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视角的研究

结构视角的研究_2010浙江省人口普查重点课题及优秀论文集

人力资本积累与有效劳动供给:结构视角的研究

本课题研究运用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所提供的分性别、分城乡、分年龄、分教育程度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据、劳动就业数据、周工作时间数据、失业时间及失业原因数据等汇总资料，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积累对有效劳动供给的影响，从结构视角展开研究，重点关注三方面问题:一是，不同人群之间劳动参与意愿的差异，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变化对全体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劳动参与意愿水平的影响；二是，不同人群之间劳动参与时间的差异，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变化对全体劳动者平均劳动参与时间长短的影响；三是，不同人群失业原因的差异、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匹配度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变化对劳动供给有效性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动供给问题始终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也是经济增长研究的热点领域，作为人口大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巨大的人口红利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可以说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劳动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问题，富裕的劳动供给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远多于挑战，然而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窗口期渐入尾声，劳动供给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

揭开我国劳动供给问题面纱的是2004年爆发自珠江三角洲的“民工荒”问题。当年，我国出口贸易和制造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大量企业的招工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在这之后的几年里，虽然政府和企业均采取了各种措施吸引劳动力，但“民工荒”现象并未得到缓解，而是持续存在并愈演愈烈。与“民工荒”相伴而来的是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攀升，尽管2011年沿海地区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利息高、竞争压力大等多重困难，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和浙江等25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22%，农民工工资上涨在15%以上。

“民工荒”在全国各地的普遍化和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预示着我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转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行将远去，由需求方主宰劳动力市场的局面正逐渐转向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走向一般均衡的竞争性格局。尽管劳动力短缺尚未真正到来，今后10—15年间劳动力资源总量和从业人员数量均将保持在高位水平（王金营，2006；曾湘泉、卢亮，2008；马忠东，2010），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缓，劳动力从无限供给逐步转向有限剩余的过程正在发生。“民工荒”以及由此所揭示出的劳动供给形势的趋势性转变使得劳动供给问题不断升温并成为我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针对当前的劳动供给问题，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人力资本——在对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的考察中，无论是基于劳动者个体特征还是着眼于宏观政策效应所开展的研究，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学者们考察的重要变量之一。尤其在针对劳动者个体特征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中，学者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表达变量，将人力资本纳入研究中，考察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劳动者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量的研究均证实了教育程度与劳动参与率之前呈现倒U曲线关系: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很低、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提高劳动参与率（魏丽萍，2005；林志伟，2006；陈秀山，2006；刘智勇、胡永远和易先忠，2008等），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参与率将出现显著地下降（Lisa A.Cameron，J.Malcolm Dowling，Christopher Worswick，2001；方莉，2008；万相昱、张世伟，2008），但是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参与率又将出现整体上升的趋势，并且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显著地提高劳动者终生劳动供给（丁仁船，2007）。

鉴于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参与之间的这种非线性关系，我们可以预期，未来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构不同，对未来劳动供给的总水平也就有不同的影响。考虑到长期以来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及其改善的必然性、考虑到女性劳动参与程度的提高及女性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相对落后现状、考虑到失业与岗位空缺并存所反映出来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可能错位配置，本研究着眼于观察和模拟人力资本城乡结构的调整、性别结构的调整、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匹配结构的调整，可能对未来劳动供给及其有效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现有研究述评

一个社会所能利用的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人口的规模和构成；愿意提供劳动供给的劳动者在总人口中占比；劳动供给时间以及劳动者的生产率水平（Richard B.Freeman，1987；David Sapsford，Zafiris Tzannators，2005）。因此，在人口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供给量取决于四个维度，一是劳动供给的数量，多以劳动参与率表示，取决于个体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口结构；二是劳动供给的时间，多以周劳动工作小时数来表示，由于劳动供给时间和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基本相同，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并不特别加以区分；三是劳动生产率水平，大量研究证明劳动生产率与受教育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即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高，其劳动生产率也相应地越高；四是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这取决于经济运行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在存量和结构上的匹配程度。当前的实证研究对于前三个维度已经有了较为深入和清晰的研究，然而对于第四个维度——结构路径的研究则相当少。本课题分别从影响劳动供给的个体特征因素、人力资本积累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对劳动供给有效性的影响四个方面展开评述。

（一）影响劳动供给的个体特征因素

围绕劳动者个体人力资本特征对于劳动供给的影响，学者们展开了大量实证研究，如John Pencavel（1991）在Robbins经典的工资—劳动供给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性别变量，考察男性和女性的各自的工资弹性；Maureen和Hawley（1986）基于家庭劳动供给模型，考查子女数量以及年龄对于父母劳动供给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子女16岁以下的，母亲很少加入劳动力市场，而对于父亲劳动供给的影响则不显著；Bowen和Finegan（1996）则使用带有虚拟变量的单方程多重回归对25—54岁劳动年龄男性、65—74岁的老年男性以及18—64岁间已婚但无6岁以下子女的女性劳动供给情况进行了研究；蔡昉和王美艳（2004）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multi-nominal logit模型考察了性别、教育状况、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是否离退休、年龄、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子女数量及年龄对于劳动供给的影响；姚先国和谭岚（2005）使用线性概率模型LPM估计丈夫、妻子各自的工资和收入，丈夫妻子各自受教育年数、各自年龄、小孩数量及年龄等因素对已婚妇女参与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张世伟、万相昱、曲洋（2009）依据劳动供给理论和工资理论，使用probit模型估计了性别、健康、年龄、受教育年限、户口属性、婚姻状况和所在地域对于劳动者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虽然学者们所使用的变量、数据各有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性别、年龄、户籍属性等个体特征对于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效应。

首先，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均大于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张世伟、周闯、贾朋，2011）。并且女性更多地受到丈夫收入、子女数量等家庭因素的影响，而男性的劳动供给则呈现出更明显的“刚性”。

其次，我国农村的劳动参与率略高于城市（何英隶，2004；李连勇和赵海，2005；金剑，2006；胡英，2009）。同时，户籍的属性对于不同性别劳动者的劳动供给行为影响不同，以2002年为例，农业户口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非农户口高出9.44%、外地户口女性比本地户口女性劳动参与率高12.11%，而本地农业户口的女性要比本地非农户口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高6.61%；但本地和外地的非农户籍对男性劳动供给没有显著的差异（谭岚，2005；万相昱、张世伟，2008）。

最后，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对劳动供给有显著的影响，健康状况越好，劳动参与率越高；年龄与劳动参与率之前呈现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男性和女性的拐点分别为45岁和39岁左右。

