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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景4】释　江　南

周振鹤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泊船瓜洲》

江南是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中外许多学者都把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当做研究对象。但是，对于“江南”一语所指称的地域范围的变化，就不见得每个人都很清楚。近代以来，江南指的是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更加狭义的范围，则仅指太湖流域。但在古代，江南一词的涵盖面却辽阔得多，而且经过曲折起伏的变化，探讨这一变化过程是饶有兴味的。

在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所以《史记·秦本纪》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湖南西部，是当时楚国的江南地。其时江南的范围很大，南界直到南岭一线，这从《史记》的另一条记载可以得到证明。《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九疑山属南岭山脉，在湖南南部。又秦亡之后，楚将项羽将楚义帝迁到郴，《秦楚之际月表》载此事作“徙都江南郴”。郴即今湖南南部的郴州市，已近南岭山脉。如果今天说该市属于江南地区，怕是谁也不会相信的吧。正因为江南主要指湖南北之地，所以王莽时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县）为江南县。

先秦及秦汉时期，江南地区气候湿热异常，生产方式原始，经济相对落后，人民仅得温饱。《汉书·地理志》曰：“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不忧冻馁，亦无千金之家。”尤其是气候的湿热难当，更使中原人民望而生畏。早在春秋中期，郑国战败于楚，郑襄公就恳求楚庄王说，只要留他一条性命，宁愿迁往江南地区。可见其时北方人把江南视为畏途。

相对于湖南北而言，今皖南、苏南一带在秦汉时期以江东著称。西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以后，不愿东渡乌江，以图再举，原因就是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之所以称作江东，是因为长江在今芜湖至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走向，这段河道在秦汉三国时期是长江两岸来往的重要通道，因而从中原地区来的人视渡江为往东，而不是向南，视此段长江两岸为东西岸，而不是南北岸。推而广之，自然以芜湖南京一线以东为江东地区。相对而言，此线以西即为江西地区。所以陈胜起义于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史称“江西皆反”。又《三国志·吴主传》曰：“（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民转相惊，自卢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这两处的江西指的是今安徽江北之地，与今天江西的含义完全不同。

今天的苏州自先秦以后即称吴，明清时期是江南地区的中心。而《史记·货殖列传》却说：“夫吴自阖埜、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东汉末年，孙策割据江东建立吴国，因此江东又常用以指吴国。同时，按古来的习惯，面对江源，又可称江两岸为左右岸，因此江东在魏晋以后又习称江左。东晋南朝以今南京为都，统辖江淮以南半壁江山，时人称之为“偏安江左”。魏晋以后，与江南、江左并行的还有江表一词，意为长江以外地区，这显然是从北方人的角度来称呼的。于是典籍有《江表传》，庾信《哀江南赋》有“五十年中，江表无事”之说。

汉代人视江南已比先秦及秦人为宽泛，包括豫章郡、丹阳郡，甚至会稽郡北部，亦即今天江西及安徽、江苏南部。故《史记·货殖列传》云：“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周勃世家》又说吴楚七国之乱失败以后，吴王濞败走，“保于江南丹徒江苏镇江市东”。东汉名将马援之子马防因犯法徙封丹阳，“后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不过，称丹阳、会稽为江南之例少见，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称作江东。会稽被称作江南与汉代形势有关。汉初，刘邦封侄濞为吴王，兼有江北之东阳（后改广陵），江南之会稽（又称吴郡）及鄣郡（后改丹阳）三郡之地。建都于广陵（今江苏扬州），于是从广陵到丹徒之间的南北交通也成为渡江要道，以会稽郡北部为江南的概念也就油然而生了。

江南的概念大于江东，说江南可以概江东。故《会稽典录》（《吴志·妃嫔传》裴注引）载，苏策夫人对策曰：“汝新造江南……”又崔鸿《前赵录》（《太平御览》卷六四六引）曰：“卜栩隐于龙门山，尝与郭璞论易。栩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亦未见子之令终。璞曰，吾祸在江南，不在此也。”到了南北朝隋代，江南一词已多用来代替江东与江左。颜之推在《家训》中多处以江南和江北对举，比较南北风俗的差异。又如《隋书·贺若弼传》说：“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意。”《韩擒虎传》有言：“汝闻江南陈国天子乎？”当然江左及江东二词并未完全消失。同书《酷吏传》有云：“高祖膺期，平一江左。”《郑译传》则有“若定江东……”云云。

由于两汉之时，江南主要指洞庭湖南北地区，而这一地区又属荆州的范围，所以东汉人又含糊地以江南指荆州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包括北距长江很远的襄阳。《后汉书·刘表传》载：“时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到了隋代，江南也被用来作为《禹贡》扬州的同义词。例如在《隋书·地理志》中，火耕水耨，食鱼与稻被含糊地当成淮河以南的扬州地区的风俗。所以江南其实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南的含义。不但如此，就是江左也有这样的含义。如《南齐书·州郡志》就说：“江左大镇，莫过荆扬。”直至唐初，地跨长江南北的荆州以及位于江北岸的江陵仍被看做江南。《资治通鉴·唐纪》载高祖武德四年“（李）孝恭勒兵困江陵。……孝恭入据其城，诸将欲大惊。岑文本说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来，困于虐政……是以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归命。……”说明在习惯上江南的北界并不以长江为限。

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这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因为十道是以山川形变原则来规定的地理区划，所以概念清晰无误。由于江南道地域过于广袤，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时，又把它分成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部分。唐后期，江南西道又一分为二，西部置为湖南道，东部仍称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这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两省省名的起源。但是，即使在唐代，江南一语的用法，也常常超出长江以南的范围。故韩愈所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的江南，指的其实是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今天意义上的江南，在唐时仍经常用江东来表示。如白居易《偶吟》诗云：“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

