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不知道的胡佛研究院”

“揭开世界顶尖智库的面纱：您所不知道的胡佛研究院”——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 苏萨先生来复旦演讲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指出，无论从脑力、知识力量方面而言，胡佛研究院都是世界顶尖的智库。成立于1919年的胡佛研究院是一家私立研究机构，目前是著名的研究美国内政、全球安全、亚洲及中国问题的权威智库，它的许多研究员在美国政府担任重要角色；同时胡佛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化史料文献收藏地之一。

2008年3月27日，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行专题演讲，演讲人为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苏萨（Richard Sousa）先生，演讲的题目非常吸引人：“揭开世界顶尖智库的面纱：您所不知道的胡佛研究院”（What Makes Hoover Institution Different）。胡佛研究院郭岱君研究员出席并担任了翻译。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教授主持了演讲，他在致辞中介绍说：“胡佛研究院是著名的智库，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术诸领域有重大影响，同时还有着相当的国际影响力。胡佛有多位诺奖获得者，还有诸多名人档案，包括蒋介石、蒋经国的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等。苏萨先生处理负责胡佛研究院其他工作外，还直接主管这些珍贵档案的征集、整理、保管和运用。郭岱君博士则直接促成了蒋介石、蒋经国、孔祥熙档案以及中国国民党历史档案进入胡佛研究院。苏萨先生和郭博士对于推动胡佛与中国大陆高校，尤其是与复旦的合作，持积极的态度，这次专程来上海，参加‘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和档案文献研究系列’的出版发行与研究会，同时他们很愿意与复旦的师生进行交流。”

苏萨先生在演讲中指出：胡佛的宗旨是把历史按它原本的样子保存下来，为后代保存历史，后代才能从历史中学习，不重蹈覆辙。所以不管成功者、失败者，在朝的、在野的史料，胡佛都倾尽全力收藏。“一般人对图书档案管理员的印象通常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坐在屋子里不见天日，非常认真保守，绝对不会出现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不过在胡佛研究院不一样，胡佛档案人员勇于冒险，1919年是胡佛的首次冒险尝试，日后我们得到很多珍贵档案都是基于这种冒险精神。”“胡佛绝大多数经费都依靠私人固定的、经常性的捐助。”苏萨先生指出，胡佛期望尊重研究人员的不同看法，比如对伊拉克战争是否要出兵、何时撤离等，每天都能看见胡佛内部的研究员发生争论，但苏萨认为此类争论很正常，“胡佛研究员对同一议题作研究后，也许出现不同见解，胡佛的任何人都不会跟他说，你该怎么做，包括我本人，从不干涉。我们认为学术自由是首要的，学者根据他的观察、判断做出的研究，胡佛总是尊重的”。

苏萨先生还指出：胡佛很多研究人员都是独立作业，并不依赖参加由胡佛设立的一些研究小组，“不过，对一些当代重要议题，胡佛会组织一些小组来做，如果你有兴趣参与，胡佛会给予很多激励性经费，比方，对美国教育改革、能源问题、国家安全、私有财产、人权这五个重要研究项目，我们有任务编组，胡佛会有经费支持”。

胡佛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有一种情况是通过直接渠道，目前有多位胡佛研究员在布什政府担任要职，比如，现任美国国务卿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现任布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爱德华·拉齐尔（Edward Lazear）等人都是从胡佛到白宫的，“这些人到华盛顿后，有问题他们自然会打电话问胡佛同事”。苏萨先生表示，也有一些从官员到胡佛学者的转型，比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就任胡佛资深访问研究员后，即专注于意识形态与恐怖主义的研究课题。

胡佛为何有今日声誉？其特色是什么？在苏萨先生看来，胡佛的首个特色是它的多元化，其研究内容包罗多样，“胡佛所吸收的人员，我们认为都是最好的，这些人努力做研究，主要对公共政策提出他们的看法，我们的研究项目不但深、专，而且广，举凡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环境、工业、国际关系等都是我们关心的议题”。

“你要问人家怎么开一个成功的餐馆，别人会告诉你三个重要条件，就是地点、地点、地点”，苏萨认为，胡佛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在地理上远离华府政治中心，胡佛的学者能保持相当距离观测当前政策，独立思考，而不像一些华盛顿的智库，因为跟美国政治人物接近，易受其影响。“我们在加州、在太平洋沿岸，这是我们一个特色，尤其在21世纪。在太平洋沿岸，你会经历很多台风、地震、龙卷风、海啸等诸多问题。”

“胡佛研究院的人都勇于尝试、敢于冒险，所以在1919年，赫伯特·胡佛先生拿出5万美元给史坦福大学，希望史坦福大学校长能派两名年轻学者收集有关欧洲战后的档案，这个举动在当年来讲是史无前例的”，苏萨认为这是胡佛的第三个特质，基于此，胡佛能不断拿到新的档案。

胡佛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条件为全世界其他智库没有，即胡佛拥有自身丰富、坚实的研究型图书与档案。成立近90年的胡佛集聚了约6　000种收藏品、80万册书与手稿、6　000万份文献、超过10万份以上的政治海报、6万份影音资料……这些档案若排列起来，约有26英里，相当于40公里。

胡佛收集到的浩瀚档案来源于各方，包括传教士、教师、军人、医生、社会工作者、学生等，且绝大多数为第一手资料，也有很多是手写资料。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胡佛立刻派了非常能干的档案人员到波兰华沙，尽快成立据点，积极收集相关资料，“据我所知，在柏林墙倒塌时，全世界档案馆里只有胡佛作了这样一个决定，把我们的档案人员送到华沙。结果我们的收获非常丰富，我们有相当多的前波兰政府的资料及当时欧洲的相关资料”，苏萨先生说。

1991年苏联刚解体时，胡佛立即将他们的档案人员与机器送到苏联，在那里用微缩胶片技术保存苏共档案，最后胡佛保存了相当完整的苏共档案，“那时许多地方没有电，社会非常混乱，人身安全都有困难，可胡佛就把人送过去了”。

同样，在2000年台湾国民党选举失败之后，胡佛立刻跟台湾的国民党协商，希望保存国民党档案，“我们经过很长的协商，克服种种困难，现在胡佛有6台机器空运到台湾，在国民党的一个小实验室里用微缩胶片技术保存国民党档案，现在我们已做了90多万件国民党资料，我们预计要做三四百万件”，苏萨先生介绍。

近200位复旦大学师生出席了演讲，并且就胡佛及其学者、档案文献，提出了不少问题，苏萨先生逐一回答了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