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君铭
回击“经济决定论”
与党内“青年派们”斗争
最后五年的五篇书信
界定唯物史观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
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原理
历史运动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不要“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
要深入探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逻辑
要充分认识政治和文化改革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要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创作，不仅体现于诸多鸿篇巨著，也体现在一系列来往书信之中。恩格斯晚年围绕历史观的五篇书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唯物史观创立的最初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论敌是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揭示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指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奋斗方向。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巴黎公社以后，革命实践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往往首先集中在其社会发展理论。19世纪90年代，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手法是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保尔·巴尔特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历史唯物主义诬蔑为“经济唯物主义”和“历史宿命论”。巴尔特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世界观，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结为一种社会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唯物史观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是整个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巴尔特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哲学世界观，其目的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从而抽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其二，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片面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按照巴尔特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一系列经济运动的过程，因为经济是自动发展的，故人只是经济的奴隶。这种理解充分地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对唯物史现的歪曲。为了歪曲唯物史观，反对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决定作用的原理，巴尔特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在什么地方证明过，在社会发展中意识形态是如何受经济制约的。巴尔特还用貌似“全面”的相互作用的观点鼓吹二元论，其实质正是否定唯物史观的基础——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其三，把唯物史观中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原理歪曲为“技术决定论”。他把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物质生产、社会经济运动归结为工艺过程、技术的发展，把唯物史观说成是“技术决定论”。其四，宣扬经济对政治的依赖性，否认经济对政治的最终决定作用。巴尔特重弹恩格斯所批判过的暴力论的老调，他认为政治最终决定经济，而且以最深刻、最根本的方式决定着经济的发展。其五，否认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对经济的依赖关系。巴尔特特别反对唯物史观关于宗教、哲学等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最终受经济制约的观点，认为在宗教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中，不存在经济对宗教的决定作用。
保尔·巴尔特既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又不懂历史的辩证法。他所反对的，实际上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种种错误观点，在恩格斯书信中遭到了有力的反驳。
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面临着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同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19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以福尔马尔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青年派”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前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后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鼓吹经济唯物主义，反对党的革命斗争策略。恩格斯晚年的五封信，主要批判党内“青年派”。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其核心人物是一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傲慢的大学生和自负的文学家。当时“青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尔·恩斯特、保尔·康哲夫麦尔、汉斯·弥勒和麦·席佩尔等。作为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青年派”具有“左”倾的政治主张，否认通过议会进行合法斗争的必要性，脱离阶级斗争的现实条件，鼓吹盲目的暴力行动，妄图把冒险主义的斗争策略强加给党。在组织上，“青年派”用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在理论上，“青年派”宣扬经济唯物主义，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等因素的作用。他们把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决定作用歪曲为历史宿命论，从而抹杀人的自觉的能动性，这就给了巴尔特等人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口实。同时，“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刻板的公式，当作套语和标签，而不是行动和研究工作的指南，从而阉割这种科学历史观的革命实质。因此，恩格斯在同“青年派”的斗争中，反复强调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
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5年里写了5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这些信件以简明的语言、灵活的方式，集中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发展进程。
五篇书信中的第一篇是作于1890年8月5日的《致康·施米特》，是恩格斯通过摩·维尔特的书评获悉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后，写给施米特的一封信。康拉德·施米特（1863—1932）是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错误观点，着重阐明了物质生活条件和思想领域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揭示了思想领域对物质生活条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及其性质，考察了分配和生产的关系以及分配方式的历史性，深刻地阐述了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指南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篇是作于1890年9月21日至22日的《致约·布洛赫》，是恩格斯对布洛赫9月3日来信的复信。布洛赫是《社会主义月刊》杂志的编辑，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应如何考察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提出了几个问题。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复信中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这是他和马克思在以前的所有论述中都未曾涉及过的，是恩格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在伦敦给康·施米特又写了一封信，这就是五篇书信中的第三篇。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了重要发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强调生产运动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比较充分地论述了生产运动之外社会现象和过程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运行规律。恩格斯在信中强调，只有在生产活动对社会历史的决定性作用这个总的原则之下，具体地去研究各个单独的劳动过程和领域自身的特性和运行规律，才不至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空洞而僵死的教条。
《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是恩格斯接到梅林寄来的《莱辛传奇》单行本及其附录《论历史唯物主义》后写的一封回信。弗兰茨·梅林（1846—1919）是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论历史唯物主义》是梅林重要的哲学文章。恩格斯在复信中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同时对其中某些分析提出了不同意见。恩格斯还在这封信中重申了马克思在创建理论体系中的伟大历史功绩，进一步论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
《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是恩格斯写给德国大学生符·博尔吉乌斯的一封信。在信中，恩格斯论述了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阐明了科学和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强调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决定作用的基础上，揭示了上层建筑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通过研究伟大人物出现的几种情况，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探索，可以追溯到1876年他在为写作《反杜林论》而准备材料的时候。当恩格斯谈到未来时，他预见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出现某些变化。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经济基础“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曾有过论述，但很多观点未及充分展开。在晚年书信中，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得以系统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初步的但又比较全面的阐述，对各种传统的唯心史观展开了批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进一步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这一崭新理论体系称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又将其称为“历史唯物主义”。通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任何“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史观”之类的提法，但巴尔特却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曲解为“技术经济历史观”，“青年派”也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理论称为“经济唯物主义”，企图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来解释社会发展复杂过程背后的原因。面对种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篡改，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五篇书信中，恩格斯达八次之多地运用了“归根到底”的提法，他甚至还在行文中打上了着重号。他之所以这样强调，目的在于同旧的历史观划清界限，同时又与那些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区别开来。
