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建设社会主...

第四节　必须始终坚持既“不能丢老祖宗”，又要“说新话”，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着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龚育之非常反对“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成功和胜利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必须同时代发展和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不断创造出适应新的需要的新的科学理论来”^[40]。龚育之指出，“没有这种结合，没有这种创造，就不可能成功和胜利”。因此，龚育之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永不停滞、开拓进取，有一个老祖宗和新境界的问题”。一方面必须要“清醒地懂得：丢掉老祖宗，就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在龚育之看来，之所以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因为我们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和目标，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都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41]。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历经实践检验而被证明为科学的。当着社会主义运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当着出现新的复杂情况的时候，坚持老祖宗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目标不动摇，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的。另一方面“一定要有新境界”。所谓新境界，在龚育之看来，“就是适应新的需要，研究新的情况，形成新的理论”。他认为，“这同样需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在龚育之看来，“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首先就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如果没有新境界，也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42]“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就是说的这两个方面。”^[43]

在龚育之看来，坚持“老祖宗不能丢”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有科学根据的新话”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方向下永不停滞、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44]。龚育之认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话，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中共十三大讲的新话，是指出了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中共十四大讲的新话，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不是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也就是社会主义可以建立也应该建立市场经济，这更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45]。龚育之认为，这些新话，都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如果把讲这样的新话，都看做“异端”，都看作“离经叛道”，都看作“另类”，那么，中国只能停滞不前，根本就谈不上前进和发展。中共十五大又讲了许多新话。比如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比如说，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比如说，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也是属于公有制经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等。这些新话，以前都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都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并将在新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检验、丰富和发展，也必将引导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大步前进。

基于上述思考，2006年6月，龚育之在北京市社科联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重大理论课题，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五点想法^[46]：（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着重在“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上下功夫。所谓独特的东西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有东西基础上而产生的相异的东西，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抛弃，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应该研究这些独特的东西是怎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得到检验和证实的。以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般是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讲的比较多。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时，主要就是讲民族化，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因为那个时代的主题，同列宁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没有明显变化。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包含了民族化和当代化的两个方面，我们要把回答这些创造性的问题摆在重要的地位，而不是当作一般的历史问题来叙述。（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突出“探索”这两个字。龚育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说来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有再继续探索的过程。强调成功是在探索中获得的，挫折和失败也是在探索过程发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探索的过程，自不必说；就是那些过去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应当看作是在进行探索。要根据世界情况的变化、中国情况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自身情况的变化，在变化面前不能因循守旧，不能抱残守缺，不能熟视无睹，而要正视变化的大局，坚定信心，迎接挑战，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站稳脚跟，并不断的获得生机与活力。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方面继续勇于探索，不断探索，克服新的困难，积累新的经验，成就新的事业。（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为毛泽东思想的探索、成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毛泽东也好，对毛泽东批评者也好，一样都是在探索，探索中有失误。“建国以来的探索，既是毛泽东的探索（包括成功的探索和失误的探索）又是全党的探索，包括一直处在领导岗位的同志们的探索，也包括被错误的批判了的同志们的正确探索在内。”^[47]（四）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以及将来中共其他领袖人物，都有一个如何面对在探索过程中遇到困难、挫折乃至失败需要寻找出解答问题的办法，在挑战面前才会奋起，在重压之下寻求出路，在危机面前化险为夷，只有这样，才会不断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龚育之认为中共在挫折、挑战和机遇面前创造出来的新观点、新思路、新办法，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而又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就是创新。当然也不能为了片面追求创新而盲目创新。（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能说凡是“异端”都属于创造性发展。对这个异端要做科学分析，有的确实属于创造性发展，有的名为创造性发展，实际上是异端。检验的标准就是实践，就得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从头脑中凭空幻想而来的，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认为是错误的东西，确实不属于创造性发展的东西，就应该是被看作异端。

龚育之不仅论述了“异端”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指出许多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龚育之认为，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共完成了三大拨乱反正：在中共指导思想上，也就是从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原来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到邓小平复出，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共工作的重点从以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以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拨乱反正；全社会从改革开放之前的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停滞发展的状态到全面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充满活力富有生机的状态的拨乱反正。龚育之概括的三大理论创新，指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头包含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内容。这些都是以前所没有的，在过去的“左”倾观点或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看来都被视为“异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发展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过程中，除了要辩证的把握好“异端”与“创新”的关系，还得把握好“另类”与“主流”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