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病毒生化研究”学术交流讨论会开幕词

“全国病毒生化研究”学术交流讨论会开幕词

■　高尚荫

首先让我代表武汉大学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向到会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次病毒生化学术会议在国内是第一次(如果包括一般生化会方式是第四次)。在武汉召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次会议也是很及时的。在“四人帮”干扰下任何真正意义的科学研究都是无法进行的。在粉碎“四人帮”短短几年后能召开这样的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确实是可喜的，同时也可以作为病毒生化研究开始新长征的起步。

病毒研究在国内可以认为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我记得在1956年国务院科技十年远景规划时对国内各学科作了评价。病毒学是“基本空白”或“基础薄弱”(当时的评价分四类：基本空白、基础薄弱、略有基础、基础较好)。但30年来病毒学的研究进展较快。虽然离国际水平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还有相当的差距。要接近、赶上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还要加倍努力。通过这次会议可以了解国内病毒生化研究的状况，当然了解现状是为明确今后走向何处。

筹备小组要我在开幕大会上讲话，我同意了。但说实话我心中无数，不知说什么好，作为一个从事病毒研究工作较早的旧式病毒学者，我想对从1935年以来半个世纪的病毒研究工作中给予我们什么启示提出我的看法不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中启示我们成功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三个主要因素：材料、技术与人员。

一、研究工作的材料问题

病毒研究是从植物病毒——烟草花叶病毒开始的。初期要解决的问题是病毒是什么？也就是病毒的性质。植物病毒是比较好的材料。因为含量多，易于提纯并能结晶，这也说明为什么病毒的结构首先在烟草花叶病毒获得成功，当时如果用动物病毒就不大可能。可以看出材料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病毒结晶体的成功为生物学和医学提供了新的概念——结晶的传染性病原体。建立这一点导致其他许多病毒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的研究。

噬菌体(细菌病毒)作为研究对象不是偶然的。虽然噬菌体是在1915年(Twort)、1917年(d'Herelle)发现的，但真正的研究是在1936年开始的(Delbruck，Uria，Hershey)。1946年我在美国时听到Delbruck的1946年哈维讲座。他说在他了解到噬菌体感染细菌几分钟后就产生几百以上的子代，是研究繁殖、遗传、感染过程的好材料，并且认为在1～2年内就解决了。当然事实并不如此，问题没有解决而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通过他们三人主持的所谓“噬菌体组”(phage group)的工作导致分子生物学的建立。1959年Calrns，Stent，Watson的“噬菌体：分子生物学的起源”和1964年Stent的“细菌病毒的分子生物学”叙述了通过噬菌体研究获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知识，从“一步生长曲线”、溶原性、转导作用、DNA是遗传物质、新的核苷酸的发现(5-羟甲基胞嘧啶5-hydroxymethyl cytosine)、基因的精微结构，到突变的分子基础以及明确了基因的概念。噬菌体遗传学的贡献不能不说与选择噬菌体有密切的关系。

利用噬菌体对研究细菌所获得的有关蛋白质合成，基因表达的控制等的启示下病毒学者转向动物细胞在体外培养的技术，分析不受整机体的复杂因素的干扰的感染过程。研究动物病毒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细胞的转化成癌细胞，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激素作用机理等。近年来出现所谓动物病毒作为细胞探针获得许多新的知识，特别是有关细胞转化问题。

25年前我们实验室提出昆虫病毒的研究，当时并未受到学者的重视。由于昆虫病毒的种类多、形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是研究病毒的形态发生以及利用昆虫进行生物防治的好对象。在25年后的今天很高兴地看到，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对昆虫病毒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获得了巨大的成果(去年我在美国和今年在日本参加有关昆虫病毒和生物防治的讨论会以及这次会上有关昆虫病毒的论文的数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研究工作中材料选择的重要性。

二、研究工作的技术问题

病毒研究的发展可以说是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出现和应用的过程。让我们回顾一下从利用火棉胶膜测定病毒的大小(Elford)后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和应用：电镜的应用(Lcausche和Melchers在德国，Anderson和Stanley在美国)；利用鸡胚培养病毒(Woodruff-goddpasture)、尿囊膜上的病斑(Beverldge和burnet)；血球凝集作用(Hirst)；单层细胞培养和空斑技术(Dulbecco)以及近年来的重组DNA(Berg)；DNA序列分析(Sanger)等。

技术方法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这里我想提出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一般工作者往往轻视技术工作，认为技术工作是低级的，不如研究工作重要(表现在研究单位不愿当“技术员”，愿意当“研究员”)。其实不然，技术方法不改进或没有新的技术，研究工作是上不去的。

三、研究工作的人员问题

研究工作的人员不是指数量而是指研究工作人员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列出10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病毒学者(W.M.Stanley、M.A.Delbruck、S.E.Lurle、A.Hershey、J.Lederbuy、D.Baltlmore、H.Temln、J.W.Watson、F.C.Crick和R、Dulbecco)，分析一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首先是年龄，他们在作出贡献时的年龄都比较小，突出的是Watson，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时仅23岁，Stanley分离、提纯、结晶烟草花叶病毒时才30岁，Lederbuy进行转导实验时也不过20多岁，Baltlmore和Temln发现反转录酶时都在30岁左右。去年我在美国参加冷泉港实验室召开的“疱疹病毒”座谈会，他们对我说出席人员的平均年龄在25～30岁！其次他们的基础好，这10位学者大多数不是学病毒的。Delbruck是学理论物理的，是丹麦理论物理学家Bohr的学生；Lurle原来是意大利学医的；Stanley是学有机化学的；Crick也是学物理的；Temln是学化学的。目前病毒研究涉及的面较广，因而要有一定广泛基础才能使工作深入。再次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学术思想活跃，敢于创新。墨守陈规在科学研究中不可能有所成就。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仅仅是一个数字上和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像力”。前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同志在“科学的春天”讲话中提到“科学家应像文艺家那样具有想像力”。想像力在科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要有想像力才能突破一个问题。试举Watson发现双螺旋结构为例说明之。最近读Watson写的一本书叫“双螺旋”(double helix)。这本书是他自己叙述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过程。从似乎没有关系的一些事实如Pauling的双螺旋结构、Chargaff的AT-GC规律(分析多种DNA AT-GC的比率总是一致的)、DNA的X-线衍射图谱(Franklin的所谓A和B型)以及模型制造等通过想像力，启发和实践在短短2～3年时间内提出DNA双螺旋结构，一般认为是生物学中从达尔文进化论后最大的突破。

半个世纪以来成功的病毒研究可和其他生物科学研究一样要具有三个主要因素：材料、技术和人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提出来供参考。

引马克思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出自己的知识为人类服务。”

(198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