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斗米道”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

早期道教还没有系统的理论。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困苦，于是出现了《太平经》。此书成书时间约在东汉安帝、顺帝统治时期，此书为集体创作，书成于于吉、富崇等人之手。

早期道教有两大派别：五斗米道和太平道。这两个道教流派，都是早期比较原始的民间道教派别。主要是在下层群众中间流行，都受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影响，并与农民反对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等要求相结合，为农民起义所利用。太平道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黄巾起义，一时“八郡同时俱发”，“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被东汉王朝残酷镇压以后，传授不明。五斗米道亦与黄巾起义东西呼应，张道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统治将近三十年。

毛泽东读《三国志·张鲁传》，对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中所反映的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以及农民反对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精神，很感兴趣，并由此探寻原始社会主义的源流，为现实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曾联系三国时期的张鲁在汉中推行“五斗米道”的史事说：

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6页）

同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同九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也说：

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6页）

据载，毛泽东在“郑州会议”第二天（11月3日）这段评论三国时期张鲁在汉中推行“五斗米道”时谈话，还有另一种版本。虽然速记异词，但是思路及语言大体一至，并不影响对谈话主旨的理解。录以为考：

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描》，《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

又过了一个月（12月），毛泽东于武昌召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批示印发《三国志集解》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张鲁传》，毛泽东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12月7日写的第一个批语的铅印件，毛泽东用墨笔画去。印发的是12月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篇头。

毛泽东12月7日为《张鲁传》写的批语是：

晋·陈寿·《三国志·张鲁传》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当〈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毛泽东12月10日为《张鲁传》写的批语是：

张鲁传
（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九》，裴松之注）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1992年版，第627—630页）

张鲁，字公祺，是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他的祖父张陵，客居蜀地（今四川一带），在鹤鸣山（或作“鹄鸣山”，相传在四川大邑县境内）中学道，自称“天师”。后来道教徒称他为“张天师”，“五斗米道”也称作“天师道”。他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借托太上老君口授，撰写了一些道书，传授道徒。据《后汉书·刘焉传》《三国志·张鲁传》等记述，因为“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所以人们称其为“五斗米道”。又说，其道首为人治病，痊愈后病家要出五斗米，所以也称为“五斗米师”。“五斗米道”利用符箓咒水辟邪驱鬼，为人治病，从而在下层社会劳动人民中组织起最早的道教团体的。它最初具有某些劳动者反抗官府、相互救济的积极精神。因此，官府把他及徒众叫作“米贼”。

张陵死后，他的儿子张衡又传其道。张衡死后，儿子张鲁也继承祖业，传教四方。经过张陵到张鲁三代的传道，又加上与地方军阀势力的结合，“五斗米道”在川北、汉中有很大的势力。

益州（今四川广汉北）牧刘焉后来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让他和别部司马张修一起率兵攻打汉中太守苏固，张鲁于是就乘机袭击张修，把张修杀死，夺了他的部队。刘焉死后，他的儿子刘璋代为太守，认为张鲁不归顺官府，就把张鲁的母亲和妻子家人全部杀死。张鲁于是占据汉中，以宣扬鬼神来教化百姓，自称为“师君”。

据《张鲁传》载，张鲁“雄踞巴汉垂三十年”，影响十分大。在他把持的汉中政权中，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即按宗教组织系统治理民政。跟随张鲁来学道的人，刚开始都被叫作“鬼卒”，又把入道较久，“受本道已信”的道徒称为“祭酒”。这些“祭酒”各率领一些信徒，信徒多的便成为“治头大祭酒”。层层统领，自成政治格局。

这些祭酒在他们管理的范围内要设立“义舍”，“置义米肉”，使“行路者量腹取足”。张鲁教导信徒要诚信为本，不准欺诈，如果有病了就要忏悔自己的罪过，大部分都和黄巾军的主张相似。过路的行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饭量，来拿义舍里放置的大米和肉。如果拿多了，鬼怪就会让他们生病来惩罚其贪心。凡是犯法的人，张鲁要求宽恕他们三次，然后依法惩处。另外，张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设官吏，全靠这些祭酒来治理百姓，当地的人都很乐于接受这种方式。就这些情况看，“五斗米道”带有一定的下层劳动人民要求互助的性质。因此，张鲁雄霸巴汉（今四川与陕西交界一带）近三十年。

东汉末年，政府没有力量征讨张鲁，因此就笼络张鲁，封他为镇民中郎将并兼任汉宁（今陕西汉中）太守，张鲁也只是向朝廷贡献一些财物而已。当时，有百姓在地里得到一枚玉印，部下就想推尊张鲁为汉宁王。张鲁的功曹阎圃就劝阻说：“汉水一带，百姓超过十万户，资财富足，土地肥沃，四面都有险阻。您如果匡扶天子，则可以成就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至少也会像窦融一样，不失其富贵。千万不要称王自找麻烦。”张鲁就听从了阎圃的话。后来，韩遂、马超之乱时，关西的百姓有很多从子午谷（今陕西长安西南）投奔张鲁那里，多达数万家。

