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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生产性”原则

时间:2022-10-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活动”原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导性原则,同时也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渊源之一。[4]德国古典哲学的“活动”原则给予马克思很大的影响,但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继承与发挥,而是在存在论上与它们有着根本区别。

第一节 德国古典哲学“生产性”原则

德国古典哲学的生产性原则最内在地表现在它们的活动原则上,从康德确立作为纯粹活动的自我意识构造世界的先在性,到费希特自我对非我的思辨的生产,谢林的自我使自己成为自己对象的无限的活动,以及黑格尔以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生产史把世界表达为一个过程,充分发展了活动原则,使自我意识的纯粹性进一步得以深化。“活动”原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导性原则,同时也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渊源之一。“所谓‘活动’原则,乃是德国唯心主义在经历了它的辉煌发展之后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也是马克思没有枉自经历‘自我意识’哲学这所学校而从其前辈那里继承下来并重新发现的巨大遗产。”[4]德国古典哲学的“活动”原则给予马克思很大的影响,但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继承与发挥,而是在存在论上与它们有着根本区别。

1.康德的“纯粹活动”

近代哲学是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而发端的。黑格尔曾把笛卡儿看做是近代哲学的真正奠基者。笛卡儿从绝对怀疑出发,他认为一切对象都是可怀疑的,但我怀疑这件事本身却是不可再加以怀疑的,我怀疑本身确证了我存在。因而,我存在就是我怀疑,我思维,从而确立了理性主体性原则,把我思置入完全的确定性中,从而使理性成为事物的基础和源泉。笛卡儿以后的哲学大都沿着理性主体性原则而加以展开,近代哲学发展到休谟时期,开始对笛卡儿确立的作为世界的基础的理性自明性加以怀疑,休谟以其心理主义的联想规律说明了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理性是独断的。在休谟看来,事物之间的必然的因果联系都是心理联想的产物,是人们无法加以说明的信念,这信念不能被理性加以论证,而是理性赖以确立的根据。这样,休谟就以其心理主义联想规律对先天的绝对的无可怀疑的理性的确定性进行了怀疑,给理性主体性原则予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使自笛卡儿以来确立的理性自明性在存在论根基上成为一个必须重新加以审视的问题,这一任务被康德接了过来。康德在休谟的怀疑论启发下,结合他那个时代形而上学的衰落状况,着手对作为人类认识根据的理性及其有效性进行彻底的批判性的考察,对现成性的自明的东西进行说明,展开了对认识进行存在论的奠基工作。

康德指出,自古以来,形而上学被视为一切科学的女王,可是今天形而上学地位却日渐衰落,处于可悲的境地。形而上学是否本应像它现在所处的境地那样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如果它是科学,为什么它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如果它不是科学,为什么它竟能继续不断地以科学自封,并且使人类理智寄以无限希望而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满足?”[5]康德认为,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形而上学,它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所要求的,放弃形而上学研究,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因此我们必须弄清这一所谓科学的性质。康德在卢梭对启蒙的辩证法的理解的影响和休谟的怀疑论的启发下,走上了理性批判之路。而在康德之前,人们从理性出发,设定了认识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对理性本身是不加怀疑的。康德力图为认识确立一个稳固的基础,这个稳固基础是通过对纯粹理性本身的批判性的检讨而获得的。

康德认为形而上学出了问题归根结底是理性本身出问题,是理性出现了危机,而理性的危机是由于人们对理性作了错误的运用,把理性当做徒劳的追求理论知识而形成的,因此解决知识问题必须从理性批判入手。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有待于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第一批判就是要指出理性合法使用的范围和界限,提出形而上学的任务在于研究人类理性的限度,从而抛弃形而上学知识,承认理性是有限度的,批判地探究人们孤立使用的理性,重新认识经验范围内事物的能力。康德从数学自然科学中受到极大启发,康德认为既然数学、物理学通过思维方式革命而成为科学,那么,哲学要成为科学,是否也可在思维方式上进行一场革命,即在知识和对象的关系上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知识。“理性知识的源泉不是在对象和对象的直观里(通过对象和对象的直观不会增加更多的东西),而是在理性本身里。”[6]通过我们的感官只能得到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即材料,还不是知识,康德说:“我们在事物上先天地认识到的东西,只是我们自己放进事物的东西。”[7]康德认为不在于事物是怎样存在的,而在于主体是怎样存在的。存在对于我们如何可能,要经过主体,主体如何在决定存在如何在,这样整个解释方向就变了,从而使主体成为积极的活动者。对象的存在是由于主体的构造才得以可能。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指出,他的这本书只不过会在这个人类认识领域中引起一种全面的思想变革。这就是人们把他这一思想变革称为“哥白尼式革命”的原因,理性只能认识它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对象是由主体所构造的,是由主体的认识能力对材料进行加工所创造出来的现实的经验对象。人的意识是具有创造性的,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主体给自然界赋予了规则。知识确立的两个要素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而先前的哲学没有就认识的根据加以考察,即对“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提出疑问,就预先设定了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康德这里所做的工作是要对认识的存在论基础进行追问。这样,一方面使休谟所怀疑的笛卡儿所确立的理性的自明性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绝对普遍有效性问题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也解决了休谟把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奠基于信念上的不可靠性问题。

