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云南霜灾的社会影响初探

年云南霜灾的社会影响初探_中国西南地区灾荒

1925年云南霜灾的社会影响初探

濮玉慧⁽¹⁾

云南省是我国自然环境最复杂的省区之一。从地质构造上来看，“东西部属于两大构造单元，构造类型和形成时代完全不同，境内大部分地区山高谷深，高差悬殊”⁽²⁾。同时云南又处于低纬度高原上，与全国大部分地区受东亚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不同，云南省处于东亚亚热带季风气候、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和青藏高原高寒气候的结合部位，三种气候的交互作用，云南气候多变。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云南省易发生地震、泥石流、水灾、旱灾、霜灾、冷冻、雹灾、风灾等自然灾害，其中地震、霜灾和冷冻是云南省主要的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分布广。民国时期的云南更是自然灾害多发。据李文海教授统计，1912—1949年间，云南几乎是无年不灾，且经常是多种自然灾害并发。⁽³⁾而据夏明方的统计，民国38年间，云南省发生死亡人数在10000人以上的特大自然灾害6次，平均6年一次。⁽⁴⁾其中也包括1925年的云南三迤霜灾。

一、1925年云南霜灾及特点

(一)1925年云南霜灾发生概况

1925年阴历三月下旬，云南发生了特大霜灾，37个县受灾，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流离，摧毁庄稼无数。与此同时，兰坪、鹤庆两县发生雹灾，据统计:“霜雹两灾共摧豆麦一百三十一万余千亩，灾民五十六万六千余户，共计丁口三百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余人，死亡二十四万四千六百余十人，实近百年未有之奇灾也。”⁽⁵⁾这是云南历史上发生的死亡人口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

从时间上看，本次霜灾发生时间为1925年阴历三月二十三至二十九等日。发生状态为:晴天突变，气温骤降，严霜满地铺白，寒如隆冬。据载:“四月中旬即阴历三月二十三、四等数日，天时忽变，气温由华氏六十六七度降至四十一二度，连夜降霜。”⁽⁶⁾霜灾发生前后伴有降雪和冰雹。据镇雄县灾情报告记载:“阴历三月十六、七、八等日，连降大雪。二十四、五等日，夜间复降厚霜，气候严寒，俨如隆冬。二十八、九等日，加以冰雹……”⁽⁷⁾各县的灾情报告中关于本次霜灾的类似记载比比皆是。由上面的资料可知本次霜灾发生在春季，发生迅速，降温幅度大，此时正处小春作物生长发育之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从受灾地域看，本次霜灾波及云南东部大部分地区，其中受灾较重的有37个县，即昭通、平彝、马龙、陆良、罗平、曲靖、沾益、寻甸、宣威、嵩眀、禄劝、镇雄、会泽、大关、彝良、鲁甸、永善、绥江、盐津、昆明、宜良、呈贡、师宗、建水、泸西、富州、弥勒、文山、昆阳、石屏、丘北、马关、西畴、路南、广通、永仁、盐兴。本次霜灾受灾范围广，其中滇东受灾较重。“各属霜灾相继见告，以迤东一带受灾特重，十室九空，哀鸿遍野。”⁽⁸⁾

(二)1925年云南霜灾的特点

其一，成灾迅速。本次霜灾发生时间集中在阴历二十三至二十九日之间，其中以三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最严重。发生时间在初春，正是风和日丽之时，天气突变，严霜骤降，满地铺白。刚刚过完冬季的小春作物刚刚开始生长、发育，正处于“断乳”期，抵抗严寒的能力较弱，遭此致命一击，“迨日出霜化，所有豆麦、苗秧、洋芋概行枯萎，将熟之粮，摧于一旦”，⁽⁹⁾不死者生长发育已大受损伤，已不能发育成熟，因此造成禾稼大量损伤。

其二，成灾范围广、破坏性大。本次灾荒波及37个县，损伤禾稼1310233千亩，在云南历史上这是一次损害范围最广、破坏性巨大的自然灾害。在《荒灾报告》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记载:“天降严霜，小春尽行枯萎”，“天降严霜，豆麦、杂粮概行杀死”，“三月二十三、四等日夜间，天降严霜，将田地所产伤残殆尽，万顷豆麦尽成枯槁”⁽¹⁰⁾等。从这些零星的记载可以管窥本次霜灾破坏之巨大。

