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自然史或多或少的是人类劳动史的一部分”[96]。他指出：“在生产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彻底的历史主义解读语境中，劳动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由有产者或统治阶级所组织的劳动过程，不仅创造出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出了剩余的财富。这样，自然史在上述解读维度上就成了人类的一个集团剥削另一个集团的历史。由于这种剥削的历史同时也是劳动者进行斗争（以及其他社会斗争）的历史，因此，自然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劳动者的斗争（以及其他斗争）的历史。”[97]他还强调道：“事实上，马克思在关于社会的观点中包含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的思想。当然，马克思的观点中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不仅指认为生产力，而且指认为终极目的的所谓生态社会的思想。有人说，马克思的思想中缺乏对自然界之相连性、差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关注，这种指控也只是对了一半。一方面，马克思十分关注把总体上的劳动力生产过程和具体的商品生产过程统一起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生态规则性’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对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生态问题，如农业中土地的质量和数量问题……的讨论也十分感兴趣。当然，这里也必须承认，马克思感兴趣的主要是生态理性农业的条件，譬如说，怎样增加土地的肥力，以恢复和增加农业生产力以面对由不断加快的都市化进程而带来的食品和工业原材料的急剧扩大的需求。”[98]
另一方面，奥康纳认为，劳动概念本身蕴含了生存生态学维度。他指出：“我使用了‘人类活动’、‘人类生产过程’和‘人类系统’的概念来描述我们人类这一物种对自然界其他物种的依赖和影响关系。更具体地说，人类历史与自然界（或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最广义的层面上就是人类的物质活动本身。草地、田野、森林、海岸线、集中的商店区、山谷、大气层、海洋等等，或多或少地都是一种人化自然物，人类运用技术、机器或工具、原材料，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下，有计划和有意图地创造出了这些人化自然物（自然界中的其余部分当然是由自然界本身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而创造出来的）。在这种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活动本身协调、整合，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就人类文化过程与自然发展过程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而言，人类活动给这一过程提供了动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把劳动或人类物质活动置放在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的原因。”[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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