康德指出:“‘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所有的一切表象;因为否则的话,某种完全不可能被思考的东西就会在我里面被表象出来,而这就等于说,这表象要么就是不可能的,要么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无。能够先于一切思维被给予的表象叫作直观。所以,直观的一切杂多,在它们被发现于其中的那同一个主体里,与‘我思’有一种必然的关系。但这个表象是一个自发性的行动,即它不能被看作属于感性的。我把它称之为纯粹统觉,以便将它与经验性的统觉区别开来,或者也称之为本源的统觉,因为它就是那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我也把这种统一叫作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以表明从中产生出先天知识来的可能性。”[8]没有我思,就没有表象。同时这个表象是一个自发性的行动,它不是属于感性的。康德把它称为纯粹统觉,也称为本源的统觉。康德把统觉的先验统一定位为“我思”,但它与笛卡儿的“我思”不一样。笛卡儿只是把“我思”作为一个自明性的原理,只是指理性自身的明证性,只是为知识的普遍性奠定了一个形式上的基础,它自身没有内容,与它不同的存在仍处在思维的彼岸。康德认为笛卡儿的“我思”还是属于经验的自我意识,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体验,而不是先验的自我意识。康德的“我思”中的“我”与其中的“思”是同一个东西,“我”就是“思想”。自发性的活动即思维。“我思”是纯粹思维活动,我即纯粹思维,纯我即“我思”,以区别于作为主体的心理活动。康德指出:“‘我思’是表象的自发性活动,也就是说,它不能被看作属于感性的。”[9]因为感性是有待刺激的,因而就不是自发的。这种“我思”是一种自发性的活动,康德把这种活动称为“纯粹统觉”。在康德这里,“统觉”是指先验的反思或纯粹的自我意识,其功能是构造经验对象,使表象成为普遍者。康德的自我意识是“一个活动的原则,一个秩序和规则的潜在源泉,一个有多种多样创造形式的活动”。[10]因为它是产生“我思”表象的自我意识,而“我思”表象伴随其他一切表象,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因此这样一个自我意识是最高表象。

康德指出,只有对象是由思维构成的,它才是可能的。我们的认识对象是我们自己构造的,这就颠覆了以往所认为的对象是上帝所创造的想法。康德认为表象中含有一种要素即先天的要素,这个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是使对象可能的经验的结构,使对象与表象一致的是它们都有先天的要素。康德认为精神本身包含着若干形式和范畴,这些思想本身的基本条件是先天的,不是来自经验,而是独立于或者先于经验而存在的。康德列举了这些形式和范畴:空间和时间的感性形式,包括原因和结果在内的12个知性范畴。

康德认为知识来自于内心的两个基本来源;一是感受表象的能力,一是通过这些表象来认识一个对象的能力,即概念的自发性。康德指出:“我们若是愿意把我们的内心在以某种方式受到刺激时感受表象的这种接受性叫作感性的话,那么反过来,那种自己产生表象的能力,或者说认识的自发性,就是知性。”[11]所谓“知性”,就是:“心由自身产生表象的能力,或知识的自发性,称为知性”。[12]康德由此把感性和知性区分开来,认为感性是一种接受表象的能力,它只是一种受动性,而知性具有一种联结的功能。康德指出:“不过我们思维的自发性要求的是先将这杂多以某种方式贯通、接受和结合起来,以便从中构成知识。这一行动我叫作综合。”[13]人能认识对象,形成知识,是因为知识里必定有某种先天的成分,在感性方面人先天具有空间和时间的纯粹直观形式,在知性方面有纯粹统觉活动。“纯粹统觉”作为知性本身的自发性,是知性本身的纯粹活动,是使一切对象知识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联结是杂多的综合统一的表象。因此,这种统一的表象不能从联结发生,毋宁说,统一通过把它自己加到杂多的表象上,先使联结概念可能。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也就相当于意识的构造功能是如何可能的。

