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公开性

心灵的公开性

因此，把意向性置于前台并使之成为哲学反思的中心，这根本不是多此一举。宣布意识是“关于对象的意识”，这也并非微不足道的事情;相反，这个声明违背了许多常见的信念。现象学做出的一项最为重大的贡献，就是突破了自我中心的困境，击败了笛卡尔主义的教条。现象学表明，心灵是公开的事物，它公开地活动并把自己表现在外，而不是局限于它自己的范围之内。一切都是外在的。“内心世界”概念和“心外世界”概念是不融贯的，它们都是以斯拉·庞德所谓的“观念—梗塞”(idea-clots)的实例。心灵和世界彼此关联。事物的确向我们显现，事物确实被揭示，而我们呢，也的确向自己和他人展现事物的存在方式。如果考虑到现象学在其中产生的文化背景，也就是我们仍然在其中生活的文化背景，那么就会看到，对意向性的关注并不是没有什么重大的哲学价值。通过探讨意向性，现象学帮助我们重申思维、推理和知觉的公开含义。它有助于我们重新承担我们人作为真理执行者的身份。

除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意识的意向性，现象学还揭示和描述意向性之中的不同结构。如果用笛卡尔或洛克的方式来理解心灵，心灵就被看作是诸多观念所环绕的封闭空间，这时候，“意识”一词通常都被认为完全是单义的。在意识范围内没有任何结构上的差异;只有纯粹的觉察。我们先是注意到我们产生的无论什么印象，然后把这些印象排列成判断和命题，试图宣布“外面”存在有什么。但是对于现象学来说，意向性是高度差异化的。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意向，它们与不同种类的对象相关联。例如，我们在观看平常的物质对象的时候实行的是知觉性意向活动，但是在观看一张照片或一幅油画的时候，就必须实行图像性意向活动。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意向性;把某物看作一张图像，不同于把某物看作一个简单对象。图像与图像性意向活动相关联，而知觉对象与知觉性意向活动相关联。同样，当我们把某物看作是语词，就有另外一种意向活动在起作用;当我们回忆某事，又有另一种意向活动;当我们进行判断或者把事物聚集成组群的时候，起作用的又是其他的意向活动。所有这些以及很多其他种类的意向活动都需要得到描述，需要彼此区分。而且，各种形式的意向活动可能会相互交织:把某物看成一幅图像，这包括(作为基础)我们也把它当作一个被知觉到的事物。图像性意识的层次覆盖在知觉性意识的层次上，就像我们看到的图画覆盖在一张画布或画纸上，而后者也可以被简单地看作是一件有色彩的东西。

我们还能区分出其他种类的意向性，例如在我们思考过去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意向性。比方说，考古学家发现一些盆盆罐罐、灰烬和衣物的碎片，开始谈论七百年以前生活在某个特定场所的人群，这时候他们实行的是什么类型的意向活动呢?这些对象，这些盆罐和灰烬，如何把古代人呈现给我们?我们必须怎样“对待”它们，以便于它们发挥这种呈现作用?与我们发现和解释像化石这样的东西相关联的意向属于何种意向?我们谈论质子、中子和夸克的时候，又是何种意向在起作用?它们不是在我们看到图像或旗帜的时候起作用的意向，也不是我们观看植物或动物之类的事物的时候起作用的意向;与粒子物理学有关的一些两难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我们假定我们意向亚原子存在体的方式与我们意向撞球的方式是同一种方式。对所有这些意向性进行归类和区分，同时对这些意向所关联的特定种类的对象进行归类和区分，这就是那种被称作现象学的哲学所做的工作。诸如此类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全部认识形式，也有助于理解我们能够与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相联系的多种方式。

“现象学”(phenomenology)一词是由希腊词语phainomenon(现象)和logos(逻各斯)构成的复合词。它意指这种活动，即对各种现象以及事物的各种显现方式给出说明，给出其逻各斯。例如，我们用“现象”(phenomena)这个词来表示与简单对象相对的图像，与预期的事件相对的回忆的事件，与知觉的对象相对的想象的对象，与有生命的事物相对的诸如三角形和集合等等数学对象，与化石相对的语词，与非人类的动物相对的他人，与经济相对的政治实在。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得到探讨，只要我们认识到意识是“关于”某事物的意识，意识并没有被禁锢在它自己的幽室里。与笛卡尔、霍布斯和洛克的知识哲学具有的狭隘限制相比，现象学就是解放。它使我们跨出门外，而且恢复以前的哲学——它们把我们禁锢于自我中心的困境——所失落的世界。

