的圣母了，你大概也会把我带去吧?哎哟，哟!……”

她仿佛在用“哎哟，哟!……”来发泄自己的所有怨气，还用胸脯不停地撞棺材板，当她的哭诉超出了仪式范围时，妇女们也承认她哭诉得很成功，都亲切地劝她说:

“别哭啦!别哭啦!”

玛特辽娜不哭了，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发疯似地号啕大哭。这时从屋子的角落里走出一个耄耋老太太，把玛特辽娜的一只手放到肩上，严厉地说:

“世界上有两个谜:我是怎么生的——不知道，我会怎么死——也不知道。”

玛特辽娜立刻止住了哭声，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了。

但是，这个老太太本人，实际上，也不比这里的老太太老多少，本来也不是玛特辽娜的什么人，过了一会儿，她也哭了。

“啊，你呀，我最心爱的人!啊，你呀，我的瓦西列耶夫娜!我送你们已经送够啦!”

玛特辽娜倒霉养女的号啕大哭，已经完全不是按什么仪式——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少见的号啕大哭，那个吉拉从切鲁斯基来，就是为她拆房子，运送木料。她披头散发，眼睛红红的，充满了血丝。在严寒中，她的头巾掉了，她都不知道，或者她穿大衣时，胳膊都没有伸进袖子。她精神失常地从一间放有养母棺材走到另一间放有哥哥棺材的房子，大家都担心她的精神状态，因为她的丈夫还受审判。

有人提出，她的丈夫应该罪加一等:他不仅运送了房子的木板，而且他是火车司机，应当知道无看守道口的规则，他应该去一趟车站，告诉车站拖拉机出事故啦。那天夜里在一列从乌拉尔开来的快车上，有上千条性命，他们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静静地躺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床铺上，差一点都丧命了。由于几个人的贪婪:占有一块土地，或者不让拖拉机跑第二趟。

由于这间正屋，从法杰伊着手拆它的那一刻起，就该诅咒!

不过，拖拉机手不再受人间法庭的审判了，铁路局错就错在，繁忙的铁路道口没人看守，两辆挂在一起的机车没有车灯，因为他们一开始还想把责任推到醉鬼身上，而现在法庭把案件压下了。

铁轨和路基都扭曲变形了，棺材在家里停放了三天，没有火车过来，让它们从其他的支线绕走了。整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从调查结束到安葬，道口处日夜都在修复铁路，修铁路的人都冻僵了，为了取暖，夜间为了照明，他们就用第二辆爬犁上散落下来的白拣的木板和原木搭起篝火。

而第一辆爬犁装得满满的，整整一车木料，停在道口外不远。

正是这个原因——一辆爬犁招惹人们，系好缆绳等人去拖它，而第二辆还可以从火里救出来——正是这个，整个星期五和星期六才使黑胡子的法杰伊精神痛苦不堪，他的女儿精神失常，女婿要受法庭审判，被他害死的儿子还躺在自己的家里，在那条街上——躺着被他害死的，他曾经爱过的女人。他只是过来，用手捏着胡子，在棺材旁站一会儿，高高的前额上显示出凝重的思索。他想着——怎样从篝火中，怎样从玛特辽娜的妹妹的阴谋诡计中救出房屋的原木。

我把达里诺沃的人逐个思索了一遍，发现村子里像法杰伊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

语言把我们的财富奇怪地称之谓“善”，我们的“善”，人民的“善”，我的“善”。失去了它，在人前就被认为是可耻的、愚蠢的。

法杰伊一刻也没歇下来，一会儿去村子，一会儿又到车站，来回地跑，一会儿去找这个领导，一会儿又去找那个领导，驼着背，拄着长拐杖，请求每个人体谅他年纪大了，允许他把房子的木料拉回家。

有人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法杰伊召集来了他的没有死的儿子们，女婿们，外甥们，又在集体农庄牵来了马，从拆毁的道口的另一侧，经过三个村子，绕一大圈，把剩下的房屋木料拉到了自家院子里。他在星期六的夜里做完了这件事情。

