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的讲学

1918年的一天，杜威正在大街上散步，忽然听见周围有人喊老师，他循声望去，却看到一位日本人在冲着他笑。杜威定睛一看，哦，原来是自己的学生小野荣二郎。的确，这位日本人正是小野。他曾在密执安大学师从杜威，后来虽然进入商界，但仍旧与老师保持着联系，二人寒暄后，小野就开门见山向杜威说：“老师，我这次来，是代表我自己和东京帝国大学来邀请您前往日本讲学。希望您能答应。”杜威听后，略微沉吟了一番，想起自己早有在远东走一走的念头，随即愉快地接受了小野的邀请。

同年冬天，杜威夫妇启程踏上了前往樱花之国的路途，后来，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连续作了几次以民主社会等为内容的演讲，颇受欢迎。等演讲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他便准备在四处旅游一番后，就启程回国，也就在这时，一封异域的书信飘然而至，挽留住了他的步伐。

这封书信是从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寄来的，写信人是一位28岁的中国人，他名叫胡适。此时的胡适，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不仅如此，他还因为在国内倡导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写作，从而“暴得大名”。为何胡适会给杜威写信？原来，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也曾经是杜威的门下弟子。这次他之所以千里迢迢寄信给杜威，其目的正与小野一样——请老师演讲。接到这封信后，杜威有些犹豫了，这次出行本来并没有预备走太长的时间，而如今，倘若再去中国，少说也得逗留半年，但即使是半年，偌大的中国，恐怕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如果不去，似乎又太可惜，毕竟，古老的中国当时正在经历着变革，它太具诱惑力了。接下来的几天，杜威一直处于犹豫当中，可就在这时，两位意外之客又翩然而至了。

这两位客人不是别人，他们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郭秉文。一如胡适，这两人也是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学生，见到杜威后，他们说明了来意：代表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四个组织正式邀请杜威前往中国讲学。杜威看见自己的学生们十分诚恳，所以也就不再犹豫，遂决定前往中国一游。两人走后，他便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自己大约在5月份（1919年）抵达上海，可能会在中国呆两个月，到了7月时，再返回日本乡间小住一段时间，然后就回国。此外，在信的末尾，他提到了郭秉文曾邀请他在中国呆上一年，对此，他也很愿意，认为如果真能如此，便可以对中国观察得更仔细一些。

接到杜威的来信后，兴奋的胡适迫不及待地将信翻译出来，并刊登在了《北京大学日刊》上，这时，正值3月份，为了欢迎杜威，胡适开始和同事们准备起来。

1919年4月27日，杜威夫妇乘船离开日本，三天后，到达了上海。一下船，他们便看见了站在港口迎接他们的胡适、蒋梦麟以及自己的另一位学生陶行知。

短暂的休息后，接下来的几天，杜威夫妇在蒋梦麟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上海的《申报》馆以及一家纺织厂，看到纺织厂内中国童工长时间的劳作，这位美国的思想家欷不已。之后，他又在江苏省教育学会进行了抵达中国后的第一次演讲，题目是“平民主义教育”。

上海的行程结束后，在蒋梦麟的陪同下，杜威又到达了杭州。而就在这时，作为导游的蒋梦麟却因为一件意外的事情，匆匆返回了北大。发生了什么事情？何以让蒋梦麟撇下远客，径自离开？原来，这件事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五四运动”。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结果，大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的事实，准备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为此，中国各界代表通电当时的政府，要求通过外交，使和会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原有权益以及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然而，最终的《凡尔赛和约》却决定，仍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之后，国内又传出政府要求和会代表在条约上签字的消息。听到这则消息，国内舆论立即沸腾。为了表示抗议，5月4日这天，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即是“五四运动”。

刚开始，杜威并没有太在意这场运动，他仍旧在美丽的苏杭周旋逗留了几天后，才返回了上海。刚到上海没多长时间，令他感到吃惊的是，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位客人不再是杜威二三十岁的青年学生，也并不是位学者，与当时年届花甲的杜威相比，他也已经五十好几了。他就是中华民国前总统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就住在上海，在听到杜威来沪的消息后，他便高兴地前来拜会，希望能从这位西方著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启示。在二人的交谈中，孙中山提到了他认为的中国人的一个痼疾：总是认为认识事情的道理容易、做起来难，也就是所谓的“知易行难”。他认为，正是这种思想困住了中国人的手脚，使得他们畏首畏尾。相反，日本人正因为敢于行动，在不断的行动中纠正错误，所以才取得了迅速的发展。面对孙中山的观点，杜威表示赞赏。后来他在给自己女儿的信中，还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孙中山一番，并且称呼他为一位哲学家。

与孙中山的交谈加深了杜威对中国的认识，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则更加引起了杜威想要了解中国的渴望。原来，在五四之后，各地学生的罢课与游行并没有终止，这一下，杜威的好奇心被撩动了，他开始敏锐地观察周围的事情，并且越来越着急北上，想亲眼看一看当时发生在中国的波澜。