之所以要用“归根到底”来强调决定因素和决定作用的意义，就是要是从本原的、最基础的意义上立论，这一表述同“原始的起因”“最终的决定原因”“最终的支配作用”等是一个意思。社会生活中的生产因素、经济因素、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现象，包括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恩格斯一再强调，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离开这个基本观点，就谈不上历史观上的革命变革。同时，还要注意到社会现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恩格斯在谈到经济同哲学、宗教、文艺等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指出：“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个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可以这样说，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比他和马克思以前的其他著作中更明确、更精确、更完整地表述了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
此外，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还对经济因素的客观内容做出了更为全面的揭示。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明确指出，作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它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还包括这些经济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地理条件、旧时经济成分的残余以及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等等。在这里，恩格斯在突出社会生产方式在经济运动中主体地位的同时，赋予了经济因素和经济关系丰富的具体内容。这就在广义上对经济基础具体概念给以界定，从而解决了经济基础是否包括生产力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一个新贡献。
出于反驳各种唯心史观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初期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上，探讨了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各种社会行动。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问题，在早期论述中不是十分充分，这些缺欠在晚年书信中得到了弥补。恩格斯在书信中不仅一般地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情况，而且还具体分析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早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已经提出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1)。在晚年书信中，他把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问题突出地加以论证。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情况：可以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起作用；也可以沿着与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还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而推动它沿着另一方向发展。他对这几种情况做了分析，指出在后两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损害，造成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恩格斯还对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程度和意义作了深入的论证。过去曾有人只承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不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不承认上层建筑有决定性的反作用或者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决定作用。如果我们单纯看经典作家的文本，确实能够找到某一两段类似的话语，但这经不起系统的分析与推敲。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不仅具体阐明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且肯定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挥决定性的反作用。他说：“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这种现象虽然并不常见，但却是上层建筑发挥决定性反作用的典型例证。
恩格斯还强调，法作为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虽然一般情况下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但它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能力。他在谈论法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时，指出法甚至可以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关系。恩格斯在论述中习惯把“决定作用”分为相伴的两种情况：“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和“一定环境下”的决定作用；作为“基础”的决定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和“决定历史斗争的形式”的决定作用；“间接发生的”决定作用和“直接影响的”决定作用；“最原始的”决定作用和“首先起作用”的决定作用等等。他之所以要作这样细致的区分，为的是避免把问题简单化。只有详细区分各种关系，才能说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才能反映社会生活本身的辩证法。
恩格斯提出了政治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论断，还明确界定和具体论述了意识形态，即观念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在晚年的书信中，恩格斯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情形。
首先，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恩格斯指出，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以后，便具有了历史的继承性和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建立在先驱者提供的思想材料之上，后人总要利用前人的思想材料，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自己的理论。恩格斯还在书信中列举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思想意识的独立性。他还指出，卢梭的共和制思想代替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思想、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的过程，这些都可以说明宗教、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等有着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有着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恩格斯曾明确表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2)，也就是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其意识形态可能是先进的；反之，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其意识形态不一定先进，也可能是落后的。但恩格斯在具体论述中也强调：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
再次，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发生影响。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经济的状况才是积极的，而把其余的一切都视为消极的。恩格斯还分析了上层建筑诸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性，论述了政治、法律在各种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他指出政治、法律对哲学的发展有直接影响。恩格斯甚至批评那种要给哲学、宗教中的观念寻找经济上原因的想法，他认为那样做是迂腐的。
最后，意识形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能动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宗教、哲学等这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虽然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但有时也会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做出这一论断的同时，恩格斯还强调不能过分夸大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否则就会导致唯心史观。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这毕竟是第二性的作用。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解释历史的客观性时使用了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例子，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历史的客观性与自然的客观性区别开来。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情。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在这里，历史的客观性并不脱离个人的主观意志，如果没有作为“分力”的个人意志，就不会有作为“合力”的客观的历史结果。“合力”的存在并没有否定“分力”的作用，而是把它们包含于其中。
根据“合力论”原理，恩格斯还进一步说明了历史活动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意识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历史是人创造的，但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创造的。尽管在现实层面上，人们都是按照各自不同的意志、目的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又表现为一个整体的，不自觉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此说，历史发展有它的客观规律性，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被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者们渲染的历史现象，在恩格斯看来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统一。恩格斯还通过历史人物出现的例子来说明历史运动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他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也就是伟大人物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需要，只要有这种需要存在，伟大人物是谁，具有偶然性。因此，伟大人物的产生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恩格斯在诸多论述中反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3)。针对“青年派”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提法当作公式到处套用的错误做法，恩格斯在书信中批评说：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在晚年的理论建设中，恩格斯致力于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和恶劣学风，坚持并捍卫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还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恩格斯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场和方法的世界观意义，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为了引导青年们正确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恩格斯在书信中告诫青年一定要下功夫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他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
