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对于正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中国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在基层，重点、难点也都在基层。如果没有基层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和攻坚性工程。
本书所说的基层社会包括城市社区和乡村。在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传统的自然村落日益社区化，基层社会基本上是指广大的城乡社区。城乡社区是构成我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承载社会生活的基本载体。城乡社区被赋予了社会稳定的“减压器”和基层民主“推进器”的功能，更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向基层群众心目中渗透的具体通道。通过营造和谐城乡社区治理机制，建立起自下而上的、草根的社会生活体系，对于保证包括经济、政治生活在内的宏观社会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和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而社会和谐的基础则是城乡社区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由千百万个基层社会构成的，没有广大城乡基层社会的和谐，就没有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和谐。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问题，从而加剧了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困境。近年来，以“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乌坎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而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1]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和服务机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国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基本方向，即“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3]。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管）理，基层是基础，服务是重点，体系是关键，机制是抓手。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党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就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进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认真分析近年来党的相关路线、方针、政策，我们不难发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抓手”与基础性工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市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与先驱城市之一，也是基层民主政治的试验田，深圳市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2004年以来，以“居站分离”、“一站多居”、“精细化管理”等为主要内容与特征的深圳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不仅开创了“盐田模式”、“福田模式”、“南山模式”，而且直接推动了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性发展。近年来，南京市高度重视以党建创新带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尤其是通过构建“大党建”格局，直接推动“大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北京、上海、沈阳，甚至一些中小城市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创新着各具地域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的试验田，成都市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尤其在村级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近年来，成都市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在统筹城乡的过程中，在积极稳妥地推进“三个集中”[4]的基础上，打破了城乡“二元”分治的壁垒，以统筹城乡和“全域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断开创成都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局面。成都市在城乡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以村级公共服务机制创新撬开了村级民主，进而带动村级治理机制创新，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村级合作治理的“成都模式”。此外，成都城市社区在实践“居站分离”、“一站多居”、“模拟拆迁”、社会组织孵化、基层群众文化和基层干部选任与评估等方面也有着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作为西部重镇和全国统筹城乡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在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机制创新基础上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在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与推广价值。
各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需要研究者与时俱进地梳理、分析、总结与提炼，从而进一步推动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开创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局面，努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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