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时伤乱的使命信念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艺的审美特性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文人利用自己的技艺和作品，使文艺的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空前地发扬光大。

1.有补于世的文艺功能

就文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传统的认识是文章要对社会有用，王充就讲“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刘勰说，文学作品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然后才能为世所用。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惟歌生民病”，就是要揭露社会的黑暗，同情人民的疾苦。王安石也称“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清人顾炎武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这些进步的思想为后人所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古代文人们所坚持的一项原则，为了社会的需要，有的放矢，有为而作。使自己的作品起到移风易俗、匡正时弊的作用。这些都是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

2.忧国忧民的文人精神

面对着世事的动乱，官场的腐败，人民的煎熬，中国文人总是抱有光明的信念。在历史关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神圣的文化使命。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1916年，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为堡垒，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在北京迅速发展开。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促使人们从消极、保守、退缩，闭塞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树立起积极、进取、求实、开放的概念，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向腐朽的封建意识进行斗争。在这场革故鼎新的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在了民众的前头，是民族的灵魂。

新文化运动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学革命，它反对以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旧文学。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使我们看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人民所受到的物质与精神的奴役和压迫。郭沫若的白话诗作《凤凰涅》，象征着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世界的诞生。新文化运动也是语言革命，如果不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今天如何以“之乎者也”应对高科技呢？

美术界也在兴起革命，岭南画派的领袖人物高奇峰主张学画不是徒博时誉的，也不是聊以自娱的。主张用美术“去感格那浑浊的社会，慰藉那枯燥的人生，陶淑人的性灵”。岭南画派后继者们也一直主张绘画要“谱家国之哀愁，写民间之疾苦”。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走向十字街头”的赵望云的“西北写生”等作品。他们力求以传统的绘画技巧表现现实生活，并在作品中寄托了对受压迫的工农群众的深刻同情。

这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雅乐已经衰落僵化，随着政治形势的急剧发展，出现了大量反映斗争生活的革命民歌，产生了不少地方戏曲和说唱音乐的新剧种新曲种，兴起了初期的戏曲改良运动。随着新学堂的建立和发展以及西洋音乐的传入，出现了大量的“学堂乐歌”，而学堂乐歌也成了进步的知识分子有意识地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一种手段。如《何日醒》、《中国男儿》、《十八省地理历史歌》等，宣扬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学堂乐歌也介绍普及了西洋音乐基础知识，为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理论纲领明白地宣称：“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要攻破一切保守的要素，发展被压迫的进步要素。针对着当时有些文学作品脱离生活实际和鼓吹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倾向，瞿秋白等人指出，一个文学家要去写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文人应该抛去锦绣之笔，离开诗人之宫，到煤窟里、到隧道中，去描写工人的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热血沸腾，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他们以抗战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激励民族精神。1938年3月，文艺工作者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发起志趣中指出，“除了甘心媚敌出卖民族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的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人民，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戏剧家们创作演出了《保卫卢沟桥》、《台儿庄》，激励广大军民的抗敌意志。作家们深入火线采访，写出了《在轰炸中来去》等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毕业歌》、《大路歌》、《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响遍了祖国大地。画家们在武昌黄鹤楼下的墙壁上创作了宽六十丈，长八十丈的十幅壁画《全国总动员》。画家们除了在街头绘制宣传画外，还组织了漫画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电影人秉承着忧国忧民的传统，使这一时期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万家灯火》、《松花江上》、《八千里路云和月》从不同角度帮助人民分清是非，鼓励人民起来与法西斯统治作斗争。在“危亡益亟，愤气塞胸”的抗日战争时期，很多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好作品具有砥砺士节，激发人们顽强不屈的精神，虽然许多作品属于急就章，在艺术上尚不十分完善，但却永远留在了民族的记忆中。

但是，并非所有的文化人都是如此，所以关注现实的文艺家们还在不停地同各种派别进行斗争。一是同复古主义的学衡派的斗争，二是对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情况显得复杂些的是对论语派、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了。论语派以创办《论语》半月刊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是林语堂。他们自认为是“性灵派”与“语录体”的继承者，大力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鸳鸯蝴蝶”是对描写才子佳人的比喻说法，代表人物有徐枕亚等，他们大量发表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迎合小市民趣味。

问题是，从1932年《论语》创刊，到1947年《宇宙风》停刊的这15年间，中国人具有闲适的生态和幽默的心态么？

随手翻开历史，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史实：

1938年10月，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在林口县被日军围困，妇女团的八位战士为掩护大部队突围留在河边，最后弹尽援绝，一齐投进滚滚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

1940年2月18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牺牲后，日军剖开他的腹部，发现胃里装的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颗粮食。

1941年9月，日寇调动几十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扫荡，日军三千多人进攻狼牙山，两个班的战士掩护主力转移，最后马宝玉等五名战士被敌人逼到了悬崖峭壁，舍身跳崖。

中国人渴望闲适，也不乏幽默，也十分乐意吟咏鸳鸯蝴蝶，如果我们把它放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去进行检验，在那个没有蝴蝶的年代去抒写鸳鸯蝴蝶，其作者和读者的立场和观念就必然遭到质疑。

“五四”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同时，也从西方引进了各种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但只有现实主义和中国国情合拍，和中国文人志向契合，和中国文艺关注现实的精神相一致。它的直面现实切合了社会批判的需要，因此成为文艺的主流倾向。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君主专制，然而人们的思想一时还不能从愚昧的封建状态下挣脱出来，“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承担着启蒙民众、唤醒民众的任务和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文坛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种文学主流贯穿着整个新文学的始终，关注现实的文艺在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审美心理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趋向性和专注性。

面对社会现实的文艺作品使它的深刻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的有力武器。它们注重表现人民大众的不幸，揭示混乱时期社会的阴暗，批判锋芒更盛，深究造成苦难现实的缘由，对统治势力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有着明确的鞭挞统治阶级的意向。比如文学作品《寒夜》，戏剧作品《升官图》等，就表现出文艺工作者为争取民主自由同法西斯统治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那些带着战火硝烟的文艺作品，反映了民族的苦难、觉醒和斗争。“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是一个软弱而奋起抗争的民族在歌曲中留下的那个时代的苍凉的感觉印记。《义勇军进行曲》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且几经周折，也始终创作不出可以替换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