其三，多种灾害相继发生。霜灾发生前滇省已连年受灾。自民国十年以后云南多种灾害频发，灾害往往不是以单一形式发生，而是接连不断或是重叠发生。以云县为例，“民国十年岁饥，灾情奇重”，⁽¹¹⁾“民国十三年大旱，七月陨霜杀禾，次年大饥……”，⁽¹²⁾“民国十四年大霜，斤米银元四角，人相食”⁽¹³⁾。此外，霜灾发生前后亦有各种灾害发生。如在霜灾发生前几天大理发生了云南历史上最大的地震火灾⁽¹⁴⁾;霜灾之时，迤西兰坪、鹤庆发生特大雹灾。陆良县报灾公文中作了这样的描写:“聚贤乡年春又降巨霜，如是三朝……清宁乡本年阴雨连绵，海滨旱地杂粮数万亩，全部失收。……旧历二月初十，夜雨冰雹大降，逾时方止，损坏禾苗六千亩。”⁽¹⁵⁾霜灾发生前后有多种灾害连续或重叠发生，这体现了1925年处于云南自然灾害高发期。

其四，有明显的地域性。受灾的37个县中，我们很容易发现霜灾发生波及三迤，其中迤东地区包括滇东北、滇东、滇东南地区的昭通、曲靖、红河等地区受灾县数和受灾程度明显高于滇西、滇西南等地区，呈现一种地域性。究其原因:一是滇东地区受东亚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与受南亚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的滇西地区在气候上有明显的不同。滇西地区地处横断山脉，峰岭纵横，东亚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对其影响比较小。二是滇东、滇中地区历史上开发比较早，人口稠密，人类活动使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滇东地区成灾的比例比滇西地区更大。此外，由于滇东地区开发较早，人们对灾害的记载及报灾制度较完善，面对同样的灾害，滇东地区记载的资料较滇西要多。

二、1925年霜灾造成的社会影响

(一)人口耗损

1925年云南特大霜灾造成的人口损失和损伤创云南历史之最。霜灾造成了“244000余人死亡，464000余人流徙，627000余人生病，其他生活异常困难者1807000余人”⁽¹⁶⁾。其中霜灾直接导致的人口死亡很有限，主要是灾后的大饥荒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高于上文的数据，⁽¹⁷⁾而当时“滇省面积一百二十万余方里，人口不足一千二百万”⁽¹⁸⁾。由此可知，本次霜灾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全省人口总数1/43之多，使云南省遭到了一次重大的人口耗损。

由于本次霜灾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使得受灾各县受灾人口呈现不同态势，下表为各县原有人丁数与受灾人丁数比较图:

表1　各县原有人丁数与受灾人丁数比较图

注:1.本表所用数据依据《续云南通志长编》、《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等整理。

2.由于涉及39个县，横坐标不能完全显示所有县别，在作图时自动生成每隔三个县显示一个县。39个县分别为昭通、平彝、马龙、陆良、罗平、曲靖、沾益、寻甸、宣威、嵩眀、禄劝、镇雄、会泽、大关、彝良、鲁甸、永善、绥江、盐津、昆明、宜良、呈贡、师宗、建水、泸西、富州、弥勒、文山、昆阳、石屏、丘北、马关、西畴、路南、广通、永仁、盐兴、兰坪、鹤庆。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受灾人丁占原有人丁比例较大的有昭通、平彝、马关、罗平、曲靖、师宗、泸西、丘北、西畴、盐兴等县，这几个县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县。在社会救济和医疗等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受灾人口与受灾程度成正相关。其中宣威、会泽、建水3个县灾民人数最多，此3县在历史上开发较早，人口较云南省其他地方稠密，所以在同等应灾能力下，遭受同样灾害，人口稠密的地区损失更大，受灾人口更多。

