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活动到实践活动

以往的思辨哲学总是倾向于求诸本己，即从人的内在精神中去探寻世界存在的依据。然而，尽管人的精神和意志证明了人的生命存在，并显示了人相对于其他普遍的生命存在的优越性，但是它们却无法脱离人这一主体而独立存在，而是必须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有生命的个体存在是意识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一切实践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在实践活动中，人不仅获得了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还加强了与他人的主体间联系，从而加深了对于社会、他人和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实践活动渐渐扩展成为错综复杂的交往关系网，这已经远非借助费尔巴哈所声称的那种单纯而感性的直觉性认识就能够把握的；而处于这种实践关系中的人，既是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的统一体，也是个体存在物、类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有了人的存在，有了实践活动的开展，意识才逐步脱离了其最初那种对于世界简单而狭隘的认识形式，因为在最初的认识活动中，人们只是本能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并无时不受到来自自然界的约束与限制。马克思就曾经指出: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 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够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页。 可见，意识一方面可以反映人所在的生活世界的现状，加深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还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改变人们的生存状况。可以说，作者的创作活动和译者的翻译活动，其实都是借助语言符号去反映和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借助文学作品，作者可以向读者展示美好的生命历程，抒发热爱和赞美自然、生命、世界等的情怀；可以描述现实生存中的困境和艰辛，表露个人的困惑和迷茫；抑或严厉地抨击各种丑恶、黑暗的势力，表达自己的愤慨和谴责，总之，在作品中，作者总是流露出力图改变现状、追求美好幸福的人生的愿望。这一愿望被译者捕捉到，成为译者引导读者的主线，最终能够打动读者，让其深受鼓舞，形成与作者在精神层面的契合和心意上的相通，并激发读者的斗志，鼓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