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活在中国和日本之间

以上提到的事例中主人公都已经获得日本永久居留权，中日之间的活动得到法律的允许，给他们选择生活中心地留下余地。下面的事例中主人公已经加入日本国籍，他们选择了更密切接近日本社会-文化制度的生活。

A先生出生于新疆，维吾尔族人，1985年以两年访问学者的身份被公派到日本。2年到期时，他还想在日本继续攻读博士课程，于是先回新疆与未婚妻结婚，1988年带着妻子再赴日本。妻子是乌兹别克斯坦人。他们的日语、英语、普通话、维尔族语都说得很好。A在九州岛工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通产省的九州岛工业技术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两年半后，A就业于一家日本一流公司。博士生阶段他曾在该公司做过兼职，在公司的邀请下他加入该公司。他最初持中国护照，与上司到海外出差时很多时候存在签证带来的不便，而且需要频频到日本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各种核实手续，诸多不便使他慢慢萌发归化为日本人的念头。1997年，A先生与妻子及女儿都归化为日本人。妻子说：

“我虽然不太愿意归化，但是当时要求必须全家一块儿申请才行，所以没办法。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坟墓的事情。不过我们本来就不是中国人，我们作为维吾尔族的认同感很强，作为中国人的意识比较薄弱。”

她的民族意识比较强，她接着说：

“在日本读井上靖的《丝绸之路》时，他描述的维吾尔族的内容与事实并不一致。虽然井上说亲自到过维吾尔调查，不过我觉得他参考的资料几乎都是官方的资料。”

1999年，A氏作为日本T公司职员被派驻中国上海分公司。女儿在日本出生长大，来中国的时候上小学五年级。他们让她到国际学校上学，不愿意让她上普通的中国小学。女儿现在已经在美国的大学攻读本科。A夫人说自己在日本生活最有安全感，往返中日时也喜欢乘坐日本公司的班机。

2000年，A氏到广州分公司当经理。他们住的豪华公寓与日本驻在员位于同一地方，楼盘售价平均每平方高达4万元以上（笔者网上查得数据）。A夫人平时的交友圈以日本驻在员夫人为主，还有一些维吾尔族的老乡。笔者给她打电话的时候，话筒边传来的是日语“Moshimoshi”，她告诉笔者，“打电话过来的几乎都是日本人，偶尔也有维吾尔族的朋友打过来”。她还加入广州日本妇女会，四年前担任会长，在妇女会里主要跟日本驻在员的太太们以及那些与日本男性结婚的中国女性交流。她会说普通话，但是

“我很少接触‘Genchi no kata tachi’（日语，‘本地人’的意思），跟她们合不来。女儿在国际学校读书时，香港和台湾过来的母亲们也说过‘跟本地人合不来’。”

A氏跟笔者谈及他回国以后的感想时说：

“本来打算回国，不过在日本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也有一些崇拜的人，慢慢感染了日本人的思想。（在中国）时间越长，越感到不适应中国。因为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所以没有‘回来’的意识。我属于日本公司，公司派我来中国，待遇也与日本人完全一样。除了公司内的本地职工以外，很少与公司外部的本地人（用日语‘Soto no hitotachi’）交流。以后未必一直在这里，也许还会去别的地方，也可能回日本。”

根据以上的事例，对他们来说归化有何内涵？日本人类学者川上郁雄研究在日本的越南移民，在与在日朝鲜族的归化及其他归化作比较后考察了越南移民的归化，指出关注对他们的生活来说归化有何意义这一问题非常关键。对在日朝鲜族来说，归化意味着放弃民族认同，是成为“日本人”的“通过仪礼”；而对在日越南移民来说，归化意味着“生活战略”，是为了日本生活更“方便”，换言之，归化是他们主体地适应现实生活环境的表现之一（川上，2005：185—192）。笔者认为，对A氏家庭来说，归化不是为了作为“日本人”生活，也不仅只是为了方便在日本生活，而是为了方便生活在日本和中国之间。也可以说，归化是他们的“生活战略”。这里所说的“生活战略”，根据川上郁雄的界定，意为主体地适应生活环境的态度（川上，2005：185）。对A先生来说，因为归化为日本人，所以他在中日之间的事业取得成功，而且有助于他维持自己在中日之间的“跨国社会空间”（Faist，2000）。

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归化，A先生归化的直接原因是在日本公司工作过程中持中国护照给海外出差带来不便，这意味着中国国籍制约了他的跨国活动，因此不能忽略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对中日之间跨国实践的制约。

此外，从A先生的家庭事例可知，他们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各自文化-社会制度的碰撞中，处于文化公民身份再建构的调适、抵触、协商和创新过程。他们在广州的交友关系都以日本公司相关的人际关系为主。他们用“Genchi no kata tachi”或“Soto no hitotachi”来表达本地人，在日语中“kata tachi”和“Soto no”表示把本地人当作局外人，可见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他们对本地社会并没有归属感，但我们又不能从中日这两个国民国家的标准以二元论探讨他们的文化公民身份问题。至于他们的女儿，虽然出生在日本，跟随父母国籍成为日本人，不过她的文化认同不能说完全在日本。她在政地学上是“中国人”，可是小学五年级前一直在日本成长，虽然“回国”后进入与当地社会存在距离的国际学校学习，其后还去了美国留学。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印证了公民身份的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Ong，1996；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