（二）人力资本积累对劳动供给总水平的影响

人力资本积累将显著提高劳动参与意愿进而增加劳动供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劳动供给的机制，学者们大多从提高工资报酬水平、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成本、生命周期的跨期选择等视角进行解释。部分研究结论指出人力资本的积累将会提高劳动供给，如Shaw（1989）打破标准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中工资变化的外生性假设，考虑工资变化的原因，他指出实际中个体可以通过从事一定的行为影响未来的工资决定，包括学习和经验累积带来的人力资本上升，进而改变自身的劳动市场价格。因此，根据Shaw的研究，生命周期劳动供给明显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相似的，John（1992）和Hirao（2001）认为人力资本是可以通过影响工资而改变劳动供给行为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越高，工资增长得也越快，其劳动参与率也越高。蔡昉和王美艳（2004）发现初中、高中和中专以及技校、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对劳动参与率的系数均为正，两个反应健康状况的变量对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显著为正，他们据此指出受教育水平越高、健康水平越高，劳动力参与率越高。丁仁船（2007）指出人力资本高者劳动生产率也比较高，在市场体制下，工资率等于边际生产率，因此工资率也相对较高，其闲暇的机会成本高，因此劳动供给相对较多。他基于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以每万人大学生人数作为学历的表达变量时，学历与劳动参与率呈负相关，但是剔除在校生后，基本表现出学历越高，劳动参与率也越高，大学本科学历人口劳动参与率达到85.06%，比初中学历的高出6%。金剑（2004）利用宏观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劳动参与率水平正相关的结论。同时，部分研究认为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参与率将逐渐下降，如Lisa A.Cameron，J.Malcolm Dowling，Christopher Worswick（2001）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参与率之间存在倒U曲线关系，受教育水平极低的劳动者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的劳动参与率均较低，中学学历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多认为受教育水平对劳动供给有负面影响。方莉（2008）选取每百万人中大学生人数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变量考察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参与率的关系，其结论认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参与率有显著负面影响。当适龄劳动者不加入市场活动行列，转而进入到高校时，劳动力参与率必定因为这部分人员的退出而降低。万相昱，张世伟（2008）没有剔除在校生，所得到的结果同样是在16—25岁以及60岁以上男性组，受教育程度对劳动供给有副作用。

（三）人力资本积累对劳动供给影响的性别差异

大量研究表明，相对于男性，女性的劳动供给对于家庭、个体特征以及宏观政策的反应都更为敏感，从教育视角出发考察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男性和女性劳动供给决策影响的研究同样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不同性别劳动者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有显著差异:男性劳动参与的学历差异较小，而女性的差异则很大，大学学历的男性比文盲高12.85%，但女性高出34.91%。而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女性劳动供给的变动率远高于男性，即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更强。

Bowen和Finegan（1996）的研究指出，教育对于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增加一年教育可以使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3%—3.5%、使65岁以上的年老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2.5%，但是对于25—54岁劳动年龄男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则不明确。马忠东等（2010）探寻了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他指出在诸多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由于教育存在“门槛”效应，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只在高中以上体现出其重要性，并且教育程度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高过男性，对城镇劳动者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程度高过农村。整体来说，初中、高中、大专、大学，研究生的参与强度逐级增强，尤其是在“大学”教育这一等级出现了一个跳越性跃升。而高中教育对男性或农村参与强度影响不大，却大大提高了城镇乃至整体的妇女劳动参与强度——女性各级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参与强度跳跃点出现在高中，高中就业强度比初中高56%，大专以上教育的就业强度比高中又提高了3倍以上；男性各级受教育程度劳动参与强度比变化相对较平缓，但是高中教育会使劳动参与强度增加约15%，大专、大学本科教育比高中的劳动参与强度又提高1倍左右。类似的，张世伟，郭凤鸣（2010）对于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的研究表明，从劳动参与率上看，男性劳动参与率本身远高于女性，但是随着教育程度上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远快于男性；从劳动供给时间来看，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周工作小时数出现下降，但女性的下降程度小于男性。张世伟、周闯、贾朋（2011）的经验研究同样指出受教育年限对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均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对女性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并且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男性。

（四）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对于劳动供给有效性的影响

有效劳动供给是指劳动者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总量上相互匹配，在结构上相互协调，这种匹配性与协调性决定了最终可以进入现实生产的劳动供给。对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结构上的匹配以及这种匹配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资本错配和扭曲对于经济效益的影响。

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匹配程度的度量方面，欧阳峣，刘智勇（2010）运用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考察了人力资本系统与产业结构、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水平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认为我国虽然人力资本存量和层次水平都较低，但是我国多样化的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之间产生了很好的耦合，从而使得我们的人力资本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类型的技术和生产要求，并因此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们的研究为后继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启发——借助耦合度来度量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系统之间的匹配结构，进而间接地测度劳动供给的有效性。

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对劳动供给有效性的研究相对于其他路径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然而我们认为人力资本结构对于劳动供给有效性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亦将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五）现有研究评述

现有关于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数是把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代入方程，考察教育对于参与率和生产率的影响，虽然角度不同，但是这些研究也形成了一个共识:未来劳动供给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然而，直接从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人力资本积累结构视角对此加以考察的文献尚比较少见，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的研究上存在以下几点遗憾:

首先，围绕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的研究较少。现有关于人力资本对劳动供给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考察教育对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然而基于个体特征的劳动供给决策研究表明，不同个体特征劳动者不仅劳动参与率存在显著差异，其劳动供给决策机制也是不同的。一些研究也已表明，教育对于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远大于男性（Bowen和Finegan，1996；张世伟、周闯、贾朋，2011）；对于农村劳动者劳动供给的影响远大于城市劳动者（马忠东等，2010）。这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不仅直接提高劳动者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积累在不同个体特征劳动者身上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同样会深刻地影响劳动参与率的整体水平进而影响劳动供给总量。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学界尚未给予系统的关注。

其次，当前关于劳动供给的测算估计的是以自然人为单位的可供劳动供给总量，而非“有效劳动供给”。当前大量研究估算和预测我国劳动供给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虽然各位学者所依据的数据、估算的假设条件有一定的差异，但是这些研究的核心均是基于目前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推测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年龄分布；再根据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估计未来的劳动供给总量。然而这样的推算结果以自然人口为单位，没有考虑到个体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应用，其仅是可供劳动供给总量。劳动供给只有投入到现实经济运行中才能成为有效劳动供给，这需要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相适应、相协调。更重要的是，我国人口增长正在趋缓，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在人口总量的限制下提高劳动供给的有效性，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而目前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课题研究从人力资本投资的城乡差异、性别差异观察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对劳动参与率总体水平的影响，测算结构假设下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从人力资本投资的城乡差异、性别差异观察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对劳动参与时间总体水平的影响，测算结构假设下的平均劳动参与时间，并由此进一步测算总劳动供给时间；从人力资本投资积累的分布结构观察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匹配度，基于这一匹配度测算有效劳动供给时间。

三、人力资本结构与劳动参与意愿:基于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意愿的观察

“参与意愿”在实际的研究中难以明确表述，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使用劳动参与率作为表征。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提供劳动供给的指标，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也就是说在给定劳动年龄人口的情况下，劳动参与率的数值和结构决定了社会中劳动供给总量，本课题同样使用劳动参与率表达劳动参与意愿。

劳动参与意愿作为劳动供给量最为主要且直观的影响因素，一直备受劳动经济学界的关注并贯穿于劳动供给行为的研究。根据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人假设下，个体会在劳动的成本和收益之间作出比较，其中劳动的效用来自于工资收入及消费，而劳动的成本则是损失的闲暇。影响个体劳动参与意愿的因素有市场就业概率、本人工资率、配偶工资水平、非工资收入水平、保留工资水平以及其他一些个体特征。

