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诗书画棋琴

中国自古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王国，中国文人是这个艺术王国中的骄子。在他们的人生中，可以没有佳肴、美服、高宅、官职，但是不能没有艺术。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人就懂得了在诗歌中寻找理想，在书法中感受风骨，在绘画中领略气韵，在棋中忘却凡尘，在琴中体验生命。

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教会他们一种理解人生的思维方式。在诗的感染下，他们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吟唱，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理想主义教育，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保持了圣洁的理想。它时而诉诸浪漫主义，使人们超越个人人生境遇中的孤独无奈；时而又诉诸现实主义，鞭挞人间的苦难与不平，通过艺术反照来净化人们的心灵。诗使文人们静听雨打芭蕉或“秋雨梧桐叶落时”的声音，想起远方的亲人；通过落日余晖的光影，感受时光的易逝；通过吟哦杜鹃的啼叫来抒写出游子之情；通过摹写大漠孤烟、黄河落日，寄托人生的壮怀。诗使中国人懂得历史的兴衰、国家的治乱，激起他们思索人生的真谛、历史的意义和自我的责任。通过诗，中国人有了理想的追求和人格的自觉。诗培养了中国人类似宗教一样的情感。

书法虽是用“点”和“线”两种最抽象的符号造型的艺术，但它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来说，并不是死板、枯燥的，相反，它与绘画一样，有着丰富的审美内涵。按照书法美学的要求，一幅好的书法作品，要在运笔、布局、结构、虚实、风骨、印鉴等方面都臻于完美。但书法最根本的美学要求是骨力。缺少这一点，书法就没有生命，就达不到美。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老师，东晋书法家卫夫人曾说：

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胜，无力无骨者病。（转引自林语堂《中国人》第289页）

这里突出的正是书法之美的命脉——骨力。王羲之所以被后人称为“书圣”，就是因为他遵循卫夫人的教导，并从大自然的枯藤、劲松、飞崖等事物中体悟到了运笔的力量与气势，每作一横画，如列陈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每作一折，如屈折钢钧；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就书体而论，无论线条匀称、飘逸流畅的秦篆汉隶，还是豪放雄奇、浑朴刚劲的魏碑晋帖；也无论是收放自如的隋唐行草，还是自由写意的宋明书法，虽然因时不同，书体各异，但都代表着各个特定时代的书法风格，它们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骨力。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喜欢书法，决不仅仅是为了书写的美观，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种风骨气节。张旭醉中作书的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绘画特别是宋元以后走向成熟的文人山水画，与书法一样，艺术地表现着中国人的人格心灵。中国绘画以其与西方绘画迥然不同的独特的气韵和基调著称于世，这种不同有如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不同。对于中西绘画艺术审美的个性差异，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艺境》一书中作过十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由于受各自的文化艺术传统的影响，中西绘画艺术所表现的“境界层”不同：

一为写实的，一为空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圆融的。中国绘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诗、书、画同属于一境层。西画以建筑空间为间架，以雕塑人体为对象，建筑、雕刻、油画同属于一境层。中国画运用笔勾的线纹及墨色的浓淡直接表达生命情调，透入物象的核心，其精神简单幽微，“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然而形似逼真与色彩浓丽，却正是西洋油画的特色。（《艺境》第1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西洋油画重形象逼真，中国水墨画追求气韵生动。西洋绘画的基础是希腊艺术的最高形式——建筑与雕刻。清丽高雅、庄严质朴的雅典神庙圣殿的形式美，希腊雕刻和谐、匀称、凝重、静穆的人体美，像凝固了的音乐，成为西洋绘画乃至一切艺术的“美”的原型。中国文人水墨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用抽象流动的线条和浓淡相宜的水色墨气表现大自然生命动象的节奏和韵律。