星期天白天进行了安葬。两口棺材都抬到了村子的中央，亲戚们在争论，哪口棺材应该在前面，后来，就把婶婶和侄子并排放在一辆又矮又宽的无座雪橇上，二月的天气，雪面又冻了一层冰，在阴霾的天空下，把死者拉到和我们这儿隔着两个村的教堂公墓去。这天刮着风，使人觉得不爽快，牧师和助祭在教堂里等着，没有前往达里诺沃方向去迎接。走到村口，人们慢慢地走着，吟唱着，后来——就停下来了。

一直到星期天我们屋里忙碌的妇女们也没有安静下来。老太太在棺材旁哼唱着诗篇，玛特辽娜的妹妹们拿着炉叉在俄式炉子旁来回穿梭。烧红的泥炭饼从炉口冒出热气——这些泥炭饼是玛特辽娜用麻袋从很远的沼泽地背回来的。劣质的面粉烤的煎饼不好吃。

星期天，当大家送葬回来时，天快黑了。大家聚在一起吃葬后宴，几张桌子摆成一张长桌，放到了早晨搁棺材的地方。一开始，大家都围着桌子站着，一个老头——大姑姐的丈夫朗诵了《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给每个人在盘子底上倒了一点蜜水。为了追荐亡灵，我们用勺子把蜜水都喝完了，不掺任何东西。然后吃了点东西，喝了点伏特加。谈话也变得热闹一些了，在喝果子羹之前，大家都站起来吟唱了《永垂不朽》，(他们这样给我解释说，必须在喝果子羹之前唱它)，然后又开始喝酒，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已经不再谈玛特辽娜了，大姑姐的丈夫开始大吹其牛:

“正教徒们，你们发现了吗，今天教堂葬仪进行得很慢，这是因为米哈伊尔神父发现了我，他知道，我懂这种祈祷仪式，否则——三言两语就完事儿了。”

晚饭总算结束了，大家又站起来，唱了《可敬爱的……》，然后，又重复了三遍:永远怀念!永远怀念!永远怀念!但声音嘶哑，不整齐，脸上喝得醉醺醺的，谁也没对这种“永远怀念”倾注真实的感情。

后来，大部分客人散了，还有些最亲近的人留了下来，他们掏出烟卷，开始抽起来，不时传来玩笑声和笑声，当提到玛特辽娜失踪的丈夫时，大姑姐的丈夫捶着自己的胸脯，对我和一个皮鞋匠——也就是玛特辽娜妹妹的丈夫证明说:

“他死了!叶费姆肯定死了!要不，他怎么不回来呢?如果我知道家乡的人会吊死我，我反正还是要回来!”

皮鞋匠赞同地冲他点点头，他是个逃兵，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家乡，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躲藏在母亲的地下室里。

那个严厉的，沉默寡言的老太太高高地坐在炉台上，她留在这里过夜，她比所有老太太都老。她从上面默默地、以谴责的目光盯着那个不体面的，十分活跃的五、六十岁的年轻人。只有在这间房子里长大的养女走到间壁后面，并在那里痛哭。

法杰伊没来追悼玛特辽娜，可能是在家追悼自己的儿子，不过，最近几天他不怀好意地到这间房子来过两次，主要想和玛特辽娜的妹妹和逃兵皮鞋匠谈判。

关于这间房子争论的焦点是:这间房子该给谁——是给玛特辽娜的妹妹还是给养女。事情已经遇到困难，要起诉到法院，但又和解了，认为，法院把房子既不判给妹妹，也不判给养女，而是给村苏维埃。协商妥了。山羊给一个妹妹，房子给皮鞋匠和他的妻子，作为抵还法杰伊的债务，因为“这里的每一根原木他都亲手抚爱过，”所以，正屋的木料他已经拉走了，还有山羊住的板棚和院子与菜园之间里边的栅栏也让给了他。