（一）人力资本及其结构与个体劳动参与意愿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劳动参与意愿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着每个个体的劳动参与意愿。从个人劳动供给决策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显著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水平，对于当前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个体来说，替代效应往往超过收入效应占据主导，这意味着闲暇的机会成本的上升从而倾向于减少闲暇增加劳动供给，表现为劳动参与率的上升；而对于当前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个体来说，收入效应往往更为明显，表现为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其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总的来说，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共同影响下，劳动参与率将呈现先提高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升直接提高了个体的劳动供给质量，在实质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高等教育者的劳动是复杂劳动，复杂劳动的价值是简单劳动价值的倍加，因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提高单位时间劳动贡献。

第三，人力资本在各类个体身上积累的结构影响着全体劳动者的整体劳动参与水平。大量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城市和农村劳动者劳动参与率的教育弹性存在显著差异——增加一年教育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量显著地高于男性、农村劳动者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显著地高于城市，因此在既定的人口结构下，人力资本在不同群体间的积累比例的不同将会带来迥然相异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动。调整人力资本在这些不同群体间的积累结构，可能在给定人力资本总投资水平的情况下，改变实际的劳动参与水平。

（二）人力资本积累结构与劳动参与率水平现状

2010年，全省劳动适龄人口424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8%。全体劳动适龄人口中70%以上是初中及以下的学历水平，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尚不足6%，大学专科的占比也仅有6.85%，如表3.1。

表3.1　我省当前实际劳动适龄人口及学历分布

劳动适龄人口所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可供给的劳动力的数量，然而并非所有劳动适龄人口均有能力、有意愿进行劳动供给，因此，劳动参与人口数是比劳动适龄人口数更为实际且有效的测量劳动供给意愿和实际劳动供给的指标。

根据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考虑到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我们分别从《浙江省2010人口普查资料》“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据、“分性别、受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口”数据、“分年龄、性别、未工作原因的失业人口”数据中，选取我省男性15—69岁人口总数、就业人口数、失业人口数以及女性15—54岁人口总数、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数，并将15岁年龄人口的数据剔除，得到相对精确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和失业情况数据，根据定义，劳动参与人口为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和，从而提取并处理出的劳动适龄人口就业与失业数据即可以得到我省的劳动参与人口数据。表3.2给出了我省当前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与失业情况以及劳动参与人数。

表3.2　我省当前实际劳动参与人数及就业情况

根据表3.1和表3.2进一步计算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人数/劳动适龄人口总数，全体劳动适龄人口及各学历层次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情况如表3.3。随着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我省劳动参与率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倒U型关系，“初中”这一教育水平的劳动适龄人口劳动率是最高的，“未上过学”的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极低，这可能是这些劳动者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而逐渐沦为“沮丧的劳动者”，并最终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表3.3　我省当前实际劳动参与率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城乡结构与劳动参与率水平

1.劳动参与率的城乡差异

大量研究也已证明通常城乡的劳动参与率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体上看一般农村的劳动参与率高于城镇。这样的分布规律在我省同样存在，接下来本课题首先具体描述我省当前劳动参与率以及城市、镇和农村劳动参与率的现状以及劳动参与率在城乡间的差距。

为了使测算的劳动供给相关数据更为精确，本研究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和处理。根据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考虑到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我们分别以《浙江省2010人口普查资料》“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分别从中提取男性15—59岁和女性15—5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的学历分布，其中由于小学在校生的年龄全部处于15岁以下，故此处“小学”仅指已经从小学毕业并仅具有小学学历的劳动者。初中在校生中有一小部分年龄处于16—17岁，其余均在15岁及以下，故此处“初中”指从初中毕业并仅具有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加上16—17岁的初中在校生。高中的情况与初中恰好相反，故此处剔除掉16岁以下的高中在校生，保留16岁以上高中在校生以及毕业生。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此处使用当前在校生与已经毕业的具有相应学历的劳动者的总和。具体的我省劳动适龄人口的城乡分布详见表3.4。

表3.4　我省劳动适龄人口的城乡分布（n_ij0）

我们看到，城市的人力资本分布层次显著地高于镇和农村；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分布极为不均衡，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几乎全部分布于城市中，镇和农村所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总和尚不足城市的10%；未上过学的劳动者占比在城市相对较低，但是在农村和镇仍然较高，高于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劳动者的总和。

与上文处理方式类似的，我们从《浙江省2010人口普查资料》中分别提取城市、镇和乡村男性15—59岁和女性15—54岁人口总数、就业人口数、失业人口数，并剔除15岁人口的相关数据，并按照上文所述方法对学历水平进行了调整以得到相对精确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人数、失业人数以及相应的劳动参与人数，分别如表3.5、3.6、3.7所示。

表3.5　我省城、镇、乡劳动就业人口分布

表3.6　我省城、镇、乡劳动失业人口分布

表3.7　我省城、镇、乡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参与人员分布（m_ij0）

根据劳动参与人数与劳动适龄人口总数可以求出我省城、镇、乡的劳动参与率分布情况，详见表3.8。

表3.8　我省城、镇、乡劳动参与率的学历分布（r_ij0）

表3.8显示，无论城市还是镇和乡，劳动参与率与学历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倒U曲线关系，劳动参与率的极大值均出现在“初中”这一学历水平；“未上过学”这一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极低，当然这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过低的人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城市、镇和农村的劳动参与率绝对水平有显著差异，镇的劳动参与率几乎在所有学历层次均高于城市和农村（仅有“未上过学”出现例外）；城市劳动参与率在各个学历层次均低于镇，并且在较低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其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农村，但是在高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城市的劳动参与率显著地高于农村。

2.人力资本积累城乡结构假设下的劳动参与率

城镇乡之间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异是显著的，城镇乡之间劳动参与水平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同时，同一地域类别内，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参与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关系，所有这些信息说明，人力资本在不同地域人群上积累结构的改变，将引致全体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总体水平的变化。

从未来看，加大教育投入并倾斜于相对不发达的农村教育，改善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改善相对不发达的小集镇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将是必然的趋势。这种趋势对我省未来的劳动供给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假设城市当前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及分布维持不变，强化镇和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至与城市当前水平相当（以下将这一假设简称为城乡结构假设），我们测算这种变化对全省劳动供给的可能影响。

（1）城乡结构假设下的城镇乡劳动适龄人口学历分布测算（n_ij）。基于城市各级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镇和乡当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假设其人力资本积累结构与城市当前相当，则城乡结构假设下镇和农村各级人力资本积累层次的劳动适龄人口数如表3.9。

表3.9　城乡结构假设下劳动年龄人口的城、镇、乡分布（n_ij1）

（2）城乡结构假设下的城镇乡适龄人口劳动参与人数及分布测算。由于我们假设镇和乡的各级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均不变，那么在假设的人力资本分布下各级学历层次劳动者劳动参与数量（m_ij1）:m_ij1＝r_ij0n_ij1。表3.10给出了据此计算的城乡结构假设下的劳动参与数量。

表3.10　城乡结构假设下城市、镇、乡的劳动参与人口数（m_ij1）

（3）城乡结构假设下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变动。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测算在城乡结构假设下由于镇和村人力资本分布层次和结构提高所带来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动:

