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

一、大转型：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波特（Michael E.Porter）教授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四个阶段，成为各国国家竞争优势集聚与发展的理论依据，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波特教授认为，在前三个发展阶段中，国家竞争优势所依赖的驱动力量各有侧重，依次为国内资源禀赋与劳动力资源、资金的使用与配置效率以及企业家的创新意愿与能力，分别形成了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最后一个财富驱动阶段，产业竞争建立在已获得的巨大财富的基础上，产业的创新意愿、竞争意识与竞争能力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经济增长缺乏强有力的推动，处于一种高存量低增量的守势状态。

波特的理论为明确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不同发展阶段通过产业竞争优势建构国家竞争优势，提供了独特而富有启示的观点。传统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禀赋往往与自然资源有关，但波特教授却坚信：“那些最重要的要素是创造得来的，而不是自然天成的。”于是，增加国家竞争优势的最重要因素就不应仅局限于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而是要凭借对初级生产要素的升级、改良与优化。而且在创造性资源中，最为关键的是知识和人力资本，它们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最根本的力量。事实上，波特教授在此揭示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较低等级向另一个较高等级的过渡离不开经济效率的提升。

运用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检视中国的发展与转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正处在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立足国际市场依靠的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制造”的标签既是对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总结与赞许，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大量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资金要素支撑并成就了中国过去30年年均近乎10％的增长奇迹，但中国经济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劳动收入占比偏低、收入差距扩大以及不彻底的城市化等。2008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欧债危机蔓延，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的外向型经济充斥着“外需收缩、内需不振”的低迷氛围，为了能尽快摆脱经济下行周期的负面影响，中央提出了“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措施。从短期看，这是为了防止经济运行出现剧烈下滑而做出的重大政策调整，期望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提振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而从中长期看，政策调整的战略意义在于，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彻底缓解在要素驱动阶段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出现的诸多结构性难题，逐步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所长、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2011）从国际比较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论述了中国经济成长的三次跨越与四个阶段。^[9]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跨越：第一次跨越是1978年在人均GDP仅为155美元的起点上，用了23年的时间，于2001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正式进入下中等收入组；紧接着又用了9年时间突破了4000美元大关，从下中等收入组一跃跻身上中等收入行列，完成了第二次历史性跨越。相对于大部分亚洲和拉美国家而言，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的过程中，向世界再现了“东亚速度”。^[10]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国面临的是如何实现第三次历史性跨越，即从上中等收入组进入高收入行列，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现有增长速度预测，中国实现第三次跨越、顺利进入高收入组的时间大约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即考虑到人口等其他因素在内，可能还需要11—15年的时间。有鉴于此，可将三次历史性跨越所对应的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以及未来将要跨入的高收入组别，按照成长的不同驱动力，分别划分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等四个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三次历史性跨越”依次对应“四个发展阶段”转型中的三个节点，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

最新的一些研究则主要聚焦以智能制造、绿色能源与数字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新产业革命，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2012）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一书中揭示了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出发，到产业组织创新、社会组织创新，进而波及管理模式创新、生活理念创新传导的可能性。格里高利和李（De Gregorio and Lee，2004）与博斯沃斯和科林斯（Bosworth and Collins，2008）的一些研究则聚焦对生产率的测度，并提出创新驱动同资本驱动的差别在于，后者承认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增加对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而言同等重要，而前者则会淡化资本深化的作用，认为只有生产率的增加才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