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从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出武都（今甘肃成县西），率兵征讨张鲁，进军到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张鲁打算把汉中交出归降，他的弟弟张卫不同意，率兵数万人在阳平关抵挡。“横山筑城十余里，攻之不能拔”（《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条）。魏军撤退，张卫等意志松懈，曹操乘机命将派兵夜袭，破城斩将，攻下阳平关，进入蜀地（今四川一带）。张鲁听说阳平关已经失陷，就准备归降曹操。阎圃建议他说：“现在您迫不得已才去归降，受到的封赏一定小；不如到朴胡和他相持，然后再丢弃财物而去，受到的封赏一定更大。”张鲁于是取道南山，进入巴中（今重庆一带）。左右的人想把财宝货物全部烧掉，张鲁却说：“我们本来想归顺朝廷，只是没有完成意愿而已。现在我们离开，是避对方的锋芒，并没有什么恶意。这些财宝仓库，都是国家的，不能烧毁。”于是把这些财宝收入仓库，封藏而去。曹操进入南郑（今陕西汉中）后，对张鲁的这种做法非常赞赏。又因为张鲁本有善心，就派人前去劝说安慰张鲁。张鲁率全家出来，曹操以客人之礼相迎，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他为阆中侯，封邑一万户。曹操又封张鲁的五个儿子和阎圃等为列侯，又娶张鲁的女儿为儿子曹宇之妻。张鲁死后，谥封原侯，儿子张富代父职。

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曹操，深知下层人民可以利用道教来进行宣传和组织，造反起义。他吸取东汉王朝的教训，对道教采取了镇压与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把一些道徒方士“集之于魏国”，以防止他们“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在张鲁带人投降之后，一方面对其拜官封侯，利用他们的影响来笼络群众；另一方面又采用调虎离山之计，把张鲁及其子女和臣僚以及汉中人民大量北迁，对“五斗米道”的根据地进行瓦解。此后，天师道内部也开始分化。张鲁在迁到邺城的第二年即死去，“五斗米道”失去统一的领导。于是，北迁后的祭酒主者们人人各自设治传教。这样，虽然天师道在北方广泛传播开来，同时又陷入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思想紊乱的状态，从此便开始发生分化。两晋南北朝时候，这种分化日益加剧。

三国时期的张鲁在汉中推行“五斗米道”政教合一制度，在1958年下半年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兴趣和关注。那时，全党全国都在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毛泽东两次谈话、两写批语，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向高级决策层、领导层郑重推荐《张鲁传》，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佐证“三面红旗”，尤其是基层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制度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如果说两次谈话还只是用张鲁的“义舍”“义米肉”证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制和社会分配实行供给制的部分举措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两个批语则是在用历史经验论证人民公社制度来源的久远性、理论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行性。毛泽东的探索是十分勤勉认真的：批语一再思量，反复修改。第一个批语是有感而发，一挥而就，写后已经铅印，但不甚满意，三天后推倒重来写出第二个批语。尽管两个批语思想主旨一致，但第二个批语目的性更强，思想表述更条理，理论色彩更浓厚。

谈话也罢，批语也罢，毛泽东如此解释张鲁“五斗米道”，还是认为其有“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陈晋先生就此评论：

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读《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五斗米道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在毛泽东看来，汉末至今，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理想追求，对我们今天通过大跃进的经济运动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启发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为此，他在批语里把《张鲁传》里记载的五斗米道的一些内容，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地方行政长官），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者“三原”（原谅教育三次）后才行刑等，同我们今天的一些做法直接联系起来，明显是欣赏的，认为《张鲁传》里说，张鲁采取这些办法，“民夷便乐”，说明“是大受群众欢迎”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对这点，毛泽东在12月7日写的批语里，说得更清楚：“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结论是，“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5页）

陈先生对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的分析是透彻的。

就其毛泽东的本意来说，他从道教社会理想中考量社会主义，想到了以古证今，古为今用，也想到了古今区别，天地悬隔。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正确解读历史上的原始社会主义和现实中的农村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运动；他力图说明社会主义理想由来已久，有其历史的渊源，不能把今天的人民公社看成是无源之水；他力图找到一种合理的组织形式，迅速使“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得到“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他也力图批判张鲁“五斗米道”的局限性，指出其虽然在“互助关系”上“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尤其是“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方面。结论是“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更何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也就是说，由“五斗米道”到“张天师道”，张氏所创这一道教派别，在自身演变中也发生了性质变化，由原来具有某些下层劳动人民反抗官府、相互救济的积极互助宗教团体，转化成“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封建统治别动队。毛泽东将“五斗米道”定位为“有原始社会主义色彩”，正是在考虑到它的合理成分时也考虑到它的局限性。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毛泽东评论《张鲁传》中道家“五斗米道”的思想，视为也是在追求空想社会主义，视为完全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其经济基础不是小农私有制，其上层建筑不是地主封建制，比之孔子的“大同理想”，比之张鲁的“五斗米道”，比之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有联系（在追求自由、平等、富裕方面），更有区别（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它不是幻想，不是狂想，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践。

当然，这是一个有缺欠、不完善、不成熟的实践。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毕竟是在一个刚刚解放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个人口众多的“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向虽然明确，道路难免曲折，探索过程艰难而漫长，“摸着石头过河”肯定有“呛水”“落水”的时候。毛泽东经常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还没有经验，可能犯错误，要摸索规律。他不幸言中了，他说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汉中的“五斗米道”运行了三十年被迫中断。历史有时在某一点上是如此巧合，毛泽东所探索的人民公社制度，在运作了也是三十年后改变了称谓叫乡镇。公社成了历史，根本原因是它并没有实现毛泽东让广大农民富裕起来的理想。改革开放弥补了它的缺欠，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农民不再交税，而且开始享受劳保，这是张鲁“五斗米道”的“鬼卒”、毛泽东人民公社的“社员”，想象不到也享受不着的。

公道地说，毛泽东探索的内容错了，但是他的探索精神是可珍惜的。作为历史现象，“五斗米道”和人民公社都相对成为“过去时”，但是作为精神内核的让人民群众尤其劳苦大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却正是“现在时”和“未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