其中农村的劳动参与率下降超过2.5个百分点，而镇的劳动参与率将有小幅的提高。

表3.11　城乡结构假设下劳动参与率及变动情况

然而在劳动参与率随着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和结构提升而下降这个不争的事实背后，我们看到了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和结构的提升所带来的劳动供给质量的提升——若镇和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和结构能够达到城市当前的水平，就意味着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低水平简单劳动供给大幅减少，而高中以及以上学历的技术型和技能型劳动供给显著增加。这种劳动供给结构的变化对我省当前的产业升级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高技能、高水平劳动供给的增加可以满足市场和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于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大量需求；其次，低水平劳动供给的减少迫使过分依赖低劳动成本的低端制造业、代工和出口加工贸易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第三，劳动供给结构的变动必然引致劳动成本结构的变动，从而内生地引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进行转型升级。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升直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早已指出，高技能含量的复杂劳动价值当是简单劳动的倍加。若从“劳动者的工资率等于其边际产出”的角度来看，近些年来教育回报率的不断攀升以及由此造成的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简单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扩大亦从产出角度说明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虽然降低了劳动供给的数量，但是由质量提升所带来的单位劳动供给量的提高将弥补甚至超过其数量的降低。

（四）人力资本积累的性别结构与劳动参与率水平

女性已经成为劳动供给的重要力量，但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与男性的一定差距。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慢，劳动供给从人口数量上的约束越来越大，女性人口的劳动供给也将日益受到关注。面对这一趋势，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无疑将受到进一步重视。因此，我们本节关注测算如果强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将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升到与男性同等的水平，则对全省劳动参与总体水平将会有怎样的影响。

1.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

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均证明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同样是巨大的，并且这种差异在全世界范围内长期、广泛持续存在着。为了考察我省当前劳动参与率水平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间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变动将带来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情况，本文对于我省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情况进行了研究。与上文相似，此处分别取15—59岁男性人口的就业、失业数据和15—54岁女性人口的就业、失业数据并分别减去15岁人口数，求得16—59岁男性和16—54岁女性劳动力人口数及就业情况。以此为基础数据分别计算男性和女性当前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在假设女性劳动者学历分布提升至男性水平后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情况。

从总体上看，我省当前男性的劳动参与率约为88.35%，女性劳动参与率约为76.4%，两者相差将近14个百分点。对于造成男性和女性性别间劳动参与率的差异的原因，通常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客观的生理差异导致了女性在从事高强度、高密度的体力劳动中处于弱势，且由于孕产期、哺乳期以及生理期等特殊原因，女性的总体劳动供给时间和强度均低于男性，使得企业往往更加倾向于雇佣男性，造成对于女性的就业筛选，延长了女性的工作搜寻时间，降低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期望报酬，从而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意愿。二是由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女性更多地承担了家务劳动和抚养子女、扶养老人的角色，大量的家务劳动一方面减少了可供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则提高了保留工资率，并从而减少了其劳动参与意愿。第三则是由于男性和女性在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上的显著差异，大量的研究以及上文的分析均已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劳动者的劳动参与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我省女性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与男性存在显著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给定各人力资本积累结构水平的劳动参与率的前提下，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结构的不同，使得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现出巨大的差异。

为了更精确地计算我省分性别的劳动适龄人口学历情况，与上文的测算过程相似，“小学”仅指已经从小学毕业并仅具有小学学历的劳动者；“初中”指从初中毕业并仅具有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加上16—17岁的初中在校生；“高中”指16岁以上的高中在校生以及毕业生；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此处使用当前在校生与已经毕业的具有相应学历的劳动者的总和。表3.12给出了我省男性和女性适龄劳动人口的学历分布情况。

表3.12　我省分性别各级学历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从表3.12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构层次基本上是相似的，初中及以下劳动者占据绝对多数，然而女性劳动者中具有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比例超过了男性，但是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在初中和高中这两个学历层次的占比显著地低于男性，随着受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和男性劳动者占比的差距有所缩小。

在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具有差异的状况下，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就业和失业状况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如表3.13、表3.14所示。

表3.13　我省分性别各学历劳动年龄人口就业情况

表3.14　我省分性别各学历劳动年龄人口失业情况

根据表3.13和表3.14我们可以求出男性和女性劳动者分别的劳动参与人数如表3.15，并结合表3.12计算我省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分布情况如表3.16。

表3.15　我省分性别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人数

表3.16　分性别各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劳动者劳动参与率

性别与学历交叉分布的劳动参与数据显示:首先，虽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但是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即符合大多数经验研究得出的结果: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对于教育更加敏感，等量的新增教育可以带来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增量高于男性。其次，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学历之间均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且劳动参与率的极大值均出现在“初中”这一学历层级。第三，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高中以及以上学历层级的劳动参与率水平显著的低于初中以及以下，也就是说，劳动参与率与学历之间的倒U曲线是向右偏斜的。

2.人力资本积累性别结构假设下的劳动参与情况

为了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的性别结构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我们假设可能影响劳动参与率水平的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假设男性劳动者当前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积累结构保持不变，考察如果强化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使女性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升至与男性当前水平相当（以下称此假设为性别结构假设），观察这一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对劳动参与水平的影响。

类似于前述城乡结构假设下的测算过程，我们计算男性各级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女性当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假设其人力资本积累结构与男性当前相当，从而计算出性别结构假设下我省分性别各级学历水平的劳动参与人数，详见表3.17。

表3.17　性别结构假设下劳动参与人口数

根据表3.17给出的数据，我们根据类似于测算城乡结构假设影响的思路和方法，可以计算在性别结构假设下由于女性人力资本分布层次和结构提高将使得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0.28个百分点，并引致全体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整体水平提高0.18个百分点，并且劳动供给的质量得到优化。

（五）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变动的劳动参与效应

综合上述人力资本的城乡结构假设和性别结构假设两方面，我们看到，如果从城乡分布和性别分布上同时调整未来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构，即:强化镇和乡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其积累达到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强化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其达到男性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则劳动参与率水平整体上将下降0.86个百分点，如表3.18。

表3.18　人力资本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双重假设下劳动参与率变动

因此，随着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尤其随着政府开始重视和加强乡镇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女性女童的人力资本投资，从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的数量观察，将引致今后一段时间内，劳动的供给相对减少。如果考虑到人口结构改变、劳动适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长趋缓，则甚至可能出现劳动参与人口绝对数量减少。

四、人力资本结构与劳动参与时间:基于就业人口与周工作时间的观察

劳动参与决策既包括是否参与劳动（参与意愿），也包括参与多长时间的劳动（劳动参与时间）。人力资本对劳动参与意愿的影响与对劳动参与时间的影响，在机理和路径上基本一致。本部分仍按照上文分析劳动参与意愿的研究思路和计算方法来测算人力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对于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一）人力资本积累的城乡结构与劳动参与时间

1.城乡劳动参与时间差异

根据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我省城市、镇和乡分别的劳动供给时间（以周工作小时数作为劳动供给时间的表达变量），通过整理可以发现我省镇的劳动者平均劳动供给时间略长于城市劳动者，农村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显著低于镇和城市。具体情况参见表4.1。