此外，老、弱、妇、孺损失最严重。在面对自然灾害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对抵御灾害的能力不一样，因此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损失亦呈现不同的态势。本次霜灾中，老、弱、妇、孺损失最严重，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群体自身的生理机能对灾害的抵御比较弱以及他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地位。霜灾中贫户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存活率不到十分之一。据载:“贫户五十以上老人死亡者已在九成之多，六十岁以上之尚存者不过千分之一二而已。”⁽¹⁹⁾灾荒中妇女也是易受损失的弱势群体，她们或被家人出卖或被人贩拐卖。《牛年纪事》给我们讲述了当时贩卖妇女的猖獗:

“三月底，一些人贩子乘荒年大捞不义之财，他们从陆良、师宗一带拐来一批批妇女，公开做起贩人生意，称之为‘赶高脚骡子’。人贩子为了出手快，用口袋蒙住她们的头，一个挤一个站着，买的人用手去排，一排多为四个妇女，每个妇女价值大米不超过一斗，一批批可怜的灾民，一个个妙龄少女就这样沦落异地，痛苦终生。……有一个堂堂丈夫把妻子成为妹子几升米卖掉。”⁽²⁰⁾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霜灾对受灾儿童的损伤，⁽²¹⁾霜灾中儿童的死亡率仅次于老人，居第二位。“灾户幼童死者固属明显之损失，其幸而得生者，亦因食料缺乏，发育多属不全，即使长大成丁，而此种弱劣分子生产能力必极薄弱。将来对社会方面不惟少所供益，且恐长作消耗分子，此对于生产力量上所受之影响也。”⁽²²⁾儿童是劳动力的储备力量，从长期来看儿童的多少将直接影响未来劳动人口的多少，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未来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儿童的死亡及儿童身体羸弱，对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比较落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村来说，其影响是长久的，也是深远的。儿童死亡较多，在短时间内对生产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从长期性和连续性来看，这种情况将导致生产力在一段时间后持续下降，或出现断层。羸弱儿童过多，长大后不仅不能促进家庭、社会生产发展，并将长期消耗家庭、社会物资，形成一种家庭负担、社会负担，制约发展。

霜灾还造成了灾民的大量流离，打破了一些地区人口的增长进程，使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在数年之间难以恢复。如“1925年泸西县，豆麦枯焦无收，全县流离逃亡者12800人，死亡10300人，当年总人口比民国十三年减少7848人”⁽²³⁾。而建水县“受灾人口达187850人，占全县人口的72%，其中病饿而死达12897人，流离他乡38943人，全县人口骤减5万多人”⁽²⁴⁾。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对这些地区来说，人口的流失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将在一段时期内影响社会持续发展。

(二)贫困和发展问题

本次特大霜灾对于生活本来就很贫困的人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首先，灾害直接导致贫困。直接导致的贫困主要是由于霜灾使物质财富耗损，食物短缺，物价飞涨，人民积贫积弱，同时造成人口大量损失。下面我们看一下本次霜灾的受灾田亩统计。

表2　各县原有田亩数与受灾田亩数比较表

续表

注:1.本表数据根据《续云南通志长编》、《云南三迤荒灾报告》等整理。

2.表原有田亩系照各县粮户底册查填;受灾田亩系照各县初报清册暨勘灾委员会复查清册查填。

3.表列39县，除兰坪、鹤庆两属系受雹灾外其余37县基本是遭霜灾。

据表分析，在遭受霜灾的37个县和受雹灾的两县中，原有总田亩数为2171454亩，受灾总田亩为1310233亩。受灾总田亩占原有总田亩的60%。从表中可知，昭通、马龙、罗平、会泽、师宗、平彝、陆良、曲靖、丘北9县田亩受灾面积占原有田亩的80%以上，其中昭通、马龙、罗平、会泽、师宗5县受灾田亩占到原有田亩的90%以上。此外，另有14个县受灾田亩占原有田亩的60%以上。据该表统计受灾最轻为昆阳县，其受灾面积亦达16%。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略知本次霜灾对禾稼的破坏力之大，农作物损失之惨重。受灾37县中，23个县受灾田亩面积达60%以上，这对于处于动荡社会、连年遭灾的滇省人民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灾。这样的大灾，必然导致食物短缺，人民饥饿、生病、流离，生活贫病交加。

