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校书考论

官藏整理

一、官藏整理

秦始皇专任刑法而治，焚书坑儒，制挟书令，禁绝私学，在这种氛围下，大臣谗佞，百姓钳口，根本不可能对其官藏进行整理，我们也未见这方面的记载。

真正意义上的整理官藏，肇始于西汉。西汉立国不久，为了巩固政权，迅速恢复和完善国家的各项制度，刘邦在有远见的文臣建议下，就开始注意了文化建设，他及其后嗣转变理念，由“马上得天下”逐渐转向“以文化天下”。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汉书·高帝纪下》有大同小异的记述，道：“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这实际上是在大臣主持下，分工整理纂集图书的一次活动。

“次律令”是把搜集到的秦朝法律，根据汉初的社会状况，重新进行审定和编次。当初，刘邦入关灭秦，废除秦朝一切苛法，只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刘邦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49]。“韩信申军法”，据《汉志·兵家小序》介绍：“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张良、韩信把删削后的兵书定为三十五家，汇编起来，它的编次，应有一定的顺序。“张苍为章程”，是讲张苍参考众多度量衡书籍之后，经过损益去取，制定了汉朝的度量衡制度。从萧何“捃摭秦法”、韩信“序次兵法”、“删取要用”到“张苍定章程”来看，已开始了比勘异同、删定篇次的官藏整理工作。汉初这次由政府组织人力整理官藏的活动，首开其例，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

武帝时期，随着国家藏书数量的增加，整理官藏的活动重又启动。当时，武帝正积极对外用兵，急需参考军事文献，于是即命“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50]，亦即由军政杨仆负责，收集以往的兵书，加以整理后，编成一部军事著作《兵录》，但尚不完备。这次整理官藏，具体如何实施，因文献记述不详，我们不得而知。(www.guayunfan.com)西汉至成帝时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系统的官藏整理活动，由著名学者刘向、刘歆父子负责，这次遍校群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为什么成帝时开展这项工程，它是有着广阔背景的。

首先，自汉初以来，政府多次征书，加上百余年来新产生的书籍文献，使官府藏书“积如丘山”，这些书籍文献由于保管不善，自然损坏严重，因脱简而导致散乱，严重影响了使用，客观上需要整理；其次，自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政策后，研治经学蔚然成风，当时，训经解经之书繁多。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对经学作一总结，也需要整理这些书籍；最后，统治者想通过整理图书，发掘出更多的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东西，借鉴资治。

《汉志·总序》对这次整理官藏记述颇详，道：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

如此看来，这项巨大工程的班子，是按照书籍的内容和性质分成六个组，分别由专门人才负责整理，最后由刘向总其成。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是汉朝宗室，著名学者，藏书家。他学问博洽，著述宏富，班固在《汉书·楚元王传》赞中，说刘向“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歆(前?－后23)是刘向的少子，字子骏。《汉书》本传说他“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

我们从《汉书》中所透露的信息和向、歆父子这次整理官藏后编成的《别录》、《七略》二书今存的佚文中，可以了解到他们校书的大致程序：

(一)广备异本。当时的简策帛书，都是用手抄写的，故多有不同的本子，刘向校书时，首先尽量集中一书的各种本子，互相雠校。如他在《管子书录》中说：“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在《晏子书录》中讲：“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在其它书录中，他也都谈到了这点。可见他在校书之前，先收罗了很多的异本，作为校勘时的参考。

(二)删去重复。有些书籍，中外本的篇章各有残缺，或彼此重复，刘向针对这种情况，采取相互补充的方法，除去重复，纂成全本。他在《晏子书录》中说：“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在《管子书录》中云：“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在《列子书录》中谓：“(《列子》)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这是除重补缺的工作。

(三)订正脱误。我们以刘向校《尚书》为例，看刘向是如何订正脱误的。《汉志·书序》载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他在《晏子书录》中说：“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在《战国策书录》中也指出：“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其它书录中，刘向也谈及此项内容。

(四)整合篇章目次。在今存的《晏子书录》、《孙卿书录》、《礼经书录》和《列子书录》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点。如《晏子》八篇，定著《内篇·谏上》第一，至《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孙卿》三十二篇，定著《劝学篇》第一，至《赋篇》第三十二；《礼经》十七篇，定著《士冠礼》第一，至《少牢下篇》第十七；《列子》八篇，定著《天瑞》第一，至《说符》第八。这些篇目次第至今还保留着。