现象学承认现象即显现的事物的真理和实在性。实际情况并不是像笛卡尔传统试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幅图像”或者“是一个被知觉到的对象”或者“是一个象征”，都只不过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它们都是事物可能存在的方式。事物显现的方式是事物存在方式的一部分;事物如其存在那般显现，而且它们如其显现那般存在。事物不仅实存;它们也如其所是地表现它们自己。动物有它们不同于植物的显现方式，因为动物和植物在存在方式上不同。图像的显现方式不同于被回忆的对象的显现方式，也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方式不同。一幅图像在那儿，在画布或者画板上;行礼在那儿，在行礼者和受礼者之间移动的手臂上。一个事实存在于该事实的各个组成部分所在之处:“草地是湿的”这个事实实存于湿草地，而非实存于我在说出这些语词之时的心灵里。我的心灵活动就是把“草地是湿的”呈现给我自己和他人。在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把世界的诸多部分的呈现加以联结;我们并非只是在排列我们心灵之中的观念和概念。

或许有人会反对说:“错觉和错误又怎么样呢?有时候事物并不是如同它们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我可能认为我看到了一个人，然而结果表明它只是一丛灌木;我可能认为我看见了一把短剑，可是事实上那里什么也没有。很明显，那个人和那把短剑仅仅存在于我的心灵之中;这难道不是表明一切都在心灵之中吗?”——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事物可能看起来像其他的东西，而且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在进行知觉的时候，却有可能似乎是在知觉。几年以前的一个冬天傍晚，我驾车驶向车库，看见车道上有一些“碎玻璃”。我想一定是有人在那里打碎了一个玻璃瓶子。我把车停靠在附近的路上，打算第二天早上回来清理车道。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只发现几滩水和一些碎冰块;我先前当作玻璃而“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冰块。在这次经验中，我原来看到的景象和后来的更正都不是在我心灵的幽室里制造出来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我单单变换了我的印象和概念，也不是我编排了一个新假说来说明我曾经持有的观念。相反，我是以不同的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系，而这些联系的基础则是这个事实，即冰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看起来像玻璃。所有这一切，包括“玻璃”和冰块在内，都是公开的。错误是某种公开的东西，遮蔽和伪装也都是如此;所有这些都是种种现象，一个事物在其中被误认作另一个事物。错误、遮蔽和伪装在它们自己的方式上都是实在的;它们都是存在的诸多可能性，需要得到与它们自己相应的分析。甚至错觉也有一种完全属于它们自己的实在性。在幻觉产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实际上正在想象，却以为我们在知觉，而且这种错乱只有寄生在真正的知觉和想象上才能够发生。要产生幻觉，我们就必须已经进入意向或者指向事物的游戏。如果没有觉察到知觉和做梦之间的差别的话，我们就不会产生幻觉。

现象学通过它关于意识的意向性学说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克服笛卡尔和洛克的偏见，这种偏见反对心灵的公开性，也反对事物的显象所具有的实在性。对现象学来说，不存在任何“单纯的”显象，没有任何东西“仅仅”是显象。显象都是实在的;它们属于存在。事物的确显现出来。现象学使我们得以辨识和恢复那个似乎已经失去的世界——我们被哲学上的混淆禁锢在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所失去的世界。一直被断言仅仅是心理学上的东西，现在则发现是存在论上的，是事物的存在的一个部分。图像、语词、象征、被知觉的对象、事态、他人的心灵、法律和社会习俗都得到承认:它们都真实地在那里存在，分享着存在，并且能够按照它们自己专有的方式而显现。

然而，现象学的工作不仅仅是恢复曾经失去的东西。它的这一部分工作有些消极，而且是好争论的，依赖于某种错误来表现它自己的价值。除了这种反驳性的工作之外，现象学还给那些希望享受哲学乐趣的人们提供了哲学的愉悦。关于事物表现其自身的方式、关于我们能够成真的能力以及我们让事物显现的能力，都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各种呈现与缺席非常复杂地相互交织，而现象学则有助于我们对它们进行探讨。它不只是清除怀疑论的障碍;它还为理解差异、同一性以及形式等等经典的哲学话题提供了可能性。它是沉思的和理论性的。它确认哲学生活是一项达到顶点的人类成就。现象学不仅医治我们理智上的困厄，它还为那些希望实践哲学探索的人们开启了大门。

【注释】

[1]塞缪尔·贝克特:《墨菲》(Murphy)(纽约:格鲁夫·维登费尔德，1957年)。出版社许可在此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