霜灾发生后，米价飞涨，人民更加贫困。霜灾摧毁大量庄稼，使民食顿绝，米贵如珠瑁，富人已颇感艰难，穷人更无力购买，只能忍饥挨饿。据曲靖县报灾载:“旬日之间，米价奇涨，毁家破产不敷一餐。”⁽²⁵⁾此外，由于米价飞涨，大户、商贩纷纷囤积粮食，使米价居高不下，一般民众为筹钱购米，生活变得更加贫困。据泸西县蠲恤资料载:“民国十四年，严霜成灾……米价陡涨，于是大商囤积，小贩贩卖，而米价愈增，盖治成市集，以三日为期，非市期不能购买米，小贩朝买夕卖，以居奇网利，穷民一时措资不及，至晚则为米贩所厄，无所获。”⁽²⁶⁾

霜灾削弱了人民的应灾能力。自民国九年以来，水旱等各种灾害连续发生，旧灾造成的疮痍未复，特大霜灾又接踵而至，然而此次霜灾并不是民国云南自然灾害的终结者，并未留给云南人民喘息、恢复的机会，此后依然灾象频现。它的发生不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极为严重，而且使得抗灾救灾的能力每况愈下，使得同样程度的灾害造成的后果更具灾难性，使人无力承受，人民生活愈加贫困。

其次，影响其他社会事业发展。此次霜灾由于受灾面积大，受灾人口众多，为办急赈，地方公款多已提空、用尽，对于地方来说财政无款是比较严重的，后续发展将无从谈起。由于霜灾严重，需要大量资金来救济，在财政拮据的时候，将会挪用用于未来发展的其他款项，这必然会影响其他事业的正常发展。“地方公款，目前多已提出办赈，以后对于教育、实业、各种要政均逐处感受困难，难期发展。”⁽²⁷⁾

本次霜灾给云南造成的重创，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如《灾荒报告》所云:“本次霜灾，创巨痛深，损失之大，恐非十年修养生息，不能恢复。”

(三)贸易入超

云南省1919年以前贸易出口大于进口，后因锡价低落，出口变少，其他的一些产品出口也减少，入超之物竟由两百万元渐至五六百万元之巨(参见表3)，经济方面已经颇受损失。但从民国十年始，各种灾象频发，特别是本次霜灾发生之后，大规模从越南购运越米，“数月之间，进口米额八千余车，价值一千八百余万元”。此外，“因受霜灾，各种农作物均行歉收，牧畜亦受损失，生产数额不足以供需要，不得不转求于外。于是，洋麦、洋糖、花生油、猪油等生活必须之品均有大宗入口，总额亦达一千万之巨，以滇省经济状况曷克堪此故”⁽²⁸⁾。云南省虽然贫瘠，但是土地供给勉强能维持生活所需。现因遭遇灾荒，人畜死亡较多，生产不足，数月之间，外货进口“竟格外增加二千八百万元之多”⁽²⁹⁾，这无疑使滇省的财政更加拮据。下面我们看一下1917—1930年云南粮食进出口状况:

表3　1917—1930年云南省粮食出入口贸易情况表⁽³⁰⁾

由表3可知，1917年云南豆类出口91655担，而进口豆类、面粉仅472担，出超91353担。1920年之后，云南雨阳失调，连年荒歉，粮食由出超转入超14537担，1925年由于三迤霜灾，大量摧毁庄稼，因此粮食进口达到这段时间的峰值，入超552951担，以后入超有所减少。粮食的进出口随着云南丰歉情况、供需情况变化而变化。

1925年由于特大霜灾的影响，禾稼尽摧，数月之间向越南购买大批粮食，这使得本来就很拮据的云南财政更加捉襟见肘，“近来对外汇款极形困难，如无善法救济，恐滇人之直接死于荒灾者尚不过数十万人，间接死于荒灾者将十倍于此矣”⁽³¹⁾。霜灾使云南本来就很拮据的财政变得更加入不敷出。

(四)社会失序

霜灾发生后，几天之内庄稼大面积地枯萎或不能发育，导致小春作物颗粒无收，人畜食物迅速断绝，最终导致物价暴涨、饥饿、死亡、人口流离、疾病蔓延、治安混乱等而引起社会动荡。

