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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的理解

时间:2022-09-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因此,马克思没有局限于精神的层面,只关注人的意识活动,也没有将人的物质生存看作人类存在的全部意义,而是站在总体性的高度去看待人的现实存在的方方面面,从人的实践活动中去考察人的意义和价值,这就使得他的实践哲学思想不仅展现了思辨的光辉,更折射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离不开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对人的社会存在,以及对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具体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人并不只是拥有意识的抽象存在物,更是一种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存在;人也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处于社会历史之中,并与他人和社会紧密关联、相互影响的;人的生命和存在更多地体现在他所从事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也正是在这些实践活动中,人为自己积累了生活资料,为社会提供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向他人展示了自我的存在价值。因此,马克思没有局限于精神的层面,只关注人的意识活动,也没有将人的物质生存看作人类存在的全部意义,而是站在总体性的高度去看待人的现实存在的方方面面,从人的实践活动中去考察人的意义和价值,这就使得他的实践哲学思想不仅展现了思辨的光辉,更折射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

在马克思看来,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他是天然的、感性的自然存在物,与动物一样具有生存本能和各种欲望,正是这些欲望促使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以改造自然界,并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扩大自己的存在范围进行种种实践活动。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渐渐具备了抵御一部分疾病、灾难与威胁的能力,这在优化和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于自然的征服欲。其实,人们一直坚信自己是其他生存物存在的理由,而让自然为我所用也是自古以来一直盘桓于人们心中的愿望。这就是为何费希特会将“自我”看作“上帝”的代名词,并认为正是“自我”创造了一切,这也是黑格尔之所以会将主体神化为征服一切的“绝对精神”的原因。但是,随着人类在征服自然的途中屡屡遭到挫败,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甚至造成了人的“异化”,人们不得不接受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事实。一方面,人的存在离不开自然环境,人必须在自然中不断培养自己的能力,丰富自己的知识,并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改善现有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又给人的存在和发展设置了许多困难和阻碍,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常常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终于意识到人需要努力达成的目标应当是寻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不能离开自然,失去了自然,人就会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本源和根基;同样,自然也离不开人,没有人的存在,自然就会缺少许多生机与活力,就会失去最绚烂而灵动的一笔。马克思说: 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性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它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而它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相反的情况倒是神秘莫测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其次,人是类存在物,个人的发展离不开他人的支持。“人们通过非正式地共度时光而逐渐产生了对于彼此的相互信任,这也鼓励了他们结为一定的群体。”Marek Kohn, Trust: SelfInterest and the Common Good,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04. 埃德蒙德·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指出,交互主体性就是要达成各“先验主体”之间的一种和谐,因而他认为,我们应当从“自我”走向“他人”,从单数的“我”走向复数的“我们”。维特根斯坦则将专属于主体的“私人语言”扩展为主体间的“语言游戏”,其目的就在于要从主体间的语言交往实践中去发现语言的真正意义。究其本质,主体性代表的是一种独白式的权力意志,在此,主体的意志和思想是统摄一切的力量,社会群体对于公共生活领域和知识领域的创造都被归结为个体主体的贡献。这一立场发展到极致便会导致自我的不断膨胀与意志的无限张扬,这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因为人更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个人认识和理解的能力是在社会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个人的天赋和才华必须在他所处的社会语境中才能得以发挥,而个人的创造性也只有通过与他人在社会中积极、主动的交往才能得以实现。就翻译活动而言,将“主体性”替换为“主体间性”,有助于帮助译者突破个人视域的界限,避免个人意志的无限张扬所导致的意义过于主观化的阐释,也可以让读者和评价者不再沉迷于对于作者的权威性解释的尊崇与追寻,而是让社会成员可以在自由的论辩和交流中达成对于文本相对一致的理解,并促成共识性真理的形成。“这样一来,‘创造’就不仅不是‘主观’的,恰恰相反,它从‘主观性’和‘主体性’的固有框架中剥离出来,摆脱了‘主观任意’的可能性,而被赋予了一种公共性的‘超主观’的涵义。”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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