表4.1　城市、镇和农村劳动供给时间差异

城市、镇和乡在劳动供给时间上存在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农村劳动者的劳动供给特性:农村劳动者具有很高的劳动参与意愿，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需要，他们的劳动供给时间低于城镇劳动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过低，使得他们往往只能在建筑业、低端服务业等相对低端产业就业，其中很大一部分仅能从事兼职工作，由于他们的技术水平极低，因此往往会面临更为频繁的失业以及更长的失业期，这降低了其平均周劳动供给时间。表4.2给出了我省分学历的周劳动供给时间情况。

表4.2　劳动供给时间的学历分布

本研究侧重于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对于劳动供给的影响，故对于前一方面的影响不进行过多的讨论，接下来主要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和层次的城乡差异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和结构的调整对于我省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2.人力资本积累的城乡结构与劳动供给时间

毋庸置疑的是，城市、镇和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和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镇和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正在迅速地提高。经典的劳动经济学理论指出，假设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将获得提升，相应地，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将获得提升，得到较高的工资率。而由于工资率提升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将使得劳动供给时间发生变动。因此，人力资本积累结构的变动将会直接引致劳动供给时间的变化，为了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结构的变动对于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首先需要对我省城、镇、乡各层次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劳动者当前的劳动供给时间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表4.3给出了我省城、镇、乡不同学历劳动者的周劳动供给小时数。

表4.3　城、镇、乡不同学历劳动者周劳动供给时间

观察劳动供给时间的城、镇、乡分布差异，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城市劳动者劳动供给时间随学历变动的趋势与镇和乡劳动者完全不同——城市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随着学历的提升而单调递减；但镇和乡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呈现倒U型分布，从未上过学到初中，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供给时间增加，而在初中学历以上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其劳动供给时间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从劳动供给时间的绝对数量来说，城市的劳动供给时间总体上高于镇，城市具有初中以及以下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劳动者周劳动供给平均时间均超过53小时，高中学历的劳动者周劳动供给时间49小时，而大学专科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均低于45小时。镇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变动的变化较为平稳，乡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变化趋势虽然与镇劳动者几乎一样，但是其劳动供给时间在整体上低于镇，并且其变动更为剧烈。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供给时间的人力资本积累分布显示出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机制存在复杂的门限值:在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区间，其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机理和效应都是不同的，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不能仅关注总量层面上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劳动供给的影响，而需要从结构的视角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的分布对于劳动供给时间分布的影响。

通过以上几张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镇和农村劳动者的周劳动供给时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我们注意到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即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近年来，随着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基础教育投资以及农村居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日益重视，镇和村的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持续提高。

本部分将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在城乡间的变动对于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与上文类似的，我们首先假设可能影响劳动供给时间的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仅考察镇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层次提升和结构变动的劳动供给时间效应；其次，以城市当前的人力资本积累结构作为基准，假设镇和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和结构提升至与城市当前水平相当（以下简称城乡结构假设）；最后，在新的劳动者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下，结合当前各学历层次周劳动供给小时数和当前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劳动供给的总时间及变动情况。

我们根据当前城市、镇和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分布以及劳动供给时间分布计算出现实的周劳动供给小时数:t＝r_ij·Nij·t_ij。

其中t为劳动供给时间；r_ij为i地区j级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劳动参与率；Nij为i地区j级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劳动年龄人口数；t_ij为i地区j级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劳动者周劳动供给小时数。

表4.4　我省当前劳动者周劳动供给小时数

其次，根据当前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分布调整镇和村的人力资本积累分布，并结合劳动供给时间分布计算出调整后的周劳动供给小时数:t′＝r_ij·N′_ij·t_ij。

表4.5　人力资本城乡假设下的周劳动供给时间

对比表4.4和表4.5，可以得到人力资本城乡结构假设下的劳动供给时间的变动情况如表4.6。

表4.6　人力资本城乡假设下周劳动供给时间变化

通过表4.6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力资本分布结构调整的假设下，劳动供给时间不仅在总量上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并且供给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初中及以下的低水平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大大下降，而具有高中和大学专科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工人和职业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大大增加了。这一方面意味着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结构的调整可以在总量上提高劳动供给解决劳动供给问题；另一方面意味着劳动供给质量的提高——由技术性的复杂劳动供给取代简单劳动供给，从而提高实际的劳动供给。

（二）人力资本积累的性别结构与劳动参与时间

劳动供给时间的性别差异同样是巨大的，并且这种差异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广泛持续存在。为了考察我省劳动者当前周劳动供给时间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间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变动将带来的劳动供给时间的变动情况，本文对于我省分性别的劳动供给时间情况进行了研究。与上文相似，分别取15—59岁男性人口的就业失业数据和15—54岁女性人口的就业和失业数据并分别减去15岁人口数，求得16—59岁男性和16—54岁女性劳动力人口数及就业情况。以此为基础数据分别计算男性和女性当前的周劳动供给时间，以及在假设女性劳动者学历分布提升至男性水平后的劳动供给时间的变动情况。

1.性别劳动参与时间差异

由于女性劳动供给对于教育的反应相较于男性更加敏感，以下分性别进行观察男性和女性人力资本积累结构的劳动供给时间分布，详见表4.7。

表4.7　不同性别劳动者周劳动供给时间

男性分学历的劳动供给时间分布与总体劳动供给时间分布基本一致，然而我们发现男性劳动者在初中和高中这两个学历层级都非常高且相当接近，这表明对于男性劳动者来说，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入了具有一定技术要求的行业，不再完全依赖于提供简单劳动换取报酬。与男性劳动者相比，女性劳动者劳动供给时间的分布趋势并无特殊，但是可以看到女性劳动者劳动供给时间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变化呈现出右倾的倒U型——劳动供给时间的顶点出现在初中，且在初中以上的学历分布中，劳动供给时间的下降幅度相当大。

2.人力资本性别结构假设下的劳动供给

我省女性劳动者的周劳动供给时间显著低于男性，并且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这一差距在不断地扩大。我们认为这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从客观上，即便在劳动力市场从事与男性同样的工作，女性仍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及老人；从女性自身的生理特性上来看，相对于男性女性需要有更多的休息时间:经期、孕期、哺乳等生理原因造成了女性必然的劳动供给中断以及劳动供给时间的缩短。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省男性和女性劳动供给时间的差异是由两方面组成的，一方面即上文提到的由于生理和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女性天然的劳动供给时间少于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从而降低了其在市场上的劳动报酬并进一步降低了劳动供给时间。大量的研究均证明，女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决策对于教育更加敏感——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劳动供给意愿迅速提升。因此，若能在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纠正女性的弱势地位，使得女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分布达到与男性相同的境况，那么无疑可以大大地提升女性劳动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而近些年来对于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逐渐增加，预期与男性的差距也将逐渐减小，这意味着未来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性别结构的变动亦将会引致劳动供给时间的变化。为了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的性别结构对于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我们首先假设可能影响劳动供给时间的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仅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的性别结构变动的劳动供给时间效应；其次，以男性劳动者当前人力资本积累结构作为基准，将女性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结构调整至与男性当前水平相当（以下简称性别结构假设）；第三，假设女性在各个学历分布层次上的周劳动供给时间仍然保持不变，使用新构建的女性人力资本的分布数据计算女性劳动供给总量，结果如表4.8所示。