中西绘画艺术风格的不同，来自于中国文人与西方艺术家心灵境界及借以表现其心灵境界的空间意识之不同。西方人执着于有我的境界，以自我为中心，在物我对立中向外感知着世界。表现在绘画上，形成一个在“我”之外的空间感型（即三维立体空间）。中国文人进达于无我的境界，在物我冥合中体验山川草木乃至整个大自然的生命。表现在绘画上，形成一个“我在其中”的生命漾溢的流动空间，那便是墨迹之外的“飞白”或“道”。在这里“立体的静的空间失去了意义，它不复是位置物体的间架。画幅中飞动的物象与‘空间’处处交融，结成全幅流动的虚灵的节奏。空白在中国画里不复是包举万象位置万物的轮廓，而是溶入万物内部，参加万象之动的虚灵的‘道’”（《艺境》第112页）。所以，西洋画凝重，中国画空灵。

中国人在即兴绘画时心在画境之中，他所要表现的既不是纯客观的静物，亦不是纯主观的自我，而是心灵之美与山川草木之美融合为一的“生命的律动”，是一种“欲辨已忘言”的审美意境。中国文人喜欢作画，也喜欢赏画。画浸润了中国文人敏感的艺术心灵和不同凡尘的人格气象。倪云林、朱耷、郑板桥等在作画时都有这种体验。在中国文人画中，石的顽硬、竹的清节、梅的孤傲、兰的幽香、菊的隐逸都可以理解为画家人格心灵的写照，其中饱含着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和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琴与棋同样表现着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心灵境界和生活情趣。中国古代隐逸山林的高士，大都有琴棋之雅。酒后弹琴抒怀，茶间对弈养心，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汉人傅毅、刘向、马融都写过《琴赋》。琴使他们“尽声变之奥妙，抒心志之郁滞”（傅毅《琴赋》），在悠扬肃穆的琴声中，他们歌咏鸿鹄之高蹈，悲怀知音之难遇。他们不仅陶醉在有形的节奏中，而且聆听弦外之音，用音符的高昂低沉表达宇宙人生的真际，寄托对理想的渴望和对志节的恪守。棋趣不像琴声那样流动，那样深远。它所表达的是淡泊和智慧。刘向在《围棋赋》中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怯者无功，贪者先亡。”王粲的《围棋赋序》说：“清灵体道，稽谟玄神，围棋是也。”前者写的是棋中的智慧，后者写的是棋中的淡泊。文人怀才不遇，无法在现实中指挥千军万马，转而在棋盘上对阵，比斗兵法韬略，此即棋中的智慧。文人不得已遁世，本是不平静的，转而在棋中思考，人间历史上的悲剧英雄，多少成功失败，纵然悲壮一时，亦不过松下一局棋而已。相传：“晋王质入山伐木，见童子数人弈棋而歌，因置斧听之。童子与一物如枣核，含之不饥。不久，童子催归，质起视斧柯已烂尽。既归，去家已数十年，亲故殆尽。”（《衢州府志?山川》）有道是，天上一盘棋，人间已千年。在棋盘小天地中，中国人忘记了天地大棋盘中的俗尘与烦恼。更有智者，对弹琴对弈之累似也看破。明人李渔说：弈棋尽可消闲，似难借以行乐；弹琴实堪养性，未易执此求欢。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弹，棋必整槊横戈以待。百骸尽放之时，何必再期整肃？万念俱忘之际，岂宜复较输赢？常有贵禄荣名付之一掷，而与人围棋赌胜，不肯以一招相饶者，是与让千乘之国，而争箪食豆羹者何异哉？（《闲情偶寄?听琴观棋》）

由于琴棋之乐也不免使人受累，于是有“喜弹不若喜听，善弈不如善观”之说。看别人下棋比自己下棋更快活，听别人弹琴比自己弹琴更自在。因为这样有琴棋之娱而无弹弈之累。

人胜而我为之喜，人败而我不必为之忧，则是常居胜地也；人弹和缓之音而我为之吉，人弹噍杀之音而我不必为之凶，则是常为吉人也。（同上）

无论古代的中国人，还是现代的中国人，生活永远需要艺术、需要美。特别是生活在现代商业社会的风尘中，如果我们能学会一点古雅的生活艺术，那将使现代人平庸的生活变得完美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