恩格斯还强调，研究社会历史问题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的原则。这一点，在致保尔·恩斯特和致约·布洛赫的信中都有很具体、很充分的论述。
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做了系统、全面而深入的阐述，既坚持和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对自己和马克思以前的有关论断做了重要的发挥，在新的语境下阐述了唯物史观。在回答来自各个方面的疑问过程中，在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中，他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于当代实践，就要深入学习领会经典作家的论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批驳了历史观上的各种错误认识，深入地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在充分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做了深刻的阐发。他强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现成的结论和僵死的教条。他的这些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论断，为当前阶段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指导。
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运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有纵向的发展，同时也包括横向的发展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系统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横向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所谓横向发展，就是着眼于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发展所组成的综合过程，这些领域在历史进程中的演进呈现出相互关联性的特点，历史的发展是所有这些领域在各自意义上的协同推进。这种发展的特性，完全符合恩格斯晚年书信所反复强调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组矛盾运动规律。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历程，我们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各项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随后逐步推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就，在相当意义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前途，所以我们当前必须按照“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坚定地推进各领域改革不断向纵深前进。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属于经济基础的变革，经济体制属于生产关系的层面，经济发展方式属于生产力的层面；上层建筑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经济改革与政治文化改革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这种双向关系就是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反复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条基本原理，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具有巨大反作用等。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现实境遇与许多疑问和困惑，在研读经典作家的论述后都会迎刃而解。
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重点强调了经济因素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从“归根到底”这四个字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推断经济因素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是社会历史发展诸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表现为两种不同性质的作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最终意义上的，而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等因素在经济基础的互动中也能起一定的决定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意义的。唯物史观的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重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有力地印证了“经济状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
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又进一步阐释了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详细分析了在社会历史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关系，指出经济关系既包括以科学技术装备为标志的生产力，也包括“地理基础”“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在经济关系诸多因素中，生产方式的转变是起决定作用的关键，生产力的变化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经济关系”，即经济基础或者生产关系，其本质是一种物质交往关系，它和物质生产力一样，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也就是说，人不可能随意选择自己所在其中的生产关系，也不可能随意变革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发展的要求。从人类历史来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之中，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生产力诸要素中所蕴含的生产可能性不断得到释放，而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终究会变得僵化并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便由潜在转变为显性，矛盾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或者革命。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变，另一种是彻底改变旧的经济制度并建立起全新的生产关系。前者属于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改革；后者则是一种经济制度代替另一种经济制度的革命。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随着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成果的积累，生产关系中的许多环节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经济体制改革源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当前正在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细枝末节意义上的修补，而是对经济体制机制弊端的根本性的革除，因为只有改变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形成新的富有活力的经济体制，才能适应发展了的生产力的现实需求，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因素的基础地位。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信心。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社会历史发展内在逻辑要求不断扫除旧的经济体制的障碍，不断更新发展理念，从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提出国家权力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对经济发展有三个方向的反作用：同一方向、相反的方向，还有另外的方向。这就是说，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影响的方向在经济基础蕴含的可能性范围内并非绝对单一。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运动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政治运动的根源在于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虽然政治上层建筑必定要受制于经济因素，但绝不可因此忽略政治、文化诸领域在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实现全面小康的新要求相比，现行政治体制中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面临多重困境，明显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首先，党政不分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这一多年未改的老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改革深化的痼疾，严重制约着改革向纵深挺进。其次，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缓解。邓小平同志就严厉指出，党委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过分集中，危害不浅，他曾就改变这一问题提出过改革构想，可惜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被暂时放缓，诸多遗留问题至今仍然积留不散。再次，设计好的制度落实不到位，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没有实现对接。例如宪法中的民主权利与制度架构，没有转化为当前人民的政治参与制度安排，造成制度的虚设与低效运行。
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文化领域的改革也十分紧迫。中国现在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前阶段，文化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已经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作为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文化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互动的过程中，文化间的互渗、融合、重构显得越来越重要。尽管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各项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文化发展的现状与我们经济大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极不相称，与我国五千年文化的悠久历史更是难以匹配，在当今世界局势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但公共文化服务短缺的问题，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极不平衡的现象又极为突出，文化薄弱的问题在经济强大的反衬下显得十分尴尬。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能仅凭物质财富的剧增和经济总量的跃升来实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弘扬光大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我们必须不断强化现有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
