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体事物的经验作为基本的明见性

关于个体事物的经验作为基本的明见性

因此，命题内容的融贯性是一致性和命题之真的先决条件。这种融贯性从何而来?我们怎样获得那些告诉我们什么内容可以同其他内容相结合的规则呢?

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并没有设计出相关的规则来告诉自己，“叔叔”这个词项可以和“男性、高或矮、有或没有胡子、大方或小气”等等结合，而不可以和“难以读懂的、天文学上的、猫科的、分子的”相结合。融贯性并非只是来自于那些支配着我们的词汇的语言学规则。毋宁说，命题内容的融贯性来自于我们关于对象的经验，特别是关于个体事物的经验。它来自于这个事实，即我们与特殊事物遭遇时，发现某些内容或范畴是共属的(belong together);然后我们把这些事物联结成具有这样特点的事物。随着我们把对象从前述谓的明见带到述谓的明见，这些特点就浮现出来了。我们表述的全部命题，最终都来自于我们自己或者在我们的语言学共同体之中的其他人对于有关事物的经验。为了让“我的叔叔是光头”这样的命题成为可证实的，那么，“叔叔—光头”这两个内容的结合就必须是可能的，而这个可能性之所以出现，则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结合能够在原则上出于前述谓经验而被联结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找到这两个被结合在一起的内容。

在正确性的真理中，我们从命题出发，然后将其返回到前述谓经验的明见性上。命题原本起于前述谓的、个体的明见，而现在当它得到确证的时候，它返回到同一个来源并且被融入到前述谓经验。如果这个命题被证伪，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明见抵制我们力图用来使之充实的意向。我们并不是仅仅通过检查陈述本身来发现命题之真;事物本身、我们在各种直觉样式中遭遇的对象，以目的论的方式调整陈述，从而使其适合确证或驳斥。在明见性构成的等级之中，本质上最先的和最后的明见性都是关于事物的直接经验的明见性。所有的意义及其句法和语义结构都起于经验，并且朝向经验以及在经验中被揭示的存在者而得到调整。

因此，人类的言语被指向在其可理解性中的事物，人类的理性被规整着趋向作为其目的和完善的真理。形式结构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在揭示事物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工具。语言学结构可能形成精美复杂的整体，我们有时也可能被它们迷住，以至于认为除了句法和能指的游戏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认为它们都是自足的。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都相信这一点，认为在符号行为的游戏之外不存在任何“中心”。但是现象学看到语言的形式模式被赋予了更大的尊严和美:它们不仅相互影响，而且还揭示事物的存在方式及其可能的存在方式。心灵——它构成意义及其形式结构——发挥这样的作用，最终是为了明见事物的真理。

此外，我们所经验的事物并不只是通过感觉器官而知觉到的物质对象。我们确实看到苹果是红的、房子是白色的，但我们也看到欺骗、慷慨、工具和体育运动等等的实例，而且在联结这些实例的时候，我们使这些事物具有的特点充实丰满起来。所以，有观点认为我们经验到的唯一个体仅仅是像石头和树木这样的物质对象，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最后，一致性和融贯性并非只是存在于理论事务。它们也支配着实践的思维。我们可以批评某项公共政策或个人计划，指出它是不一致的或者不融贯的，实施该政策或计划的手段可能相互矛盾，也可能违背它们应该实现的目的;可能是在同一时间追求几个不相容的目标(我们的行动目的相互矛盾);在我们的计划中，手段和目的的真正含义可能完全是混乱的。有时候，行动上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计划受到不可避免的压力而产生的，我们知道计划有问题，但是必须有所作为，而且只能这么做，我们会想方设法应付过去。不过，在另外有些情况下，不一致和不融贯只是暴露了当事人的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