表4.8　性别结构假设下女性周劳动供给时间及变动情况

续表

通过表4.8可见若女性人力资本积累结构提升到男性当前的水平，那么在总量上每周将增加41.25万小时的劳动供给，从结构分布上看，小学以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供给将会大幅度的下降，而其余各学历水平的劳动供给均显著增加。劳动供给时间的增量主要来自于初中和高中。这与我国当前总体人力资本分布结构过于集中在低端，中高水平人力资本十分匮乏有关——即使男性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人力资本积累的占比都十分低。然而抛开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总体积累较低的现实，我们看到即使仅仅是从我省当前女性人力资本积累分布水平提高到我省男性人力资本的积累分布水平，那么劳动供给的增量和结构的优化都已经十分可观。

（三）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变动的劳动供给时间效应

人力资本积累的城乡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变动都将有显著影响，在现实中，人力资本的城乡结构和性别结构是同时对劳动供给时间产生影响的。为了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的城乡结构与性别结构对于劳动供给时间的总的影响，本文模拟人力资本积累的性别结构和城乡结构同时变动时的劳动供给时间的变化情况，如表4-9所示。

表4.9　双重结构假设下的周劳动供给小时数变动

根据表4.9，按2010年全省劳动就业人口3280.39万人计，相当于平均每人减少周工作时间0.58小时。因此，随着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尤其随着政府开始重视和加强乡镇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女性女童的人力资本投资，从劳动当前就业者的周劳动时间观察，将引致今后一段时间内，劳动参与者的实际劳动供给相对减少。这一周劳动时间的结构效应，与劳动参与率的结构效应相一致。

五、人力资本结构与劳动供给有效性:基于失业原因观察和匹配度模拟

从劳动参与率讨论劳动供给强调的是全体劳动适龄人口中有多少人愿意参与劳动，但实际劳动供给还取决于参与劳动的人平均每周可以提供的工作时间；从周工作小时讨论劳动供给强调的是所有参与劳动的人真正能提供的工作时间长短，相对于从“人数”上的劳动供给观察，从“工作小时”上的劳动供给观察无疑更为客观和有效。

然而，无论从“人数”上计量还是从“小时数”上计量，所测算的劳动供给只反映出可能的劳动总供给，这些劳动总供给只有被经济运行所需求，才可能成为有效的劳动供给。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构，无疑影响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间的匹配协调，从而影响劳动供给的有效性。为此，我们进一步观察劳动供给的有效性以测算人力资本结构对有效劳动供给的影响。

（一）劳动总供给与有效劳动供给

当前我国的劳动供给问题得到了大量学者的关注，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在总量上仍然是充裕的，目前的“用工荒”实际上反应的是一种包括地区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在内的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钱文荣、黄祖辉，2007；钱文荣、谢长青，2009；李朝晖，2011等）。然而我们认为，我国的劳动供给问题本质上是人力资本供给问题——即使劳动供给开始出现趋势性的转变，但是我国劳动力资源本身仍然是极为丰富的，从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来看，人力资本具有向下替代性:无论一个劳动者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如何，其均可以从事相对简单的劳动，然而仅具备低水平人力资本积累的劳动者却很难从事复杂的技术劳动。因此对于我省乃至于我国来说，当前的劳动供给问题实质上是劳动者所能提供的人力资本尚无法满足企业和市场的需求的问题。

进一步，人力资本积累的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实质上可以转化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匹配问题——人力资本必须通过物质资本作为媒介方能进入生产函数形成真实的产出；而物质资本亦需要在人力资本的操控和使用下才能够将其内化的技术水平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且，由于地区或行业的技术结构和需求结构往往难以观察，而技术水平和其生产能力也往往物化于物质资本之中，因此物质资本结构成为观察技术结构和人力资本需求结构一个相当方便且实用的替代变量。因而，人力资本积累结构与技术结构、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最为直观的表现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结构。

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问题始终无法摆脱“结构效应”而存在——经济增长理论明确指出，最终产出由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决定，这不仅指资本积累的数量，同时也要求所积累资本之间匹配协调。各类资本间的不匹配会限制资本效能的发挥，造成资本的闲置和浪费，就人力资本而言，表现为企业的用工难与劳动者的就业难、失业的并存。

目前学术界也已开始关注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之间的匹配协调问题。部分研究讨论了两者匹配协调的重要性（Barro、Sala·I.Martin，1992；刘军、周绍伟，2004），部分研究给出了局部性的经验性观察（Nelson-Phelps，1966；Romer，1986；Lucas，1988；Islam，1995；刘智勇、胡永远、易先忠，2008；岳希明、任若恩，2008）。另有一些研究深入探讨了人力资本的不同类型及其在经济运行中作用的机制和贡献的差异，以此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应该与物质资本、技术水平、信息存量等外部要素相匹配和协调（Acemoglu、Zilibotti，1999）。这些研究虽然侧重点各异，但是均指向一个事实: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协调匹配直接关系着资本的有效性。因此，从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角度来看，只有与物质资本所决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信息存量相匹配，投入到现实的经济运行中，为市场所需求、为生产所应用，与物质资本相结合成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才能成为推动经济运行的有效劳动供给。

当前我省存在的企业用工难与劳动者失业问题并存的局面则恰恰说明了无效劳动供给的存在。

（二）失业时间和失业原因显示无效劳动供给的存在

失业问题作为贯穿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问题，广泛存在于各个年龄层次和人力资本积累层次，然而城乡劳动者、不同性别、不同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和失业的原因却又各不相同。通过考察不同人力资本积累特征的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和失业原因可以部分地解释我省当前无效劳动供给存在的范围、程度和成因。

1.各学历层次平均失业时间

从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提取16—59岁男性、16—54岁女性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时间数据，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首先，随着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失业持续时间迅速下降，但是农村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时间相当高，不仅超过城市和镇该学历水平的失业时间分布，甚至比农村未上过学劳动者的失业时间更长；其次，无论在城市、镇还是农村，男性失业时间在总体上均略低于女性；最后，农村劳动者总体失业持续时间最短，而城市最高。具体的失业持续时间数据详见表5.1和表5.2。

表5.1　平均失业时间的学历分布

表5.2　失业持续时间的学历分布

劳动的供给，本质上是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供给。表5.1和表5.2所显示的失业现象的存在，尤其是高人力资本者失业现象的存在，说明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并不为经济运行所需求。不被经济运行所需求，则相应的劳动供给实质上是一种无效供给，这种供给的无效现象，无论在男性和女性劳动者中均存在，如图5.1和图5.2所示。

图5.1　男性劳动者失业持续时间的学历分布

图5.2　女性劳动者失业持续时间的学历分布

2.各学历层次失业原因分布

为了更好地理解个人力资本积累层次劳动者的失业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其失业的原因。与失业持续时间的分析逻辑和方法一样，提取劳动年龄人口（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的失业原因数据，详见表5.3。

