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历史理性精神

如前文所述，在周公的天命思想中渗透或蕴涵着一种可贵的历史理性精神。此处谨就这个问题再作进一步的补充论述。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历史理性”，除了前文所指不迷信天命以外，也指周公能够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追述夏商历史，特别是殷商历史。我们注意到，在周由弱小到强大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周对殷有着“杀祖囚父”^[7]的不共戴天之仇。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看到，周公竟然仍能以一种超常的、惊人的历史理性精神来阐述殷商先王的贤明统治。例如，

“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尚书·酒诰》）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尚书·多士》）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尚书·无逸》）

这里所谓“殷先哲王”，包括从成汤一直到纣的父亲帝乙。周公不仅没有因为自己仇恨的感情而窜改基本的历史事实，反而怀着一种温情和敬意的心态去追述他们“经德秉哲”的德行业绩。这是一种何等的“实录”态度和理性精神！基于此，笔者不能同意冯友兰先生的一个观点：“周初的统治者们关于‘德’的说教，成为后来儒家主张‘德治’的根据。周公旦所讲的‘德’也完全是对奴隶阶级的欺骗，是统治阶级搞的欺骗老百姓的一手，因此必须给予批判。”^[8]与此相反，我们应对周公的历史理性精神怀有崇高的敬意！

综上所述，周公是中国夏商以来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周公的历史贡献，既表现在“制礼作乐”的行为中，又体现在他的思想中。他的“以德配天”的思想使中国文化由自然宗教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他把“敬天保民”与“明德慎罚”相结合，确立了中国古代宗教、伦理与政治结合的基础；他强调“作新民”，固然是以天意天命做人的思想工作，以训导、告诫和教诲为教育手段，但修身、保民和重教体现了对道德人文的重视；他的德政思想成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重要来源，开启了中国古代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基本政治路线；他的以史为鉴的历史理性精神，对于孔子修《春秋》和司马迁作《史记》也有积极影响。中国人注重历史经验教训的优良传统就来源于周公的历史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