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模式选择

与发达国家及地区相比较，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其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真正的大发展则在近几年。尽管我国的乡村旅游业发展较晚，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乡村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因而从发展模式上看，其乡村旅游类型也是相当丰富的。尽管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因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类^[16]，但考虑到像民俗风情型、农场庄园型、景区依托型、度假休闲型、特色产业带动型、现代农业展示型以及小城镇旅游型等这种分类对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具体模式时，我们也拟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角度来展开。

一、民俗风情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民俗风情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主要是指以农村的民俗风情为主要载体而开展的一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承载了古村落、新文化村落以及新经济村落不同阶段的农村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物化和意化的认知及体验功能。实践中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俗风情主要有服饰民俗、岁时节令习俗、居住民俗、婚姻礼仪民俗、饮食民俗和生产习俗等。民俗风情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既能有效地利用乡村地区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乡村旅游资源，又对挖掘和保护民俗传统、民俗文化以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民俗风情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在全国各地可以说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里我们仅以贵州省江口县云舍村为例来具体探讨民俗风情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在实践中的运作情况。

坐落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脚，与省级自然风景区太平河相依的云舍土家族民族文化村落位于贵州省江口县，其也是现阶段国家旅游局和贵州省旅游局发展乡村旅游的重点帮扶点。由于云舍村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民族风情习俗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村落建筑，加之其自身的民族传统节庆也较多^[17]，因此在这里发展民俗风情型的乡村旅游业具有一系列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了促进自身具有民俗风情特色的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江口县和云舍村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准确定位。随着梵净山旅游者量的日趋增加，单一的梵净山生态观光旅游已难以有效地满足旅游者们的需求与愿望，通过对旅游者人数、旅游流向、旅游消费以及经营项目及旅游收入等因素的分析，江口县和云舍村决定挖掘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力争将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有机结合，真正打造一个在国内有影响的“中国土家第一村”。其二是实施精品战略。云舍村距县城5 km，在江口至梵净山的公路旁，且又是太平河漂流的终点，地理位置相当优越。考虑到本身在资源方面所拥有的独特优势，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中，他们十分注意挖掘具有云舍土家族特点的东西，做到产品广泛而经典，所开发的节目也均原汁原味，完全杜绝舞台化和戏剧化的色彩，真正做到了在乡村旅游产品上的“你无我有，你有我新”。其三是注意对相关旅游设施的改善。为此，云舍村除投资修建一条上档次的旅游专线公路外，还投资30多万元改造了全村的电网系统、饮水工程系统以及垃圾处理系统。其四是专业培训和政府引导。为提高旅游服务水平以及村民们的旅游知识，云舍村先后对460多位村民进行了培训。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也提供了300多万元的开发资金来共同开发云舍村的民俗旅游资源。事实上也正是由于采取了上述多方面的得力措施，云舍村的乡村旅游业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2004年即被贵州省政府确定为“全省乡村旅游示范点”，2005年又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公共环境卫生得到了有效改善，农户的收入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2006年全村农户家庭的经营总收入达720多万元，比2002年时增长52%，户均收入超过1．6万元，既带来了村民们的富裕，又带动了周边地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二、农场庄园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尽管农场庄园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在国外的发展历史已比较悠久，然而在我国其雏形在20世纪80年代才形成。由于农场庄园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有利于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与相互促进，有利于实现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双重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带动交通通信、农业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农场庄园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不但在理论研究上得到了广泛发展，而且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广东白藤湖农民度假村，每年能接纳国内外旅游者50多万人次;中山市横门镇外滩上的“海上庄园”，其作为极具江南水乡体制的农业旅游区，每年也能接受旅游者20多万人次;上海的申隆生态园，在此方面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申隆生态园位于上海奉贤区境内，占地近800公顷，战略重点是打造集生态观光、教育训练、会展会务和农事活动为一体的大型农场式庄园，具体运作采取公司加农户的组织模式，尤其是2005年成立的申隆旅行社至今已接待旅游者40万人次以上，直接和间接提供就业岗位500多个，每年带动的农产品销售收入也突破了600万元。此外，北京怀柔县的雁栖农业情趣园，作为一个以果品采摘、垂钓、摸鱼为主的综合性观光农场，也在农业和旅游业的融合方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总之，农场庄园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依靠其本身以农业资源为依托，发展中强调生产性、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和商业性相互间的融合，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三、景区依托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所谓的景区依托型发展模式主要是指在地势较为平坦和道路较为通达的风景区周边发展乡村旅游项目。作为相关风景名胜区的一种旅游附属产品，景区依托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主要以景区旅游者为自己的目标客源市场，并在开发中较多地保留着自己的原生乡村状态。由于有风景名胜区的旅游资源作依托，加之其本身的旅游资源能与风景名胜区的旅游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因而景区依托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在实践中的成效还是十分显著的。