1925年霜灾发生后，由于政府财政拮据且救灾机制不健全，款物援助数量十分有限，对于广大灾民来说是杯水车薪。大量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贫病交加。面对巨灾，人民或是卖儿卖女，或是流离失所，或是铤而走险，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这里是《申报》的一条报道:“宣威来函云:‘阴历三月二十三、四两日，自昭通至马龙等县，突降大霜，将田中豆麦伤残大半，而尤以宣威、昭通、鲁甸等属为重，于是一般农民，眼见小春无望，老弱者跳河坠井，以求速死，或沿门乞讨，卖儿卖女，苟延残喘。至于强壮者，则散之四方，铤而走险，或逃来省城，以度微命，饥民嗷嗷，哀鸿遍野，令人惨不忍睹。”⁽³²⁾

由于饥饿，灾民抢米成风，严重影响社会治安。“今且宣威县城中，酿成抢米风潮，几致全城罢市，一般饥民，蜂拥县城，见米就抢，以致运米者，亦不敢运。”⁽³³⁾又载“近来饥民太多，随处转徙聚集，搜夺食物，虽同于盗劫，而情则迫于无奈。赈抚则迫于无款，剿办则理所不能”⁽³⁴⁾。1925年灾后导致社会严重失序，但又无良策来解决，这对于民国年间的云南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

灾民在绝望之时易铤而走险，由于救济不力，民心不稳，易被煽动，诱发民变。在本次霜灾中，弱者死于沟壑，强者沦为盗匪，各县知事时刻担心民变。地处边地，受灾颇重的丘北县知事道出了心中的顾虑:“丘北僻处边陲，文化晚开，汉少夷多，鲜明礼让，民情摇惑，易滋祸乱。顾自清季以迄，光复以来，非常变故多由此地而起。兹凶年奇荒，人心惶恐，尤恐外方奸人，乘机煽惑。愚民迫于饥寒，难免不铤而走险，滋生意外。”⁽³⁵⁾这说明在本次灾害中，丘北已经存在安全隐患，随时可能爆发民变。在本次荒灾报告中随处都有这样的记载:“强者，铤而走险，沦为盗匪;弱者，填于沟壑。”可知霜灾促使很多饥肠辘辘的灾民沦为盗匪，而盗匪的肆虐抢劫又加剧了霜灾的严重性。盗匪和荒灾互为因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也正是在政局动荡、国家贫困、灾害频发的民国时期，土匪多如牛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灾民心理受损

灾害作为一种超过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力的自然力，它与抗灾能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此外，重大的灾害，往往会对人的心理产生消极影响:轻者产生“自然胜于人事”的观念，对灾害的恐惧感时常萦绕人们的心中;重者，使人丧失生存的信心。一个地方的民众心理与该地区的灾害是息息相关的，“越是环境恶劣，灾害频发的地方，其人们的心态往往是消极被动的”⁽³⁶⁾。

在本次霜灾中由于灾情过重，民间仓储空虚，救济不力，灾民连续死亡，灾民心理也受到巨大的损伤。轻者，怨天尤人。据载“天降严霜，各种杂粮尽行冻死，旧藏既空，新收又损，素所企想一旦尽失，呼号田亩，泣怨天地”⁽³⁷⁾。据曲靖县报灾云:“人民绝望，哭声震天。”⁽³⁸⁾又有鲁甸县报灾云:“兹惨状五内俱裂，仰天长叹，呼救无门。”⁽³⁹⁾诸如此类的记载数不胜数，它反映了人们面对灾害时的无奈与无助，只能对天长叹，怨天尤人，坐以待毙。重者，自杀以求解脱。据西畴县报灾云:“城内高老五之妻，卖子购粮，无人承受，子母情急自缢，其他村落服毒自尽者更难枚举。”⁽⁴⁰⁾曲靖县报灾云:“灾民投河之类，叠现层出。”⁽⁴¹⁾《云南公报》载:“饥民流离饿死者，日甚一日，而扑水、吊颈、服毒自尽、自缢者，亦时有所闻。”⁽⁴²⁾面对灾荒，灾民生存无望，只有自杀以了结生存的煎熬，这说明灾害对灾民心理的损伤已达到他们承受力的极限，只有死亡才能解脱。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体现了政府救灾不力及灾民面对灾害的无助，以致灾民认为面对如此重大之灾难，已经毫无存活希望，只有以死来解脱。