5月14日，杜威终于启程北上，在南京逗留了几天，作了几场讲演后，接着即马不停蹄前往北京，直到当月的30号抵达。到达北京后的杜威眼见了学生的游行，以及当时北洋政府最初将一些学生关押在北京大学，尔后又迫于舆论压力释放学生的举动。进入6月份之后，为了不错过杜威来华的这个机会，北京大学、教育部、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单位，都先后热情地邀请杜威演讲。当杜威每次演讲时，因为作为口译的胡适等人能将演讲翻译得流畅易懂，再加之二人的盛名，所以现场几乎都是听众云集，而演讲完毕之后，《晨报》《新潮》等媒体还会将演讲内容及时刊登出来，以弥补那些未到场听讲者的遗憾。

这些演讲涉及的内容很多，总体上可分为五大系列，具体包括：

一、关于现代教育趋势的讲演三次

二、关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讲演十六次

三、关于教育哲学的讲演十六次

四、关于伦理学的讲演十五次

五、关于思想流派的讲演八次

后来，这些演讲被收入一本名为《杜威五大讲演》的书中，由北京晨报出版社出版。在杜威离华之前，这本书重印了10次，每次所印数目多达万册，一时洛阳纸贵。

在北京演讲完之后，杜威开始在中华大地的其他地方留下足迹。而每到一处，或是当地的政府，或是教育机关、或是社会团体，几乎无一不热情邀请杜威开讲，与北京的演讲一样，这些演讲也被及时地刊登在报刊上供人阅览。有关演讲的内容，除了哲学、政治方面的外，教育类的题目则有：教育与实业、自动的研究、大学与舆论、普通教育、教育者的天职、教育与社会进化的关系、学校与环境、职业教育的精义、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公民教育、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小学教育的新趋势、教材的组织、学生自治的组织、国民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教授青年的教育原理、教育的社会因素、学校科目与社会的关系、教育的心理要素等。

在以上有关教育的演讲中，总体上，杜威演讲的主旨与在实验学校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脉相承，他还是一直在阐释自己“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学校就是社会”“儿童中心论”等思想。但是目睹了中国的实际后，面对渴望获得启示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嗷嗷待哺”的青年，他还是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建议，提出了许多为中国教育和社会把脉的“方子”。

比如，当时，中国的新文化正在蓬勃地展开，胡适提倡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主张也获得了很大反响，但是，杜威明白，像中国这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历史是财富，也是负担，如何正确地对待文化遗产，他讲了一个浅显但富有哲理的故事。这则故事是说，一个主人需要出门，在临走前，他分别给了三个仆人一样的钱，结果，第一和第二个仆人眼看着主人刚走，就将这些钱当做本钱，做起了生意，并且分别赚了不少，相比前两位，第三个仆人则是唯恐将钱弄丢了，所以小心翼翼保存着。过了几年，主人回来了，知道了他们三个人的行为后，遂奖赏了前两个仆人，而责罚了第三个仆人。故事讲完后，杜威便说，这就如同我们对待古代的文化，如果不给它加上些“利息”，而将原物奉还给古人，这岂不是太对不起古人了？听完这则故事，那些害怕新事物趋于保守的人不啻挨了当头一棒。

在所有有关教育的演讲中，为了鼓励中国人在保存好历史精华的同时，勇于走出历史，像上面这种生动的例子还有很多。除此之外，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杜威还特强调了几点：

第一，教育要平民化、民主化。虽然来中国的时间不长，但是通过对其他国家教育史的研究，杜威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过去，也只有一定地位、一定财富的人才可以获得教育。所以，他主张，应该让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受到平等的教育，应该打破教育被有地位的人所垄断的局面。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望建成一个民主的社会。在主张教育平等这件事上，还有两个故事值得一提。一个是，当杜威在南京办一个讲习班时，不但有男学生，而且还有很多女学生前来听讲。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女性已经逐渐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在那种讲习班，还从来没有女学生的身影，所以杜威的演讲现场，为人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这一观点作了最好的诠释。另一个是，因为杜威的夫人奇普曼也研究教育，所以她也曾随杜威一起演讲，与丈夫不同的是，她的着重点是在传播教育面前男女平等的观念。后来，当杜威夫妇回国后，一个中国学生代表团在出使纽约时，为了感谢杜威夫妇对中国教育平等化所作的贡献，还授予了他们家一枚勋章。

第二，教育不仅要重视个性，还要重视合作精神的培养。杜威知道，当时中国教育也同美国早期的一样，属于学生张着嘴，就等着老师来喂，所以，他当场反问在座的老师：“我们以前的教育是否重视个性的发展？”在着重谈了学生个性教育后，杜威话锋一转，又谈到了合作精神，他认为，个人当然重要，但是当每一个人都培养出了自己的个性后，就需要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合作。他拿学校举了个例子。学校就是一个雏形的社会，校长、老师、学生都是公民。对于学校的事情，不仅校长、老师应该尽职尽责，学生也有义务和责任。推而广之，每个公民对待国家的事物也应该持有这种态度。联系到当时的中国人刚刚走出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这件事实，就不难理解杜威此番言论的用意。

第三，发展科学、注重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倡导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展开，加之当时世界科学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所以看清了科学精神尤其是科学方法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根软肋的杜威，特意选中了科学大谈特谈。他不仅回顾了科学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还指出了科学教育的意义，这些观点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场甘霖。

第四，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者不可偏废；教育与实业发展密切，应该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