表5.3　不同学历劳动者失业原因

续表

失业原因的基本特征是:对于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来说，毕业后未找到工作是失业的最主要原因，因本人原因失去工作也是主要的失业原因之一。结合上文的劳动者失业持续时间，我们发现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主要失业原因是毕业后未找到工作，失业持续期主要是1—3个月，这意味着大专及以上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劳动者失业的主要原因是暂时未能与物质资本形成匹配的人力资本出现了短暂的闲置。

考虑到男性和女性的失业原因可能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性别分别考察男性和女性的分学历失业原因，如图5.3和图5.4。

图5.3　男性分学历失业原因

男性与女性的失业原因有所不同，但对于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劳动者来说，失业的主要原因是“毕业后暂时未能就业”和“因本人的原因失去工作”，显然，人力资本未能与物质资本及时形成匹配是其本质所在。

图5.4　女性分学历失业原因

（三）人力资本结构、耦合度、有效劳动供给测量

本报告前几部分所给出的人力资本和劳动供给量的估算均是基于当前的人口分布结构和总量计算出劳动年龄人口结构，首先计算出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并根据相应的劳动参与率估算得到劳动供给人口。这样估算所得出的本质上是可供的劳动供给总量，而劳动供给只有与物质资本相结合投入到现实生产中方能成为推动经济运行的有效的劳动供给。目前诸多学者所指出的我国劳动供给结构性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即为劳动供给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劳动者所积累的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需求结构之间无法形成匹配，从而造成在企业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同时，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力资本闲置的困境。由劳动供给到有效劳动供给，不仅要求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数量达到一定水平，更重要的是劳动者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与产业需求相符合、与技术结构相协调、与物质资本相匹配。虽然当前对于劳动供给总量的估算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在有效劳动供给的估算上，学界尚鲜有涉及。本部分将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匹配角度讨论我省劳动供给的有效性问题。

1.方法说明

内生增长理论明确指出，无论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都是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资本分项组成的，是两个复杂的资本系统。因此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匹配是指两种资本及各自的各个分项之间在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共生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掣肘的动态关系。在存量方面，一种资本效能的发挥需要依赖一定数量的另一种资本，任何一种资本的冗余或不足都会降低总体的效率；在资本积累方面，一种资本存量及层次水平在一定程度的提升对另一种资本的积累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若两种资本的存量和层次水平差异过大，则会降低匹配程度，损害经济效率；在结构方面，某种类型的物质资本需要具备相应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本操控，某种人力资本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物质资本结合方能发挥其生产力，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各分项之间的匹配构成了两个资本系统整体的匹配。

王永初和王启志（1999）提出，耦合度是多变量多系统要素间相互影响的一种度量。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最早出现在面向过程系统的领域，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致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对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吴玉鸣、张燕，2008）。当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配合得当、互惠互利时，为良性耦合；反之，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时，为恶性耦合。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系统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共生作用，也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掣肘的动态关系，鉴于此，本研究把这一物理学概念应用于经济学，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作为两个相互耦合的系统，用一定时间序列的相关指标将这两者有机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考察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乃至相互掣肘的动态关系，并进一步解释这种匹配关系对于劳动供给有效性的影响。

2.耦合度测量

（1）资本系统构建及表达

资本系统的内部结构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观察，本文依据资本质量差异考察资本系统的构成，基于我国工业行业的数据观察人力资本系统与物质资本系统之间的匹配程度。

对于人力资本系统，目前大部分研究（刘智勇、胡永远、易先忠，2008等）从学历层次差异来判断人力资本质量水平并据以划分人力资本的层次结构。这种方法有其合理性，Barro（2001）、Islam（1995）等许多研究均表明，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者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和作用贡献率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本质上就是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差异。因此，根据受教育水平划分人力资本层次从而表达人力资本系统结构是合理的。本文定义人力资本序列组Hi:未上过学人口数:H1；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数:H2；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数:H3；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数:H4；大专以及以上人口数:H5。鉴于公开出版的统计年鉴及其他资料中未曾给出工业分行业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分布数据，本文使用全部从业人员的学历分布数据构建人力资本指标序列，数据取自2004—2010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对于物质资本系统，资本质量的差异主要来自其固化的技术水平的差异，而在同一个行业内的企业面临相似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技术前沿面，即可以认为在同一个行业内部物质资本所固化的技术水平具有相对同质性，而不同行业间物质资本所固化的技术水平则是具有相对差异性。据此，本文以具体行业作为物质资本质量和结构的划分，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定义的38个行业将物质资本划分为38类，构建物质资本序列组Kj，Kj为第j个行业的固定资本存量。我们依据永续盘存法（钱雪亚、徐文晔、王秋实，2009）原理估计Kj，以1985年为初始值，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取得历年38个行业当年价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当年价的固定资产净值基础数据，运用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基础数据调整到以1995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水平，估算获得观察内可比价物质资本存量，最后从中截取2003—2009年部分。

（2）人力资本系统与物质资本系统的协调度测量

构建协调度:

其中R＝2，E₁（t，H）、E₂（t，K）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综合评价值，E₁（t，H）＝

协调度D的取值在0-1之间，通过比较协调度指标就可以分析出人力资本系统与物质资本系统的关联、匹配程度。一般来讲当D∈（0，0.35］时为低关联度，两系统指标间相互作用弱，匹配不协调；当D∈（0.35，0.65］时关联度较弱，匹配协调性一般；当D∈（0.65，0.85］时两者具备较高关联度，两系统指标间相互作用较强，匹配程度较高；当D∈（0.85，1］时为极高关联度，两系统指标的相对变化几乎一致。

（3）我国各省市工业行业人力资本结构与物质资本协调度

依据上文所描述的协调度测算方法，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测算了我国各省份2003—2009年间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协调度，结果如表5.4所示^[1]。

表5.4　2003—2009年我国各省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协调度

续表

暂且不考虑耦合度指标在不同年之间的波动，从平均意义上观察耦合度，浙江2003—2009年的平均值为0.791，这说明所积累人力资本只有不到八成是与物质资本形成有效匹配从而真正成为有效的生产要素，也就是，我们可能的或者说潜在的劳动供给问题，只有八成是有效劳动供给。

3.有效劳动供给测量

本研究以周为单位测算有效劳动供给数量，分别使用城、镇、乡的男性与女性“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劳动参与率×周劳动供给时间×劳动供给的有效性”得到城、镇、乡的周劳动供给总量，其中“劳动供给的有效性”采用2003—2009年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匹配有效度的平均水平0.791，测算结果如表5.5。

表5.5　我省当前周有效劳动供给

上述结果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在结构上匹配的有效性问题，引致全省劳动供给总量中3496小时/周是无效供给，这一数据足以说明人力资本积累结构对劳动实际供给的巨大影响。

六、提升劳动供给质量，增加有效劳动供给

本课题基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的模拟测算发现，在现阶段，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均将可能趋于降低。这意味着我省当前所面临的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将趋于严峻，试图增加劳动供给人口和在既有人口结构下提高劳动参与率将愈发困难，而试图通过从外部吸引劳动力流入的方法解决当前条件下的劳动供给问题也只能是强弩之末。解决我省乃至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劳动力供给趋于紧张的局面的方法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总量和数量层面上，而需要从质量和效率入手，在既有的劳动供给数量下降的约束下通过提升劳动供给质量、提高劳动供给的有效性来提高实际的供给效率。