康德的自我意识的活动原则深入探讨了存在者的存在之根据,他的哲学不是关心存在者怎样,而是存在者如何被给予,而这个被给予是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内容。由此就确立了自我意识构造世界的绝对先验性,确立了自我意识作为纯粹活动、作为纯粹的自发性,由此认识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同一性就得到了根本保证。黑格尔对康德这个思想赞叹不已,说统觉的原始、综合的统一,是理性批判中最深刻、最正确的见解,包含着真正把握概念本性的开始。

尽管康德确立了作为纯粹活动的自我意识构造世界的先在性,但是康德的“先验自我”仍然有一个外在于自身的“物自体”与它对立着,康德只是在现象范围内解决了思维和存在对立的问题,主体所认识到的只是主体自身所建构起来的思维客体,它不能认识它所认识的对象世界之外的自在世界。这一不能认识不仅表明自我意识自身的有限性,也表明康德纯粹活动自身的有限性。黑格尔指出:“但进一步来看,康德所谓思维的客观性,在某种意义下,仍然只是主观的。因为,按照康德的说法,思想虽说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但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与物自体间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着。”[14]黑格尔认为,“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15]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康德把本质性导回到自我意识,但他的自我意识本身最初还带着一个对立,它和这种自在存在还是分离的。黑格尔评论说,他认识到简单的思维在自身内具有区别,但是还没有认识到一切实在性正包含在这个区别里:他不知道如何去克服自我意识的个别性。费希特同样对康德“先验自我”不满意,提出了新的作为最高统一性的“绝对自我”原则,这一原则一方面保留了康德“先验自我”构造世界的先验性,另一方面又赋予它行动和理智直观能力,他的“绝对自我”因此有自己生产自己的绝对无条件的自由本性。

2.费希特“思辨的生产”

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曾风趣地把康德比做一个从事于解剖的外科医生。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好比是一个精神的解剖学的课堂,他始终保持冷静,无动于衷地站在思想面前解剖它,而费希特带着抽象的热情来论证他的工作。费希特在自我的对面设立一个非我与自我对立,非我作为自我的无限的阻力,是恶的无限性,费希特的自我-非我学说,其实是思辨地表达了生产的原理。

“费希特的哲学是康德哲学的完成。”[16]费希特哲学克服了康德哲学所缺乏的思辨的统一性。费希特从“自我”出发,把自我当做决定原则,其他一切内容都是自我的产物。费希特的自我是纯思维的,“自我是真正的先天综合判断”。[17]一切都从自我推演出来,而不是像康德那样列举范畴,费希特比康德前进一步,他从自我中推出构成各种思维规定,“自我是能思维的,是能动的,它产生出它的各种规定。”[18]费希特要求从活动、行动出发,作为其全部同一哲学的方法论中心。费希特指出:“哲学究竟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行为出发(就是说从纯粹的活动出发。这种纯粹的活动是不以客体为前提的,而是创造了客体本身的,这时行为就直接变为活动)根本不象某些人觉得的那样是那样的不重要。如果哲学从事实出发,它就把自己置于存在和有限的世界,它就难于找出一条从这个世界通向无限和超感性的道路;如果它是从行为出发,它就正好站在把这两个世界联结起来的,由此出发可以一眼通观这两个世界的那一点上。”[19]

费希特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关于知识的学说。费希特在其《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开篇指出:“我们必须找出人类一切知识的绝对第一的、无条件的原理。如果它真是绝对第一的原理,它就是不可证明的,或者说是不可规定的。”[20]他认为人类一切知识的绝对第一的原理就是自我的纯粹活动。人类的任何知识,如果不以自我的纯粹活动为根据,任何知识都不可能产生。这个第一原理是不可证明、不可规定的。这个自我是一切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一切都从自我推演出来。自我是能思维的,是能动的,产生出它的各种规定。费希特认为宇宙包含着一个绝对的自我,我们自己的意识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这种绝对自我是一种独特的、自由的活动;它竭力在完全的自我意识中实现自己,它是整个自然界的基础。费希特通过确认绝对的自我来克服康德的二元论,但他能否真正克服康德的二元论呢?