(五)除去异称，确定书名。刘向对性质相同、而名称各异之书，除去各种异称，为之确定新的书名，如他在《战国策书录》中讲：“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由此可知，许多古书的名称，是刘向校书时确定的。

(六)撰写书录。刘向每校毕一书，则写书录一篇，介绍校书经过、作者生平、思想、该书价值以及学术源流等内容，即《汉志·总序》所说的“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阮孝绪《七录序》也讲了这点，道：“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辩其讹谬。”这些书录，是我国古代官藏史上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可惜因《别录》亡佚我们不能阅其全貌[51]。

刘向典校官藏，将原来没有书名的，确定了书名，原来编次杂乱的，排好了次序，原来内容重复的，去掉了重复，原来传抄错误的，改正了讹文错字，把一大堆丛杂、散乱、舛误的书籍文献，整理成可供资治阅览的读物，前后辛勤工作近二十年，在即将完成全部宏伟事业的时候，死在了校理官藏的官任上。他的儿子刘歆，奉命继续其事业，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整理完了全部的国家藏书。

参加这次整理官藏其姓名可参考者，除向、歆父子外，还有任宏、尹咸、李柱国、杜参、班籠、望(失其姓)、王龚、扬雄、苏竟、杨宣等人。

任宏(生卒年不详)字伟公。成、哀时期先后任过步兵校尉、执金吾、守大鸿胪等职。《汉志·兵书序》云：“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尹咸(生卒年不详)，其父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对《春秋左氏传》甚有研究，传授给尹咸及翟方进、胡常等人。尹咸后任过大司农[52]。据《汉书·刘歆传》记载：“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杨树达先生认为，从尹咸随刘歆“共校经传”看，“则咸不仅校数术也”[53]。

李柱国(生卒年不详)，从《汉志·总序》中知李柱国时任成帝侍医官，颜师古注“侍医”为“天子之医”；《隋志·总序》述其时为“太医监”。李柱国其他事迹因史书缺载，故不可详知。

杜参(生卒年不详)，西汉成帝时的学者和藏书家。《汉志·诗赋略》著录：“博士弟子杜参赋二篇。”颜师古注曰：“刘向《别录》云‘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刘歆又云‘参，杜陵人，以阳朔元年病死，死时年二十余＇。”刘向《管子书录》云：“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又《晏子书录》云：“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列子书录》亦云：“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由是而知，参拥有藏书，且学问富赡，可惜英年早逝。

班籠(生卒年不详)，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是班固叔伯祖，成帝时著名学者兼藏书家。据《汉书·叙传》记载：“(班)籠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籠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籠亦早卒。”班籠学识渊博，深受成帝宠信，帝拒其叔父求书之请，而赐书班籠，从此班家始有藏书，因之培养出史学大家班彪、班固父子。

望(失其姓，生卒年不详)，其与刘歆校书时为太常属官，雠校了《山海经》。据《山海经书录》记载：“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

王龚(生卒年不详)，成、哀时期官任光禄勋，与刘歆共同校书，因赞同刘歆在官学中立《左氏春秋》主张遭贬，外任弘农太守。《汉书·房凤传》记载：“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

扬雄(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末著名学者、藏书家。他好学勤思，博极群书，著述宏富，班固以之与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相比，说他的著作“有补于世”[54]。成帝时，扬雄为侍郎，给事黄门。其参与校理官藏事迹，《汉书》本传载：“莽诛丰父子，投盞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其著有《太玄》、《方言》、《法言》，流传至今。

苏竟(生卒年不详)字伯况，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平帝时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他对图纬深有研究，并精通百家之言。《后汉书》本传载其“王莽时，与刘歆等共典校书，拜代郡中尉”。

杨宣(?－约7)字君纬，什邡(今四川什邡)人。通解鸟语，善说灾异。成帝时官拜谏大夫，出为交州牧。哀帝即位，任河内太守，又征为太仓令。其参与校理官藏事迹，《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条记载：“平帝时，命(杨宣)持节为讲学大夫，与刘歆共校书。居摄中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