当然，江南最准确的含义还是专指长江以南地区。马令《南唐书·嗣主书》（卷四）载，保大十五年“夏四月乙巳，天子班师，乱兵焚扬州，民皆徙江南”。陆游《南唐书·元宗纪》曰，保大十五年十二月，“帝知东都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庐舍，徙其民于江南”。宋代以后，江左一词已不用，悉已江南为称。元王恽《玉堂嘉话》说：“宋未下时，江南流言：‘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当时莫知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伯颜也。”

江南地区的繁盛富庶在唐代就已出现。所以唐人描绘宁夏平原的风光时，早已用上“塞北江南”一词。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诗云：“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塞北江南也用来表示文化的发达，如《太平寰宇记》灵州风俗条曰：“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579）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可见江南一语在唐代已脍炙人口，因而许多诗词以之为题，歌之咏之，“望江南”“忆江南”“江南好”等语甚至成为词牌的名称。故白居易有《忆江南》词云：“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是江南地区的核心，也是狭义的江南地区的范围。南宋时，两浙路秋税高达一百五十万斛以上，其中大半出自苏湖常秀四州，故时人有“苏湖熟，天下足”的口号。明代以后，两浙地区的经济发展已走在全国的前列，所以明代大学士丘浚接着上引韩愈的话说：“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之十九。”两浙地区中又以浙西北部最为富庶，故丘浚进一步说：“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这五郡（郡是雅称，实际上应称府）相当于今江苏之常州市、苏州市，浙江之嘉兴市、湖州市以及上海市，亦即相当于整个太湖流域，也就是最狭义的江南地区的范围。

明代苏、松、常、嘉、湖五府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从其所交纳的税粮数额便可见一斑：苏州府二百五十万二千九百石，松江府九十五万九千石，常州府七十六万四千石，嘉兴府六十一万八千石，湖州府四十七万石。五府总计五百三十一万三千九百石，而其时全国税粮总额才不过二千六百五十六万零二百二十石。换句话说，五府之和占去全国总额的五分之一，而苏州一府竟占了将近十分之一。就劳动生产率而言，这一地区更是高得惊人，苏州一带，每亩产米三石，而北方旱地产粮每亩仅数斗。因此，江南的含义已经不只是地理区域，更是经济区域的概念了。

当然，在浙东西地区和苏松常嘉湖五府之间还有一片居中的，也可称作江南的地域范围，这就是上述五府再加上镇江府和杭州府。明代另一位大学士顾鼎臣就说过：“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供输甲天下”，乃“东南财赋重地”，把七府当成一个整体。但镇江、杭州两府税粮远逊于其他五府，且杭州在太湖流域之外，镇江则近代以来因文化心理因素的缘故，被排除在江南以外，所以清代晚期以后，七府并提的情况就少见了。

江南一词的涵义虽然有所转移，但不管怎样变化，照理总应指长江以南地区，可事实上并不尽然。上文已提到从东汉到唐代，江南也可用来泛指江淮以南和江汉以南地区。不但如此，自唐代以来，位于江北的扬州始终被当成江南来看待。试看唐代诗人王建的《江南三台》：“扬州池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更加令人神往的是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何等景色，何等诗意！

直到清代初年，扬州还是属于江南的范畴。清人费轩曾作《寄江南》词一百二十首，皆言扬州事。其中一首云：“扬州好，年少记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误人小巷名兜兜，曾是十年留。”造成这种现象有其深刻的原因。扬州之名首见于《禹贡》“淮海唯扬州”，大致指的是淮水以南，东面临海的地域。汉代以后采用扬州作为监察区和行政区的名称，所指则是长江下游及淮水中游以南地区。东晋南北朝以后，扬州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只局限于长江以南的今苏南、浙西之地。而扬州的治所自三国东吴以后，一直位于今南京市（东吴名建业，东晋南北朝改建康）不变。由于长期以来扬州地区主体在江南，而其治所又是江南最大的城市，所以江南扬州的概念根深蒂固。

隋文帝平陈统一中国以后，将六朝古都建康夷为平地。开皇六年，又将扬州迁往江北，并以江都（今扬州）为治所。这时的扬州虽在江北，代表的却仍是江南文化。唐朝以后，扬州经济十分繁荣，与成都并肩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时人因而有“扬一益二”之称。也因此，唐代大部分歌咏江南的诗词竟都是描写扬州的繁华景象。

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无论在农业生产或是手工业、商业方面都已超过扬州。但直到清代前期，扬州因为控扼运河的重要地位和盐业的兴盛，经济优势并未尽失，在文化心理方面依然维持江南的地位。清代后期，尤其近代以来，扬州地位一落千丈，无复昔日荣华，于是便不被当成江南看待了。不但扬州不被当成江南，甚至连累江南的镇江也被看成江北了。因为镇江与扬州同操江淮官话，而镇江以东的苏南与浙江都使用吴语。在文化心理方面，吴语区和江南地区变成具有同等意义的概念。江南经济的繁荣，使吴语地位上升，而江淮官话受到歧视。所以，受心理因素影响，镇江也就被当成江北来看待了。

从江南一语含义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交易，而且还具有经济涵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的范围。时至今日，江南地区仍然是全国工农业生产最发达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地区。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情势将不会有大的改变，江南一语也将始终具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丰富内涵。

学生讲坛

1．你认为江南在哪里，为什么？

2．谈谈学习本文前后，你心中的江南形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