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要素，不仅是一个总量问题更是一个结构问题，不仅是人力资本内部的结构问题，同时也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等外部要素的匹配问题。在给定要素总量的条件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等外部要素的匹配关系越优、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内部的结构越优，则实际的劳动供给效率越佳，表现为劳动供给质量和有效性的全面提升。具体而言，需要从投资政策体系、要素流动环境、资本产权激励三个层面优化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

（一）构建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体系

人力资本投资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应根据经济结构发展和调整人力资本投资方向和力度，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形成稳定的人力资本投资制度，平衡教育投资方向，使地区间、人力资本类型之间的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有效结合起来，形成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序列，形成终身教育体制。在普通学历教育方面，着重培养人力资本的逻辑能力、思辨能力和学习能力；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加强职业培训，着力培养针对性强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在地区教育方面，统筹兼顾，平衡地域间投资。

首先，平衡地区间人力资本投资方向。实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战略，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长期实行偏向城市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造成的，因此，必须改变偏向城市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实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战略。为此，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应当实行农村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通过投资政策倾斜，确保农村教育的发展速度略高于城市教育发展速度。一要取消《教育法》中规定的农民要负担教育费附加的义务，以及对义务教育学校的基建支出，农村由乡村负责，部分通过向农民集资解决的规定，实行城乡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家统筹的制度；二是要切实实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和书本费全免的政策，防止和杜绝一切乱收费现象的发生；三是要实行农村教师待遇略高于城市的制度，以此吸引优秀教师和优秀大学生自愿到农村任教，以提高农村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四是对于高中教育应特别关注，目前农村普通高中教育发展较为落后，农村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短缺，教学质量差，高考升学率低，收费标准高，这些原因导致部分农村贫困子女无力上学，因此，要加大农村高中教育投入，增加农村普通高中的数量，扩大农村普通高中的规模，降低农村普通高中的收费标准，实行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其次，平衡投资教育类型方向。除了发展普通教育外，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加强，政府和企业应承担起主要责任。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在职业培训方面，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在承担职业培训方面应主动承担起责任。对政府来讲，一要加大农民工培训的投资力度，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继续实行诸如“2003至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等项目。二要继续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投资力度，使更多的农民工能够接受免费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受培训的比率。三是要不断改进培训方式，提高培训水平和质量，确保受训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真正有所提高。对企业来讲，一要针对需要实行培训，增强人力资本的适用性和异质性程度；二要定期实行增强人力资本整体素质的培训，如企业文化培养、团队精神强化等。

（二）改善人力资本要素流动环境

首先，消除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壁垒。一要废除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目前，全国已有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重庆、广西等12个省市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建立了城乡统一的一元户口登记制度。但从全国看，实行城乡一元户口登记制度的地区是少数，还有近2/3的地区没有实行这一制度，而且实行这一制度的地区，也仅仅是在户籍登记上实现了城乡统一，并没有从根本上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诸多非户籍功能，更没有赋予公民自由迁徙权和平等的国民待遇。二要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非户籍功能，恢复户籍制度的本来面目。建立户籍制度的目的本来只是通过掌握住户和人口以及人口变动情况的基本信息，方便对人口的管理，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传统户籍制度却逐渐背离了户籍制度的这一本来目的，附着了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入伍等诸多非户籍功能，并使不同户籍的人在上述功能中享受不同的福利待遇。从而人为造成了不同户籍公民之间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阻碍着劳动力的自由合理流动。可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仅仅局限于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非户籍功能，恢复户籍制度的本来面目。三要加大配套改革力度。虽然我国传统户籍制度是以公安部门为主体加以实施的，但由于劳动保障、人事组织、财政、民政、城管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制定的政策大都与户籍制度挂钩，所以，仅仅靠公安部门一家的努力，户籍制度改革是难以奏效的。这说明，只有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多管齐下，协同用力，户籍制度改革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其次，培育人力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提高市场信息化程度。人力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是进行人力资本培训、信息交流、人员测评、咨询、有关职业供求状况分析的重要信息载体，是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对于减少人力资本产权的交易费用、构建有效的人力资本市场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有关职业供求状况分析工作只在全国100个中心城市展开，其覆盖面太窄，对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人力资本跨地区、跨行业、跨省份的自由流动来说，信息量远远不够。同时，劳动力市场上现有的中介机构由于地方政府监管不规范，所提供的信息都比较原始、直观，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虚假成分，因此，国家必须尽快建立起一批信誉良好的中介机构，并通过计算机网络建立起以国家劳动部为中心，以地方劳动部门的信息机构为枢纽的，覆盖全国各级劳动部门的信息网络，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使国家、省、市各级劳动部门的信息网络完整地运作起来，为人力资本流动投资的微观决策提供制度性的支持。

最后，优化各地环境建设，吸引人才内流。众所周知，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各省市的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存在很大差别，经济、制度环境差的省市地区对异质性人力资本缺乏吸引力，使人力资本不愿留在那里，而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又吸纳了过多的人力资本，使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减，虽然如此，由于各方面环境的影响，很多人还是不愿迁徙到落后但有利于发挥自身能力的地区。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省市应加大软环境建设力度，对异质性人力资本实行利益激励制度，优化人力资本引进环境，促进本地区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一要提高异质性人力资本的经济地位，在工作还是谋生手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激励人们学习和创造热情的强有力的手段，提高异质性人力资本的经济地位，对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要求政府在对机关事业单位的高层次人力资本进行体制内工资预算时，适度提高分配比重。二要提高异质性人力资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知识和技术的社会地位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是异质性人力资本进行创造的强大动力。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形成合理的人力层次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坚持人力资本产权激励

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微观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微观载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要落实到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上。要通过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改进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成为追求集约经营和提高效率的微观经济主体。因此，制度创新确立明确的产权制度，使经济效益与人力资本收益挂钩，激励异质性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充分界定异质性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产权问题是同人力资本投资和流动相关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的人力资本产权是激励人力资本和促进人力资本流动的有效措施。加大对专利权的保护和支持力度，保护专利是促进技术创新的有效举措，而科技创新是异质性人力资本能力的一种爆发，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而在我国现阶段，复制和盗版现象猖獗，极大地制约了科技创新人员的创造热情，因此，政府必须出台严厉措施，加大对盗窃专利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强对技术发明的奖励和保护。

钱雪亚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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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从结果看，部分省市的部分年份，协调度水平存在较大波动，波动主要来自于原始数据的大幅起落。如:北京市工艺品制造业的固定资本净值年平均余额2004年比2003年增长24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固定资本净值年平均余额2004年比2003年增长129%；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多个行业，以及天津、安徽、广东、贵州等其他多个省份。又如:北京市2004年高中文化程度人口322.7万人，2005年这一数据上升到492.66万人，而2006年又下降为318.8万人。北京市其他学历层次的人口数据也存在类似的波动，其他多个省市的数据也类似。协调度测算的是两个系统间的相互关联的动态关系，两个系统中任一系统基础数据的异常波动均将导致协调度的异常波动。受客观条件限制，我们缺乏依据调整原始数据，表1的协调度完全依据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测算。见“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统计研究》，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