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一、“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李元甫，东山学堂堂长，是一个维新派，很有爱国心。他常向学生们讲一些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和侮辱的故事，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李元甫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在这里不仅认真学习文化课，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

东山学堂有一个藏书楼，收藏着许多中外书刊，毛泽东经常在这里读书。他最爱读的是《新民丛报》和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

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流行着这样的“思维逻辑”:要救国，就必须实行变法;要变法，就必须向外国学习。这在当时来说还是有进步意义的。这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维新变法时期的进步思潮。但是，维新变法失败后，它已失去原有的进步意义，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成为当时的主要潮流。

刚刚从偏僻山村出来的毛泽东，对康梁知之甚少，对孙中山就更不了解。所以当他一接触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就感到十分新鲜，康有为、梁启超很快成为他心目中崇拜的人物。康、梁宣扬的变法图强的主张，对毛泽东来说，仍然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梁启超的文章，也对毛泽东影响很大，特别是他们凝结的一腔救国救民的激情，更使毛泽东“不安”。因此，对康、梁的文章，毛泽东是爱不释手，许多章节都能背诵下来，并时常写出心得和批语。

在康、梁影响下，毛泽东接受了“君主立宪”思想。

毛泽东不仅喜欢康、梁文章的思想内容，对康、梁文体也很推崇。在李元甫和国文老师谭咏春的支持下，他效仿“康梁体”做起文章来。

可是，这件事给他带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麻烦。学堂里教经学的张先生是一个传统观念强、思想陈旧的人，在毛泽东报考东山学堂时，就曾以他不是湘乡人为理由反对录取他。后来经过堂长李元甫、教员谭咏春、贺岚光等人的据理力争，才将毛泽东破例录取。毛泽东入学以后，张先生对他或多或少地抱有一些成见。毛泽东看“过激”书刊，效康、梁文体，更加让他不满意。他认为毛泽东的文章“一窍不通”。当时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救国图存论》的作文，这位先生竟给打20分，有意让毛泽东出丑。

李元甫知道这一情况以后，很不赞成张先生这种思想和做法。他说:“毛生润之的文章我看过了，我认为写得不错，他思想前进，文笔泼辣，给八九十分都不为过嘛。另外，康梁体的文章也是可以学的。”

教国文的老师谭咏春也是一位维新派，他与堂长李元甫观点相似。他读了毛泽东那篇《救国图存论》后拍案叫绝:“毛润之思想前进，而且立意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他竟给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打了105分。因为一名学生的一篇作文，学堂里的先生分成了两派，争论得不亦乐乎。

为了倡导“康梁体”，谭咏春还向李元甫堂长提出在课堂上开讲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康梁体”的写法。此后，东山学堂的文风更加活泼起来，毛泽东的文章常常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供同学们观摩、学习。

在李元甫的主持下，东山学堂的教学思想和作风有了一个很大转变。谭咏春先生在李元甫堂长支持下，在课堂里开讲康、梁文体;贺岚光先生开讲了毛泽东喜爱的《饮冰室文集》;学堂里到处都在讲维新，甚至还有宣传民主和自由的，也有讲博爱和平等的;曾留学日本的一位姓肖的先生，甚至在课堂上讲起了“洋文”《泰西五十轶事》和《天方夜谭》。东山学堂活跃起来了。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很高兴，觉得现在才真像一个“洋学堂”了!他们的知识面迅速扩大、眼界大开。

毛泽东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中，从《新民丛报》及其他维新书刊中，吸收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这相对于少年时学过的孔孟之道是一个飞跃;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对于他原有的“皇权至尊”的思想烙印，也是一个飞跃;康、梁变法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启蒙，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因此，毛泽东由崇拜孔夫子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进步。这个进步主要是由于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和报效国家民族的决心;同时，也与李元甫创办了一个可让学生自由自在地读书的“洋学堂”，营造了一个能使学生探讨学问、交流思想的宽松环境，引导学生积极向上分不开。

毛泽东接受了康、梁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的《新民说》的影响，从而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内心涌动着。那时，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子任”的别名，表达了他倾心仰慕梁任公的犀利文笔、学习梁任公的维新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即决心要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自己崇高职责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