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中华的地缘视域

地缘境遇不仅构成了希腊民族的原初视域，它在事实上也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原初视域。具体地讲，地缘境遇生成出民族文化、精神、智慧、方法的原初框架，地缘境遇诞生了民族独立的存在精神，催化出民族生存的独特思想和价值追求。如果说大海、岛屿、阳光组成了希腊特有的地缘境遇，生成出以个体自由为内核的理性精神，形成以关注自然为中心的海天之象的文明传统，总结提炼出源远流长的局部动力学方法论的话，那么，大陆、高原、黄土则构成了中华特有的地缘境遇，生成出以群体秩序为内核的人伦精神，形成以关注人伦为中心的地土之象的文明传统，总结提炼出源远流长的整体动力学方法论。

有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曾这样写道：自从人类历史的远古时代以来，人类的每个成员一出生便被投入到一个信仰、习俗、工具和艺术表现等构成的文化环境之中，以及由气象、地貌、动植物群落等所构成的自然环境之中。这一文化环境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种传统，它可以垂直地代代继承下来，也可以横向地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但这只是从其存在繁衍角度讲的，如果从发生论角度看，人类后世成员的诞生本身所被抛入的那个由信仰、习俗、工具和艺术表现等构成的文化环境，本身却是由具体的气象、地貌、动植物群落构成的特定地缘境遇所促创形成的。翻开世界地图，远古的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独立地理区域，它的西、南、北三方均被高山阻隔，东面被海洋环绕。高山与大海，把古老的中华组构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陆地理区域：无法攀越的高山，使人难以看到山外的世界；一望无际的大海，更是让人无法想象大海的另一端还有陆地。因而，在远古的先祖们所感知的世界里，茫茫的高原黄土，就是天下，天下者，世界也。“天下”意识，构成了中华远古文明的整体框架和最后视域。

《尚书·禹贡》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地理文献。这篇1500余字的经典文献，以其高度的概括和精练的文字，记述了全国的山川、物产、田赋等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则是以区域对比的方法记述九州的情况。《禹贡》以荆、衡、岱、太华四山，河、济、淮、黑四条河流和海为分界标志，将他们所观看到的世界划分为冀、青、兖、徐、扬、豫、雍、荆、梁九州，即天下九州。^[2]天下九州的地理走势是西高东低；河流与山脉的走向大多也是由西而东。考古学家们认为，西部是高寒少雨的高原，是不大适宜史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中部和东部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而肥沃的大河流域则是远古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样的地理因素决定了中华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及其独特的地位，决定了中华文化在很长时期都走独立发展道路的必然性。这种独立发展的必然性，集中体现在文化思维—体认方式上是以人事为中心，而不是以自然为中心；其文化的内聚力是以政治为原动力，文化结构构成却是以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为基本框架；在价值追求上，是以血缘群体秩序的维护和血缘群体利益的谋取为最高准则。古中华文化的这种特殊的发展方向，最终源于其独特的地理结构所生成的地缘境遇：古中华地理，其北部是由天山—阿尔泰山—萨彦岭—外兴安岭所组成的高山屏障，西部则是由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青藏高原组成的高山屏障；西南却是由那加山脉—高黎贡山脉—怒山—无量山—哀牢山—长山组成的高山屏障。唯有东部为海洋所阻隔。西、南、北为高山所阻挡而无法攀越，东部由无边的大海所阻隔而无法跨越，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由高山和大海所包围的黄土高原，成为一块广袤无垠的封闭土地。这片广袤无垠的黄土地就是“天下”，除此之外，则没有世界的存在。这种“天下”观念强调的是由高山和大海包围的黄土高原的整体性，对这种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生成的整体地缘境遇的感知，自然生发出存在的群体观念，它不像古希腊那由各自独立的岛屿、可以横渡的海峡和大海那边的陆地世界组成的地理结构，其所生成的地缘境遇必然生发出个体观念。个体观念的核心理念是孤立性、独立性和自由想望：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因而，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依赖关系，个体只能以自己为独立的力量而向外部世界寻求依据，寻找关联，创建存在的安全与生存的秩序。所以，个体观念迫使个体不能向内，只能向外，并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愿，联合、冒险、开拓、征服和创建秩序世界。哪怕是宗教，其所秉承的仍然是个体观念。《旧约全书·创世纪》里面讲耶和华创造世界，是一步一步地展开：宇宙星辰、天地日月、陆地海洋、万物生命、人，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创造出来。与此相反：群体观念却产生于整体主义的地缘境遇，因而，群体观念的核心理念是依赖性、凭据性和秩序想望。在群体观念里，首先是整体的存在，然后才有个体的产生。在中国神话体系里，是整体裂变出个体，宇宙天地万物的始祖是盘古，盘古“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在群体观念里，个体与个体之间有必然的联系，那就是所有的个体都是由同一个整体裂变出来的，“天下一家”的说法是对这种整体关联性的最好表述。在这种整体关联里面，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着先天的依赖关系，个体只能以整体为绝对依赖和最终依据来确立自己的存在方位，来定位自己的生存地位，来构建自己的生活关系。因而，群体观念迫使个体不能向外，更不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愿而联合、冒险、开拓、征服和创建秩序世界，而是只能向内，即面向群体内部，按照现有的群体规则，维护群体秩序。古中华人的群体观念，不是横向开放的联合群体观念，而是纵向生成的血缘群体观念，这种血缘群体观念的要旨有二：一是家庭血缘群体观念，二是血缘宗法群体观念，前者构成家庭生存的内聚力，即家长专制；后者产生社会生存的内聚力，即宗主专制和帝王专制。

古中华人的这种内向化的整体主义群体观念之所以生成家长专制和宗主（帝王）专制的文化精神，最终还是在其特殊的地理结构形成的地缘境遇中得到解释：由高山和大海所包围的黄土高原，广袤无垠，并且坚固无限，这样的自然境遇给人们所提供的是一种存在上的绝对安全感；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生存资源，给予人们一种生存的富足感。三面群山怀抱、一面大海相拒，给予古中华人以存在安全；无边无垠的土地和富足无限的资源，成为古中华人的生存依据。人们不需要向高山攀越，也不需要跨越大海，只需要把目光转向广袤无垠的高原黄土，只需要关注和守护自己所耕耘的那片土地，就可以丰衣足食地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因而，人们不需要向外进行血缘之外的联合、冒险、拓展、征服，只需要向内，调动血缘群体的力量，就可以实现其生存所需：血缘群体，构成了个体的唯一依靠和全部依赖之所在。所以，古中华人所组建起来的社会，其基本的结构构成与希腊的“个人→社会”模式完全不同，它是由“血缘宗族→血缘家庭→个人”所构成的血缘宗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