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变法活动

甲午中日战争中，号称强大的清朝海、陆军，却被日军击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说明单靠洋务运动挽救不了国家的危亡。甲午战后中国面临严重的被瓜分危机。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改变现状，实行变法。而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很快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一跃而成为强国，值得中国借鉴。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允许民间开办工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新的政治力量，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社会条件。他们中要求改变现状、实行维新变法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维新派。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掀起了维新运动。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早年接受旧式教育，后来接受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民族的危亡和国弱民穷的社会现实，使他对清政府的腐败逐渐感到不满，从而对封建传统文化也日益失望，从而产生了维新变法的愿望。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对他刺激很大，他目睹中国被瓜分的现状，认为只有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他多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后来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著书，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他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印书、讲演，极力鼓吹变法。他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是他主张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康有为成为维新派的领袖。

1895年，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痛心疾首，在京应试的举人也积极活动，以省籍为单位到都察院上书请愿。在全国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巨大声浪中，康有为愤慨异常，发动参加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对日割地、赔款，必将引起民心丧失、列强接踵而来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他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史称这次上书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由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顽固派的阻挠，没有成功。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维新变法运动从此揭开了序幕。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

在北京，康有为于1895年7月创办《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中外纪闻》开始每期发行1000份，夹在《京报》中分送给北京的官员。后来增至3000份，一时曾在部分官员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奔走和推动下，由清政府官员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讲求“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还亲自写了《强学会叙》，指出中国的危急形势，呼吁封建官僚和士大夫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强学会的成立，曾一度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后来由于受到顽固派的攻击，强学会被迫解散。

1896年，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开始发行。梁启超以通俗流畅、新颖犀利的文字，写了一系列鼓吹变法的论文，较系统地宣传了维新变法的理论，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的文章和言论，受到当时知识界的热烈欢迎。梁启超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歌颂和向往，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论文，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他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只有实行变法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时务报》成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在它的影响下，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维新思想传播很快。

当北京、上海的维新变法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湖南也迅速行动起来，并成为当时全国最有朝气的一省。其中最为激进的是谭嗣同。他写了不少宣传变法的文章和演讲稿，并于1897年完成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仁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思想。谭嗣同在《仁学》中对封建制度作了比较深刻的批判，提出“冲决”纲常名教的封建“网罗”，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另外，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当时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和支持变法的官员。他的周围集合了一批主张维新变法的活跃分子，他们在湖南各地宣传维新理论。1897年，江标、唐才常等人创办《湘学新报》，进行宣传鼓动。同年，陈宝箴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在两广地区，康有为于1897年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在天津，严复创办了《直报》，后又创办了《国闻报》。在其他各地也涌现出不少学会、学堂和报刊。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影响迅速扩大和政治力量不断加强，开创了一个维新变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