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是他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社会历史发展中，历史合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构成历史合力的组成因素的作用必须都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的发展取决于合力的原理要求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发展与政治改革发展、文化改革发展以及社会改革发展必须符合辩证统一的原则，协同推进，平衡发展。
首先要强调，政治文化等改革发展的深度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都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也就是说，不管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因素对经济基础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归根到底，经济关系最终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原理构成唯物史观贯穿始终的红线。在其他相关问题的论述中，恩格斯也强调了这一原则。如在谈到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时，他指出人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但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以偶然性为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必然性，在终究意义上指的是经济的必然性。恩格斯还说：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在两对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为根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根源于此。在晚年书信中，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些论断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率先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近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原理的真理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变革所积累的成就，为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完全可以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经济成就在客观上能够为推动民主政治创造良好的条件；经济体制改革也理顺和变革了经济关系，这必然要落实为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民首先得到了物质上的实惠，从而焕发了创造精神；但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还需要通过诚实劳动、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理念的推行。不断增强的平等观念，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有利于巩固经济领域内改革的成就。现如今，经济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原因是现行的政治体制不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还必须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着力于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领域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应该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要求公平竞争、规范有序，这必然要求我们着力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同时，市场经济必然是诚信经济，这要求我们不断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水平。要实现这些目标，都需要我们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
其次，政治、文化改革发展的力度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度。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提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两个结果——促进和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解决依赖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解决。社会演进的动力和根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变生产关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受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保护。
唯物史观关于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原理，要求我们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保证。邓小平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文中曾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4)这一思想与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不管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它们的落脚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和社会发展的成果难免得而复失。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的改革都有所成就。就政治体制改革看，从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取消，到21世纪初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一系列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成就不可谓不显著。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还欠缺平衡，尤其是和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相当的距离。正像当年邓小平同志告诫的那样：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5)。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了关键的阶段，影响改革向纵深推进的主要障碍来自现有体制机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有进一步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但是它必须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才能有效避免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不完善的政治体制，难以胜任市场经济的保障。政企不分、权力集中等弊端已经导致了不少的丑恶现象如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乱象的出现。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改革政治体制，实现二者有机统一、有效结合。
同时，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道路。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在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再次，政治、文化等的改革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实现有机统一。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强调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只有朝着同一个方向起作用，才能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就昭示我们，经济的改革与上层建筑的调整必须相适应、相协调、相促进。如何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两个领域的改革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这是需要不断深入探索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以前的社会基本矛盾本质的不同在于社会根本利益是否一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调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主动调整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改革过程中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努力使经济与政治文化的改革发展相协调。近四十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到首要的地位。随着经济建设成就的累积，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与文化的改革，这就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政治文化与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需要相适应、相协调，是因为它们的性质与目的是一致的。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与文化改革，它们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旧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虽然它们的侧重点与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指向与归宿是完全一致的，就像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的：“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6)其次，这几个改革在前提、原则和标准上也是一致的，改革的进程大体上是一致的。虽然在具体环节上不可能绝对同步、高度一致，但是它们总体上必然要前后照应，避免顾此失彼、相互掣肘现象的出现。
现阶段，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发展方式转变是综合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发展方式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结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民主政治建设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方向，民主政治建设的程度会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度。当然，我们在深入认识经济发展方式与民主政治建设关系的同时，还需要积极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因为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可以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各种文化新业态也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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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9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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