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史与人类史的同构性

二、技术史与人类史的同构性

生存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在存在方式中能够选择技术方式这又是人类特有的。两者具有同构性，因此，理解技术的本质的逻辑前提是理解和追踪人的本质。“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9]马克思从生存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0]在马克思看来，“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61]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也有相似观点，他指出：“我们的所作所为取决于我们之所是，但是，还应补充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在连续地创造我们自己。人们越深入地思考其所作所为，这种自我创造就越完整。”^[62]人类社会的生成不同于动物机体的进化，它表现为一种创造性活动。人的实践活动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与动物的存在方式有根本的不同：动物的存在是自然性的，是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是一成不变的。而人的存在则是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实践对象从而成为社会存在、历史存在。人是自己创造自己的物种，而这种创造是借助技术实现的。实践活动是人和社会生成的基础，实践活动本身不是抽象同一的，本身也是鲜活的具有生成性的。“现实的个人及其与他人所构造的人类社会的整体存在都是一种历史性存在。而这种历史性存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性的持续性时间，而是一种将过去扬弃在自身内部，同时创造现在并走向未来的生成性时间。”^[63]

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64]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因为人的本质与人性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规定，他们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实践活动铸就了人的本质，也可以说实践活动就是人的本质。吴国盛教授认为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人要自己创造自己。^[65]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因为人是生成过程之中的，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生成活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以及人自己创造自己的过程是通过技术完成的。在《技术与人文》一文中他指出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神管分配，普罗米修斯神管检查。艾比米修斯用心根据动物的实际情况予以分配，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可是他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而却忘记了给人分配性质。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而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因此，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也就是人不是靠先天秉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就是为了补偿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也正是因此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

《科学进化史》作者雅·布伦诺斯基（Jacob Bronowski）也谈到“世上的每一处风景里，满是适应环境的例子，精确而美丽；动物与自己的生活环境连成一体，就如同齿轮相互嵌套……数以百万年计的进化，就这样让银汉鱼适应了潮汐的运动，它们休养生息，随潮而动。但自然，也就是生物进化的过程，却没有让人适合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环境。反过来，对照银汉鱼而言，人类的生存工具非常粗拙，而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矛盾之处，这样粗拙的求存技巧却使人类无所不适，遍地繁衍。”^[66]问题在于：“人是一种非凡的动物。他有众多天赋使其在动物王国独具一格：因此，人跟别的动物不一样，他不是风景中的一个形体，而是风景的营造者。”^[67]

在成中英先生看来，人是道或天最高的创造活动之结果。而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有“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世间的生物体在迄今为止银河系中唯一能够孕育生命的美丽的蓝色星球上生息、繁衍与更迭。从远古时代起，先民们就手持简陋的工具与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在以采集和渔猎的方法来取得所需生活资料的劳动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改进生产工具，逐步积累了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创造的许多技术成就中，当以石器制造和人工取火为原始技术发端的主要标志。石器成为能制造其他工具的工具，它表明人类获得了第一种最基本的材料加工技术和经验，结束了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变革，从此人类走上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人类的历史开始了，技术的历史也开始了。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分开，人的第一次提升得到实现。“让我们睁开眼看看如今的转角牛羚，就跟猎手一样去看。曾在200万年前狩猎它们的祖先的人类祖先，一定能一眼就认出今天的转角牛羚来。但是，他一定认不出今天的猎手，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知道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后代。”^[68]

的确，人作为生命体与其他生命体比较，在很多方面是弱于其他动物的，身体具有很多局限性。“绝对体力比不过大象、相对体力比不过蚂蚁。”但人的智力却是其他任何生物无法比拟的。就为人类弥补身体的弱势提供了物质载体。人要借助各种“术”实现人类的各种欲望。如战术、医术、艺术等，技术是人类之“术”的基本方面，是人类的基本生存之术、发展之术。人通过技术不断将自己的本质外化于外部世界，并不断地扬弃这种对象性存在，实现人本质的回归，在这过程中展现自己全面丰富的本性。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认为：“人通过人造物实现世界的持存性，但持存不等于永恒。永恒不是通过其使用和交换而实现的。远古的宗教、巫术与神话需要人的创造物，是艺术的最原始形式。正是这种持存性，使世界上的事物相对独立于生产与使用他们的人类，也使他们具有客体性，这种‘客体性’至少一度使其‘经受’了源于现世制造者们和使用者们贪得无厌的需求与渴望。从这种观点上来看，世界上的事物具有一种稳定人类生活的功能，它们的客体性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与赫拉克利特关于同一个人决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之断言相反——尽管人们的天性变化莫测，可它们仍能通过与同一张椅子、同一张桌子相联系而重获其相同性，也即同一性。换言之，与人的主体性相对的是人造世界的客体性，而不是原始自然（这一大自然压倒性的基本力量，会迫使人类围绕其自身的生物运动无情轮回，而这与自然界中生物的全部循环运动又极其吻合）的极度中立性。只有当我们从自然赐予我们的事物中确立我们自己世界的客体性，并将它（即客体性）融入自然环境之中，我们才能够免受其伤害并可以将自然视为某种‘客观’的东西，如果在人与自然之间没有这样一个世界，那么世上就只存在永恒的运动，而没有客体性。”^[69]

以上层面的论述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是通过技术完成的。人与技术活动同时发生，技术使动物成为人。可以说，技术创造了人。人的本质是在技术活动中形成的，是技术活动所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