费希特把自我分为三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我与我自身同一,自我=自我,这是无规定性的同一性。自我与它的差别同一,这是无差别的差别。是一个没有真实内容的无条件的命题。在第一命题里,尽管有主词和宾词,但它们是没有差别的,是同一的。否则,就需要第三者予以证明。费希特认为A是A是任何人都承认的,因为它是直截了当的,无需再凭任何根据就是明确无误的,具有直截了当的设定某物的能力。在这个命题里,A是一个无差别的内容。自我由自己所作的设定,是自我的纯粹活动。它同时既是行动者,又是行动的产物;既是活动着的东西,又是由活动制造出来的东西。行动与事实,两者是同一个东西。

第二个命题是自我设定一个非我与自我相对立。相对于第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就提供了内容和差别。设定了某种不同于绝对自我意识的他物,与自我不同的他物。自我设定非我与自我相对立,这个非我是独立于自我的,是对象,与自我相反对的东西、自我的否定物。自我的活动就是对非我的设定,产生超出自身以外的对方。这一设定不仅是活动本身,还是真正的创生。“进展为一个创造性——或所谓‘生产性’(productivity)——的原则。”[21]

第三个命题是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互相规定。“自我和非我两者都被自我所设定,并且在自我内被设定为彼此可以互相限制,这就是说,从而使一方的实在性扬弃另一方的实在性。”[22]在这里开始有综合和推演。自我既限制非我,又设定非我与自我相同一,取消了非我的非我性。自我设定自我是规定非我的,自我设定自我是受非我规定的。由于费希特承认非我的独立性,承认自我为被限制者,非我是限制者,非我就成为自我的无穷的阻力,自我的无限前进的活动就遇到了阻力。

黑格尔指出,尽管费希特力图解除自我和非我的矛盾,但是他仍然没有免除二元论的基本缺点。那最后的东西只是一个应当、努力、展望。非我是一个阻力,自我与非我是相互限制的。

费希特力图通过自我的设定活动理解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对象世界,他凭借生产性的想象力使这个活动得以可能,揭示自我与非我的综合。黑格尔对费希特的评论:“费希特哲学的最大优点和重要之点,在于指出了哲学必须是从最高原则出发,从必然性推演出一切规定的科学。其伟大之处在于指出原则的统一性,并试图从其中把意识的整个内容一贯地、科学地发展出来,或者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构造整个世界。”[23]费希特虽把自我当做绝对原则,但“自我自始至终是主观的,受一个对立物牵制着的。而自我的实现只是以有限性的方式向前迈进,只是对先行的东西的回顾。”[24]“而哲学的要求却在于包含一个活生生的理念。世界是一朵花,这花永恒地从那唯一的种子里生长出来。”[25]

3.谢林“无限的活动”

对谢林来说,费希特作为观念形式的自我对于自然的真实形式是不充分的。谢林认为费希特的“自我”既然摆脱不了“非我”的对立和阻碍,它就不是真正自由的,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出发点。谢林继续寻找这个真实的形式,他把兴趣放在艺术上。用黑格尔的话说,谢林要寻找无限的形式。谢林哲学“既不是斯宾诺莎的形式的联合,也不是费希特那里的主观的全体,而是具有无限的形式的全体。”[26]谢林要求从“绝对的同一性”出发,谢林的同一哲学是对康德、费希特哲学的一大推进,他的思想和方法给了黑格尔极大的启发。

谢林在其《先验唯心论体系》中首先指出:“一切知识都以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的一致为基础。因为人们认识的只是真实的东西;而真理普遍认定是在于表象同其对象一致。”[27]在我们的知识活动中,客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是统一在一起的,“在我们知识中一切客观的东西的全部内容可以叫作自然。反之,一切,一切主观东西的全部内容则叫作自我或理智。”[28]它们本身是同一的。自我及自然每一方都可以看成第一位,并且两者都必定要向对方过渡。

(1)如果使客观的东西成为第一位的,那么与它一致的主观的东西何以会归附于它。理智的东西是怎样归附于自然的?这样一种情形正是自然哲学的课题。它的目的就是从自然向着理智进展,使自然现象得到理论说明。谢林论证道:自然只有通过人的或理性的活动,才能充分地返回到它自身,才能显示出自然本来是与被认作在我们之内的理智和意识内容相同一的;而那种死气沉沉的、没有意识的仍然停留在外在性里的自然产物只不过是自然企图反映自身的一种遭到失败的尝试。关于这一点黑格尔评论道:“谢林的功绩并不在于他用思想去把握自然,而在于他改变了关于自然的思维的范畴;他运用概念、理性的形式来说明自然。”[29]

