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吸收与改造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其哲学活动是在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环境下进行的。他们必然将批判继承德国和欧洲的哲学遗产作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明确肯定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体现。因此当他提出自己的哲学理论时,决不容许自己的理论成为脱离现实的抽象,而要使其理论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马克思出于改变传统哲学的衰落,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分析批判,形成与古典哲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背景出发点和理论生长点。“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冶^〔77〕。这里所说的哲学上的“伟大的代表人物冶指的正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根本改造过程中又延续和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所关注的时代主题。

1.实践视域下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认为,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这样一个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冶^〔78〕,马克思延续这个解放人的时代主题,在批判宗教的基础上,用人取代神的人的主体性任务,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人的主体性。马克思用“物质劳动冶和“实践冶这两个话语完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主题的阐释。康德所谓的人只有生活在自己的对象世界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人即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费希特的外化思想的开端、谢林早期的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被奴役的现实、黑格尔把人的对象化活动归结为“劳动冶和主客体辩证运动的思想,正是马克思在对这些思想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得出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只有通过在实践过程中人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活动,人的主体性最终才得以确立。那么,作为主体的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又有哪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此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冶^〔79〕。作为主体,人是以社会生活的方式存在的,并在实践过程和自我意识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呈现自己作为主体的属性。而在自我意识和实践过程中,人所呈现的是他的社会性和主体的能动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主体性的人是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劳动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支撑点。因为,人一旦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便进入实践领域。此时,人不再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实践的主体而存在。作为实践主体,动物只能依靠自然生理器官从自然界中攫取现成的食物和其他物质,而人却凭借自己制造的工具,改变自然界中的物质形态,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也是人与动物的关键区别,即在获取生产资料方式上的不同。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学科的性质都是由其研究对象和任务决定的,马克思哲学也不例外。那么,对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马克思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来把握的。马克思所理解的“存在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是脱离现实活动的自然和脱离社会关系的人,更不是抽象的精神存在。马克思所理解的“意识冶是人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反应,不是建立在虚无基础上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最终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运用于社会历史观上,形成了最具革命性的完整的唯物史观。人类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冶^〔80〕。因此,人类社会生活是在人类实践中不断发展和生成的过程,马克思使历史哲学进行了一场伟大革命的关键在于,他用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取代了先验的永恒世界秩序。

2.社会存在的人——实证的人的科学

生活在德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思想敏锐性和哲学穿透力,将人的本质与劳动实践紧密相连,发生在劳动实践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才是人的本质,才是主体的人的客观事实。马克思哲学同样视德国古典哲学为其理论出发点,但“实践冶概念却是贯穿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的内核。马克思第一个把人类实践看成最直接的客观存在本身,这种客观存在本身也是自然过程的产物,因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冶,人的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受动性,是自然力的表现。^〔81〕正如恩格斯所说,过去的自然科学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冶,而到了他那个年代,自然科学正在转变为“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冶^〔82〕。同样面对自然科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却是将科学放在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上进行考察,直接引出“科学是生产力冶的结论。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而是从思辨出发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的形式来加以考察冶^〔83〕。马克思主要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的批判,希望能够通过哲学思想的实证化而实现自身的现实化与世界化。马克思此时的实证概念与当时的实证主义的实证含义相比,并非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经验判断,而是经验性、现实性、科学性与明确性的综合表述。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实证科学并非单纯地指不关注人生意义的自然科学,而是指包括探究人的现实生活及其意义的“人的科学冶,“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冶^〔84〕。在此意义上,以人的现实生存及其历史意义为指归的唯物史观本身就属于“人的科学冶,当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冶,马克思才会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冶^〔85〕。人正是在追求精神生活的过程中不断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价值和意义,才能摆脱各种各样的功利追求的纠缠,“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了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冶^〔86〕。以“效用冶为旨归的实证心理学,只能培育出执著于功利、实用之求的人,最终将被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异化,成为工具意义上的“社会动物冶。

正因为马克思哲学中人的属性是人的社会性和主体能动性,所以,人性既不是先验的,又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尽管马克思也谈论人的自然需要(即人的自然性),但是,马克思更多地把满足人的自然需要作为实践活动的动因,作为研究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方式(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起点。“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冶。“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冶^〔87〕。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性范畴不是从“自然存在冶方面考察人,而是从“人的社会存在冶即社会实践去研究人。

再者,马克思的哲学的根本使命就是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完全不同于近代体系哲学家(从康德到黑格尔)那种被绝对化和僵化了的无所不包的思辨体系,而是处于不断发展中、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思想体系,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牵涉到的现实的世界,着眼于揭露无产阶级在那个社会中存在和遇到的问题以及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道路。当然,谈及国家观时,冯特的认识难以企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两者相距甚远。因为,对冯特心理学体系的理解必然包含着对其民族心理学的认识,而对民族心理学的认识又离不了对冯特“文化历史观冶的揭示,冯特的“文化历史观冶的要害就是他的国家社会观。冯特满脑子中都是世袭君主国思想,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历史观。因此冯特在意识形态上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敌意,唯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工人阶级推翻了德意志帝国的世袭君主制。他的国家社会观的理论形态不仅仍然带有浓厚的近代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印记,而且体现了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冯特的国家社会观与马克思主义是直接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