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已有的统合特性

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当工业文明把自己推向极境时，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必将因此而得到开创，因为我们所忙碌地沉醉于其中的这个现代化的“世界正在从崩溃中迅速地出现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出现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的冲突，需要崭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我们不能把昨天的陈规惯例，沿袭的传统态度和保守的程式，硬塞到明天世界的胚胎中”^[4]。然而，托夫勒所没看到的是，这一切新的东西都必须要通过一系列事件来孕育，也需要通过一种方式来展开，更需要通过一种媒介来传递。这个能够孕育新世界的“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的“一系列事件”，就是频频爆发的灾疫和资源争夺、空间（尤其是海洋）开发所形成的国际矛盾、地区性暴力冲突、经济战争以及世界大战前的空前的没有任何理性的全球性军备竞赛。这个能够全面敞开新世界所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的新方式，就是由生态理性哲学所孕育生成的各种新型的综合性人文学科。比如，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事件和各种彼起此伏的国际矛盾、地区性暴力冲突、全球性的经济战争，事实上分别构成了区别现代社会和当代社会的一个坐标；对当代灾疫事件及其所引发出来的灾疫式生存方式予以伦理检讨的灾疫伦理学、气候伦理学、气候政治学、气候经济学、气候社会学，以及对国际矛盾、地区性暴力冲突、全球化经济战争所引发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行伦理学拷问所形成的国际伦理学，则事实上构成了重建当代人类生境明世界所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的根本方式。因为灾疫伦理学、气候伦理学、气候政治学、气候经济学、气候社会学、国际伦理学为这个生境文明世界所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的诞生提供了全新的认知视域。这个认知视域不仅表征为整体性，生态化，而且更表征为对整体性和生态化的整合所形成的统合视域。比如以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灾疫为例，一旦运用整体的和生态的眼光来审查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灾疫现象，来探究导致灾疫频发的气候成因和气候失律的社会成因、人力成因，来检讨灾疫问题、气候失律问题和设计恢复失律的气候、防治灾疫的伦理行动方案，必然要上升到整合之境，形成一种融整体性和生态化于一体的统合视域。

这种统合视域将人类的智慧传统与当代走向予以了有机的整合，并由此而彻底地改变我们的工业文明认知模式，改变我们的现代主义价值导向系统，改变我们的人类中心主义生存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我们的现代化发展观。唯有通过这种彻底的改变，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生境文明世界，才得以真正地创建起来，当代人类才可能最终消解其根本性的存在危机。

这种整体性和生态化的统合视域之所以能在如上方面对当代人类从根本上消解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提供彻底改变的认知和思想、行动与方法，首先在于这种统合视域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存在世界：世界是一个动态生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生命、事物，都是世界性的存在者。个体的人、具体的生命、实在的事物，是自然的微观尺度；自然却构成人、生命、事物的宏观尺度。微观尺度与宏观尺度，此二者互为参照，互为尺度，世界才成立，人、生命、事物才存在，所有的存在形态才焕发无穷的生意。因而，作为世界性存在者的人、生命、事物，无论是在其宏观尺度上还是在其微观尺度上，他们都具有同等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存在价值。在这个充满无穷生意和创造着无穷生意的世界里，无论是宏观尺度的自然，还是微观尺度的个体人、具体生命、实在事物，只有他们存在了，只有当他们获得了同等重要的存在价值，他们才可分别产生其各有特色或各有差异的使用价值。更具体地讲，作为世界性存在的人、生命、事物，他们首先是目的，然后才成为手段。作为目的，他们是为自己而存在；作为手段，他们为世界而存在。然而，无论是人，还是生命，或者事物，只有当他们以自身为目的并获得目的性存在价值时，他们才可以此创造出手段价值，为世界或他者的存在而提供使用价值。

更重要的是，这种统合视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生存世界：世界是一个整体生成的进程，在这个生成进程中，主体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个体与整体、现实与潜在、历史与未来、甚至有与无等等，都共享一个生存场，都在一个生存场中相互敞开、相互生变、相互消长。世界与个体、存在与生存，都从来没有静止，从来没有孤立，从来没有绝对的对立，更没有永远的敌对或殊死的斗争。人、生命、事物、自然宇宙、生命世界，无论是在宏观尺度上还是在微观尺度上，都是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的。因为，人、生命、事物、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之间，在其存在的根与本上均有其原始关联性，均有其亲生命的本质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