本次霜灾对受灾县份的人民来说，不仅是遭灾的损失，更是一种对重大灾害的深刻记忆与恐惧。

1925年发生在云南东部的特大霜灾波及37县余，摧毁大量庄稼，造成了众多人口的死亡、流离失所，对云南社会的人口、贸易、社会发展、社会秩序、灾民心理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本次霜灾是云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但霜灾直接导致的人口死亡是有限的，它不像地震、洪水能造成瞬时巨伤，然而它却最终导致了24万余人死亡，62万余人因饥饿而生病，180万余人生活困难，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本次霜灾造成的惨重局面是民国云南社会危机在灾害这一诱因下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了民国云南复杂而尖锐的社会矛盾，即本次霜灾是天灾与人祸的复杂结合体。本次霜灾虽然有成灾快、范围广、破坏性大等特征，但其之所以能造成如此重大的危害与人祸颇有关联。本次霜灾发生时，正逢滇省社会动荡，灾害频繁，仓储空虚，财政拮据，加之政府救济不力，民间应灾能力极为低下，因此霜灾的巨大破坏性凸显无疑，这些人祸加剧了霜灾的危害性。因此，在应对天灾时，避免人祸当是防灾、救灾、减灾最重要的举措。

【注释】

(1)*濮玉慧，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史和灾害史研究。

(2)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师范大学地理系等编纂:《云南省志·地理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97～399页。

(5)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2页。

(6)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3页。

(7)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69页。

(8)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9页。

(9)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25页。

(10)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53页。

(11)云南省通志馆录辑:《云南省通志馆征集云南各县蠲恤资料之云县》，1931—1934年抄本。

(12)云南省通志馆录辑:《云南省通志馆征集云南各县蠲恤资料之云县》，1931—1934年抄本。

(13)云南省通志馆录辑:《云南省通志馆征集云南各县蠲恤资料之云县》，1931—1934年抄本。

(14)1925年三月十六日，云南大理等地发生特大地震，并引起严重火灾。

(15)《陆良县政府水灾呈文》，见《云南档案史料》第四期，第11页。

(16)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2页。

(17)此数据来自各县查灾后向云南全省赈务处所作的汇报。汇报时间是1925年六月中旬，为霜灾发生后约三个月。据此推测，后续可能还有因霜灾引发的人口死亡，实际人口耗损数应该高于此数。按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推理，这些因灾致病、生活异常困难的灾民，在无医无食的状况下，由于极度的饥饿和贫困，政府救济不力等，后期的死亡率应该不会低，因此实际死亡的人数应该比史料记载的更多。

(18)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19)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9页。

(20)肖鹏、罗荧:《牛年纪事》，载《弥勒县民国史话》，中共弥勒县委史志办1993年发行，第68页。

(21)这里所说儿童的损伤是指受灾儿童大量死亡，被拐卖而流失，因灾致病或因灾不能健康成长等。

(22)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16页。

(23)云南省泸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泸西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24)云南省建水县志编纂委员会:《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页。

(25)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44页。

(26)云南省通志馆录辑:《云南省通志馆征集云南各县蠲恤资料之泸西县》，1931—1934年抄本。

(27)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17页。

(28)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17页。

(29)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17页。

(30)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31)云南全省赈务处编:《云南三迤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17页。

(32)《申报》民国十四年五月十七日星期日，第九版。

(33)《申报》民国十四年五月十七日星期日，第九版。

(34)云南全省赈务处:《云南三迤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18页。

(35)云南全省赈务处:《云南三迤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165页。

(36)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37)云南全省赈务处:《云南三迤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29页。

(38)云南全省赈务处:《云南三迤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45页。

(39)云南全省赈务处:《云南三迤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95页。

(40)云南全省赈务处:《云南三迤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175页。

(41)云南全省赈务处:《云南三迤荒灾报告》，昆明开智公司1925年印，第47页。

(42)《云南公报》第994册，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