例如，位于安徽黄山脚下的汤口镇，由于地处有着“黄山第五绝”和“天下第一丽水”的黄山翡翠谷景点附近，便紧紧依托这种优势在翡翠谷景点附近按联合国“最佳环境居住奖”的要求设计建造了既融入徽派文化风格，同时又极具现代气息的翡翠新村。结果汤口镇的翡翠新村不但成了翡翠谷景点的延伸，而且无形中带动了汤口镇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再如，浙江省余姚市的大岚镇由于地处浙东地区的四明山心脏和姚江源头地带，加之又是我国十大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和“中国高山云雾茶之乡”，境内既有属于国家4A景区的丹山赤水，又有世界三大人神相恋神话传说之一的刘阮遇仙的发生地——四窗岩景区，同时还有像升仙桥、黑龙塘以及姚江源头这样的景观资源，因而在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便紧紧依托这些旅游资源来开展自己的“精品化和特色化”的旅游开发活动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8]。在景区依托型的发展模式的实践方面，大岚镇的做法是很有特点的:其一是注意挖掘旅游文化内涵和提高旅游文化品位。此方面大岚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以柿子节、茶文化节等节庆活动为载体来深度挖掘及打造诸如“大碗茶迎客”“捣年糕”以及“包汤圆”等民俗风情内涵;另一方面把“红色、绿色和古色”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大岚紧紧抓住了自身的文化内涵，才使得其乡村旅游业发展有了真正的可持续的生命力。其二是注意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行业管理，切实规范乡村旅游行业的发展环境。为此，近四年来，大岚先后投入近1000万元进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出台了旅游行业管理制度以及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方面的规章制度^[19]。应该说所有这些都为大岚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三是合理开发旅游景点，因地制宜地建立能与景区资源相得益彰的“农家乐”。为此，在旅游开发实践中，大岚严格将景点建设、景区开发与各村的旅游开发统一规划并十分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及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此同时，在“农家乐”建设过程中，大岚还在对外宣传、形象设置、农民培训、环境卫生、行业自律等方面下了不少工夫。此外，广西桂林地区的许多乡村地区也在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由于诸如阳朔的兴坪镇、灵川的大圩镇等乡村地区周围均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因而近年来，阳朔的兴坪镇、灵川的大圩镇等地区便通过挖掘自身的旅游资源和与桂林地区的旅游资源的对接而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

四、休闲度假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休闲度假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主要是指位于城市周边的乡村利用其紧临城市和交通便利的特征而以乡村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基础、以农民家庭为单位而开展的一系列旅游活动的总称。休闲度假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不仅投资较少、风险不大、经营灵活，还因其浓郁的农家气氛而备受城市旅游者推崇。尽管现阶段休闲度假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有多种选择，但总体而言，影响最大的仍属“农家乐”类型。在我国休闲度假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中目前最有代表性的应属广西桂林与四川成都。广西桂林市区虽不大，但由于其附近的乡村地区本身就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加之“农家乐”式的休闲度假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又开展得比较好，因而作为对山水旅游的一个重要补充，目前桂林的休闲度假型的乡村旅游可以说是受到了国内外和城乡旅游者的广泛青睐^[21]。相比较而言，四川成都的“农家乐”模式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如成都锦江区的三圣花乡过去就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土地不多人人种，丰产总是不丰收”。如今，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则变成了“春有百花，夏有荷花，秋有菊花，冬有梅花，四季菜花”的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胜地。以至于到2005年三圣花乡被评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06年又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2]。

五、特色产业带动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特色产业带动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主要是指在村镇的范围内依托自身独特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围绕某一个具有特色的产品或者产业链来实现专业化的生产经营和带动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一种乡村旅游活动的总称。一般而言，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型的乡村旅游模式需要如下几方面的条件:具有生产某种特色产品的历史传统和自然条件，有相应的产业带动和市场实际需要，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和组织形式。事实上，由于乡村旅游本身的规模与定位方面原因的影响，“大而全”的模式并不是其发展中的正确选择，因而寻找出与众不同的特色对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贵州的茅台镇本身并没有什么能吸引人的旅游资源，更何况其地处偏僻，不仅交通不便，而且城镇规模也相当小，然而由于茅台酒厂这一“特色企业”在国内享有盛誉，借助于这一特色产业，茅台镇的乡村旅游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样，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友爱镇的农科村在没有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前，别说是在国内，就算是在成都也没有什么名气。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大力发展花卉，尤其是盆景产业后，不但知名度迅速上升，而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旅游产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目前村内品牌酒店即有两家，长期经营的“农家乐”有37家^[23]，日接待能力可达上万人次。据统计，仅2006年全镇的旅游总收入即达2000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突破了4万元。随着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现阶段农科村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04年其获得了“中国盆景之乡”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美誉。近年来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前来视察外，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和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官员、专家及记者也都曾来村进行考察、访问，其影响可以说是传遍国内外。

