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行为分析

一、经济人行为分析

亚当·斯密对人类行为进行了形式化的处理，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动机，从而确立了“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在这之后，西方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证伪和批判，公开的争论就有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利己”与“利他”问题的争论，20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之争和70年代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理性行为”的争论。争论的结果并没有丝毫改动“自利原则”，在这些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自利原则”作为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是不可证伪的，它不仅是西方经济学体系的“阿基米得支点”，同时也是用于解释人类行为最有效的工具。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经济人”假设中也存在着人类向往和追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行为特征。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利他主义现象，如果按照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狭隘“理性”逻辑，把利他主义行为归为“非理性”，将使人们无法知晓人的理性所在。那么，何为人的“理性行为”，“亚当·斯密问题”对此进行了有益的阐释。亚当·斯密在他的两部代表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分别运用了人性本恶和人性本善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出发点，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做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将源于人的同情心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于是，一种人性本善的利他主义社会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目的论，奇妙地共存于斯密的理论体系之中，“自利”与“利他”原本只是一种人性二重性事实的真实反映，在斯密那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自利动机要求个体努力追求自我发展，利他动机要求每个个体必须兼顾他人福利，这两种不同的动机促成了人类个体目标与整体目标的内在联系，将个体的自利行为导向人类社会整体福利增长，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然而在工业化初期这个作用又是极其有限的。

根据“经济人”假设，人的本性是“为己”的，但为了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标，就需要首先通过“利他”来增进总体利益。这种为达到“利己”目的而进行的“利他”行为，必然要先从与自己目标最相近和利益最相关的他人开始，逐步结成并扩大利益共同体——由家庭共同体到企业社区共同体，再扩展到社会共同体。由于利益共同体长期存在的基本支撑来自于利他的相互性，因而在“利他”行为的扩展过程中，随着人们之间利益相关性的逐步减弱，利他主义的成分也将减少。由此可见，仅凭为己利他的动机和行为，还不足以让人们去关心距离自己十分遥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面对现实存在的利他主义现象的挑战，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作出了新的解释，将经济人行为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分析了涉及包括自然和社会等问题在内的人类行为。但由于这种解释是建构在效用最大化模型基础上的，将利他主义行为的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功利的考虑只能解释部分利他行为的动机，而不可能解释得了人类的全部利他行为和道德行为。特别是在涉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由“经济人”假设所解释的经济人行为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固有的缺陷，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经济人行为只强调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实现其利益过程中所消耗的公共资源和导致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却不予重视，助长了经济当事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非持续发展行为。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理性行为”个体为了追逐个体效用最大化，对公共资源和环境的需求往往存在着过度需求的动机。在区域内公共资源和环境的消耗问题上，对于追求自身最优化的“理性行为”个体，将会寻求其公共资源和环境消耗的纳什均衡，而不会去寻求区域整体性最优的帕累托均衡^[1]。如果政府不采取适当的制度安排来调控和管制理性行为个体的经济行为，公共资源和环境将会被过度地、低效率地消耗。

其次，经济人行为在强调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较少关心由同代人组成的社会的共同利益。由于在承担公共资源和环境可持续配置与利用的公共责任上，社会中存在着少数行为个体偏好于“搭便车”，通过无约束地滥用公共资源和环境而获取超额利益，这一行为将会影响到其他“理性”个体的行为选择。在竞争市场的分散决策的环境中，“理性”个体出于利己的考虑，会优先选择非公平利用的非持续发展的行为方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国占有的自然资源不均等，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差很大，富国人均资源消耗量要远远大于穷国。由于国与国之间地界接壤、河流相连、空气流通，容易引起跨国环境污染转移，全球变暖、酸雨和海洋污染大都产生于跨国环境污染转移。这种跨国环境污染转移使富国经济发展中的外部不经济扩散到相邻国家，损害了相邻国家的生态利益，事实上导致了公共资源和环境的代内非公平分配。

再次，经济人所追求的公共资源和环境的代内最优配置，是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的。公共资源和环境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物质财富，是各代人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物质生活基础。由于各代人分享这一宝贵物质财富，是建立在公共资源和环境代际间的动态转移基础上的，具有“理性行为”的一代人为追求当前利益，往往会选择放弃长期利益及其子孙后代利益的行为，寻求代际冲突的博弈均衡。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前代人一味追求粗放的经济增长，不加节制地消耗资源、破坏环境，造成了公共资源存量的减少、生态失衡、环境质量恶化的后果，这是导致公共资源和环境代际冲突的主要原因。只有承认人类后代有独立于当代人的生态利益，公共资源和环境的代内最优配置不同于代际最优配置，具有“理性行为”的各代人才会避免选择非持续发展的均衡路径，使公共资源和环境得到永续利用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