(2)如果要使主观的东西成为第一位的,那么与它一致的客观的东西何以会归附于它。这正是先验哲学的课题。谢林和费希特一样,都以自我作为先验哲学的基础,谢林指出:“我们由此出发的自我意识,是唯一的绝对活动。”[30]不仅自我本身及其规定性是由这一活动确立起来的,而且所有其他一般的为自我而确立的东西也都是由这一活动确立起来的。自我就是活动,离开这个活动就根本没有自我。正是凭借这种活动,自我才使自身成为客观的东西。

从以上情况可看出,谢林哲学和费希特哲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点是他们都以自我作为先验哲学的基础,自我就是自我=自我,我就是我的自我意识。费希特在自我与对方的关系上是以自我的对立面即非我为关系的,自我的活动就是不断地限制和超出非我。谢林没有设立非我作为自我的无穷的阻力表明自我的进展,而是承认自我原先就是无限的活动,自我是其自身的对象。谢林是以主观和客观的无差别同一为基础,他所由此出发的概念是主客统一的自我概念,自我原来就是纯粹的、无限进展的创造活动,因此它可以成为自身的对象。这样一种原始活动既是观念的,同时又是现实的。“通过自我意识的活动,自我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31]

黑格尔对谢林的评价是,谢林虽承认了主观和客观的绝对的同一,但“这种同一性只是绝对地(抽象地)陈述出来的,并没有证明它是真理”[32]。他只是要求人们从理智的直观开始,只是诉诸理智直观或艺术直观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绝对的无差别的同一。虽然我们在谢林哲学中看到他一方面把自然彻底地引导到主体,另一方面把自我彻底地引导到客体,但他只是采取逻辑的纯粹思想的方式。在他那里,对立统一是直接的真理,他没有把这一真理按一定的逻辑的方式加以彻底论证。“谢林的同一性原则缺乏形式、缺乏证明;他只是初步提出这个原则罢了。”[33]对谢林哲学的缺点的克服正是黑格尔哲学努力的方向。

4.黑格尔“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生产史”

德国古典哲学经过康德、费希特、谢林的不断发展,在自我意识的活动原则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这就是(无限的)主观性最初(在康德那里)作为思维的批判,其次(在费希特那里)作为寻求具体者的倾向或冲动。那绝对的纯粹无限的形式被表达出来了——这就是自我意识、自我。”[34]黑格尔虽肯定康德的活动原则,但认为康德的自我意识只是主观活动,而真正使感性杂多得到统一的力量并不在于这种主观的活动,而是“无限的精神主体”的活动。黑格尔认为:“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35]黑格尔认为现在世界精神已经成功地排除了一切异己的、对象性的本质,把自己理解为绝对精神,并且在任何对于它是对象性的东西都是从自身创造出来的,从而以安静的态度把它保持在自身权力支配之下。黑格尔以其思辨辩证法把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和分离植入意识内在性中,以其“实体即主体”原则对近代哲学进行了巨大的综合,克服了康德以来哲学的不彻底性,实现了思想与现实的和解,从而使理性获得绝对的形式。