于是，这个贪得无厌的老头子克服体弱多病，腰酸背痛，又显得活跃和年轻了。他又召集没死掉的几个儿子和女婿，让他们拆板棚和栅栏，他自己用小爬犁把原木一车一车地运回去。最后，他只能和他那在八年级四班的安托什卡一起拉了，这小孩干这活儿不偷懒。

在春天到来之前，他们把玛特辽娜的房子钉好了。我搬到离这儿不远的大姑姐家去住。这个大姑姐时常以各种原因回忆玛特辽娜的一些事情，这也使我从另一个方面对死者了解得更清楚了。

“叶费姆并不爱她，她说:他喜欢她打扮得像个有文化的人，但她总是打扮得乡里乡气，有一次，我和他一起进城，找点事做，挣点钱。他就在那里给自己找了个小姐，不想回到玛特辽娜身边了。”

她对玛特辽娜的一些评论都不是赞许的。说她邋遢不讲卫生;对购置日用物品不热心;没有爱心;不饲养小猪，不知道为什么她不喜欢喂小猪;而且说她很傻，帮别人忙也不要报酬(她想起玛特辽娜最重要的原因是，以后再也喊不到人来帮她拉木犁翻耕菜园了)。

以前大姑姐是承认玛特辽娜的忠诚和朴实的，而现在谈起来却带有一种鄙视惋惜的口吻。

仅仅从大姑姐不赞同的评论中玛特辽娜的形象浮现在我眼前，甚至我和她住在一起，我还是不太了解她。

确实!——每一家都有小猪，她家没有。有什么能比喂养一头贪婪的小猪容易呢?除了吃，世界上无论怎样它都不在意。一天给它煮三次食物，它就是为吃而活着——然后就把它杀了，就有油吃了。

她却没有……

她没有热衷于购置日常物品……也没有拼命去挣钱用于买东西，把它们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她不追求漂亮的打扮，也不热衷于去给怪物和恶棍涂脂抹粉。

不能理解被丈夫抛弃的她，埋葬了六个孩子，但没有埋葬喜欢交际的性格，她和自己的妹妹们、姑子们完全不一样，她愚蠢地帮别人干活还不要报酬。她到死也没给自己攒下财产，只有一只灰色的山羊，一只瘸腿猫，几棵橡皮树……

我们大家和她生活在一起，却不理解她，她才是那种最正直的人，像俗话所说，没有她，就没有这个村子。

无论是城市，还是我们整个地球，都不能存在。

六、难点分析

在青年时代，玛特辽娜承受了六个孩子的死亡，丈夫的失踪，在战场上杳无音信，而现在却过着孤独的、充满农村烦恼的生活，但是她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善良和信心。最初找她帮助的村民，骂她是个傻瓜。勾心斗角的亲戚们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就试图瓜分她的财产——一幢破旧的正房。玛特辽娜不仅不反抗，她还用自己酿的酒招待众人，并亲自去送他们。她的生命以悲剧性的偶然事件而结束:在帮忙运送木料的时候，她掉进了火车底下。在马克西姆·奥普列斯科夫的舞台设计上玛特辽娜的最后避难所是一个高高的木十字架。

索尔仁尼琴不长的小说《玛特辽娜的家》，写于半个世纪之前，发表于1963年由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上，成为文学中的一件大事，成为关于一个普通(谦虚的，讲良心的，心灵博大而快乐的)妇女悲惨命运的真实的话语。

七、思考题

1．为什么作家说“玛特辽娜才是那最正直的人，像俗话所说，没有她，就没有这个村子”?

2．如何评价这些亲戚，当他们还在玛特辽娜活着的时候就试图瓜分她的财产——一幢正屋的时候?

八、作业

1．讨论一下玛特辽娜的悲剧。

2．简要评述索尔仁尼琴的创作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