六、现代新农村展示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现代新农村展示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主要是指以新农村的形象为载体来吸引乡村旅游目标客源的一种新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严格说起来目前绝大多数的乡村旅游均可归入此模式。现代新农村展示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国内成功的案例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三例。

首先是深圳市的南岭村。南岭村地处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其原本的自然条件是比较差的。然而，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如今无论是村集体经济还是村家庭的经济收入均远非过去能比:农民家家别墅，村里到处鲜花绿草，生活也早已进入小康状态。如今的南岭不但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而且慕名前来学习、考察、参观和旅游的人也络绎不绝。南岭村本没想要发展自己的旅游业，但无形中自己的旅游产业反而在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壮大。

其次是黑龙江省甘南县的兴十四村。该村本是1956年由山东临沂地区的移民响应党中央开放“北大荒”的号召而组建起来的一个移民村，然而经过50多年的艰苦奋斗，如今的兴十四村早已成了远近闻名的“农业产业化、农区工业化、住宅别墅化、村风文明化、管理民主化、多数村民非农化”的社会主义新村和名副其实的“龙江第一村”^[2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十多个旅游景点的开发，兴十四村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旅游者^[25]并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应该说今天的兴十四村被誉为“东北地区实现中国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的成功模式”和“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进典型和黑龙江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杆”当之无愧。

最后是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代表，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方面应该说是具有相当成功的经验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华西村就以自己在农业和工业方面的突出成绩成了一个文明全国的“榜样村”并由此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学习参观。改革开放以后，华西村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今的华西村，村民家家住的是400～600 m2的别墅，拥有100万～1000万余元的资产和1～3辆小汽车。2006年，全村累计实现销售总收入400多亿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华西村目前的旅游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开辟了工业游、农业游、红色游、党员先进性教育游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游等多条特色旅游线路，还作为“华西旅游城”和“江南田园旅游中心”吸引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宾客前来参观、考察、学习和访问。2005年全村接纳国内外旅游者100多万人次，2006年更是超过了200万人次^[26]，成了名副其实的乡村“旅游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

七、旅游小城镇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旅游小城镇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主要是指把城镇建设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并发展起来的一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由于许多小城镇本身即有丰富的地方特色、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各类自然与人文风光，因而在发展乡村旅游方面往往有着诸多便利。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不但小城镇众多，而且许多小城镇本身就有着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因而实践中发展旅游业的条件还是相当充分的。

例如，桂林兴安县的兴安镇之所以能被评为中国十大名镇，而且近年来其旅游业也开展得红红火火，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本身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资源——古老的灵渠、传奇色彩的水街等。凭着这些重要的旅游资源，兴安的旅游接待人数每年超过百万人次。江西婺源县的江湾镇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古村落建筑群资源，通过改善环境、增建设施以及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将自己的古村落文化迅速变成了吸引中外旅游者的重要资源。同样，作为全国十大魅力名镇的云南省腾冲县和顺镇之所以在乡村旅游发展方面也搞得红红火火，其本身丰富的旅游资源条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和顺镇位于腾冲县城西2 km处，海拔1500～2000 m，总面积14．8 km2，人口近7000人;这里四面环山，气候温和，山清水秀，既有悠久历史，又有厚重文化内涵^[27]。不仅如此，自2001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该镇一方面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另一方面积极整合现有的乡村旅游资源。最后，借助于乡村旅游的产业渗透性和互动性，全镇的其他产业均得到了迅速发展。2005年，全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即达到了2266元，同时，村容村貌也得到了有效改善^[28]。由于措施得力、全民参与，和顺的影响力也迅速提升^[29]，并真正形成了“集田园风光、古镇闲暇、农家乐、民族文化体验”为一体的知名乡村旅游小镇。和顺镇在乡村旅游开放方面的成功除了自身的旅游资源条件得天独厚外，政府的措施得力也是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首先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政府指导，但决不越俎代庖。其次是狠抓旅游内涵，注重品牌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再次是系统规划，突出自身特色^[30]，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子。最后是因地制宜，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道路^[31]。

除了上述几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外，实践中乡村旅游的拓展模式还有很多。如:合作社模式^[32]、政府主导型的开发模式^[33]、市场驱动型以及市场与政府力量相结合的混合发展型等。尽管方式方法多样，但总体而言，充分借助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政府力量以及充分调动景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均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解决乡村的区域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