黑格尔这一思想的产生受到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就是主体”思想的莫大启发。斯宾诺莎指出:“实体(substantia),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可以无须借助他物的概念……绝对无限者的本性中就具备了一切足以表示本质的东西,却并不包含否定。”[36]但遗憾的是斯宾诺莎的实体是僵化的,不动的。黑格尔认为斯宾诺莎的实体有两个根本缺陷:“一方面,实体缺少人格的原则——引起对斯宾诺莎体系反感的,主要就是这个缺点,另一方面,认识又是外在的反思,它对那显现为有限物的东西,即属性的规定性和样式,也像对那东西本身一样,不从实体去把握和推导,而是像一个外在的知性那样活动,把规定当作现成的来接受,并且把规定归结为绝对物,而不是从绝对物取得反思的开始。”[37]黑格尔看到:“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实体性自身既包含着共相(或普遍)或知识自身的直接性,也包含着存在或作为知识之对象的那种直接性。——如果说上帝是唯一实体这个概念曾在它被宣布出来时使整个时代为之激怒,那么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因为人们本能地觉得在这样的概念里自我意识不是被保留下来而是完全毁灭了,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人们相反地坚持思维就是思维,坚持普遍性本身就是这个单一性或这个无差别不运动的实体性。”[38]这样,黑格尔哲学就从斯宾诺莎的实体进展到自由的实体,达到实体的主体。黑格尔哲学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实体即主体”原则,在黑格尔那里,事物本身不但是实体,也是主体。他的实体不是斯宾诺莎的实体,他的主体也不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也不是费希特的自我,而是绝对精神,是理性的辩证逻辑,自我否定自我展开的能力。主体和客体最后统一于绝对精神,知识就是绝对精神展开自己的自我认识。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不仅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活动原则的创造性的综合,同时也是对近代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这一原则既是他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方法,同时又是他哲学内容的逻辑展开。《精神现象学》从“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开始,分析意识如何把它的对象纳入自身,因而意识到自己就是对象的“真理”过程。《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的科学或知识的形成过程。黑格尔说:“叙述这条发展道路的科学就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实体和实体的运动都是作为意识的经验对象而被考察的。意识所知道和理解的,不外乎是它的经验里的东西;因为意识经验里的东西只是精神的实体,即只是作为经验的自我的对象。”[39]

黑格尔以实现思想和现实和解的绝对精神克服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的二元论。他认为自然和自我是统一的,这个统一是一个过程,它们是生命过程的两个要素。“如果这个否定性首先只表现为自我与对象之间的不同一性,那么它同样也是实体对它自己的不同一性。看起来似乎是在实体以外进行的,似乎是一种指向着实体的活动,事实上就是实体自己的行动,实体因此表明它自己本质上就是主体。”[40]黑格尔指出,“而且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惟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所以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本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圆圈,预悬它的终点为目的并以它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41]

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原则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存在论基础,这一原则不仅把自我意识看做整个世界的本质,而且看做自我发展的自身运动,把理性、精神当做整个历史发展的最终实体和主体,把历史看做一个过程,看做自我意识的外化及其扬弃的过程。世界万物是绝对精神的表现形态,绝对精神是世界万物的基础。

从以上可看出,黑格尔以“实体即主体”把自笛卡儿建立的形而上学基本建制发展到极致,把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融化到意识内部,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发展了谢林无差别同一的同一哲学,是包含了一切差别的有差别的同一。因此,黑格尔哲学是近代形而上学的完成,是形而上学的一切。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42]

黑格尔哲学就其实质来说,“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43]

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理解为实体,绝对者,过程是理性的展开过程,辩证逻辑的创造过程。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原则只是在表面上克服了自我意识与实体的分离,只是把这种对立移到意识的内部,指出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事物自身。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世界的征服实是在其意识内在性中的征服,他不曾跨出意识的范围。马克思接着指出:“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此外,凡是表明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一切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任何感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44]黑格尔表达了思辨哲学的秘密,把人的现实感性活动消融在抽象意识的辩证运动中,把运动、生命过程抽象化了。马克思后来揭露了黑格尔的思辨之谜,展开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犯有双重错误。第一个错误在于他把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确立为整个世界的本质和尺度,把现实的历史看成是“抽象思维的历史”,“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且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45]抽象的思维的根基乃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上,但黑格尔却把抽象思维当做“第一性”的存在,认为真实的历史倒是抽象思维所派生出来的,历史乃是逻辑的思辨思维生产史。第二个错误是由于他把现实的历史理解为抽象思维的异化,因此,他把对“人的本质力量”、对感性现实重新加以占有和恢复时,也同样只能采用一种抽象的方式,“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46]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要为理性划定范围和界限,确立存在者之存在的根据,到黑格尔确立实体即主体原则,充分发展了活动原则;从康德的心的自发性,到费希特的具有创造性的生产性;从谢林的无限的活动,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无条件的自我生产性,他们的活动原则使自我意识的纯粹性进一步得以深化,克服了自中世纪以来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使思维与存在得以真正和解,从而使近代哲学发展到最完善的阶段。因此,对德国古典哲学“活动”原则的分析,一方面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唯心主义是怎样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另一方面从反面证实了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为何是不同于近代哲学存在论基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47]活动原则一直是马克思所坚持的,它是世界得以可能的基础,但马克思在随后的实践和理论活动中日益看到唯心主义的活动原则的虚假性,从而要求突破这一视阈,把世界理解为感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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