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两种

佛教内容复杂，牵涉面很广，如果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从第一手材料出发，没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就很难总结出具有现实意义的、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发展规律。中华书局编辑部有鉴于此，特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拟订了《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的整理出版计划。

这项计划中，最近已有两种重要著作出版，一是郭朋同志的《〈坛经〉校释》，一是方立天同志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

一般说来，目前要做好这一方面古籍的整理工作，确实存在不少难处。一种情况是由于各门“教学”的专业队伍中，除了少数人之外，有人对于某一种宗教，例如佛教的信仰和经文典故出处等，确是比较熟悉的，但是马列主义理论的修养，多少还有些欠缺;另一种情况是，有人对一般抽象的马列主义原则，从概念到概念，可能是记诵得很多的，但是关于佛教思想的具体内容，由于接触得太少，确实不甚了了，很难作出具体分析。再就是由于学者们的专长各有不同，某些人平日只好注意古书的目录、版本、校勘等考据工作，有时不免忽略在理论上的深入解剖、批判分析，而另一些人平日专搞所谓思想批判的，又往往对这类古书的目录、版本、校勘等所知不多，使一些工作上的具体问题无法得到认真的解决。现在难得有郭朋、方立天两位同志，他们对理论和资料这两方面都有比较长期的钻研，够得上是新时代我国佛教思想史的专门研究工作者，因而可称得上是选择得人了。

谈到这两种书的性质，可说同是最具有中国古代宗教哲学特色的代表作。大家知道，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是无所谓“禅宗”和“华严宗’的。中国禅宗一派实际上的创始人慧能(638—713年)的言行录《坛经》，是我国人所写的佛书中唯一被信徒们专称为“经”的，因此在宗教信仰和思想学说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和影响。《华严金师子章》则是我国佛教华严宗一派事实上的建立者法藏(643—712年)的理论纲领，而且这两种书产生的年代，在历史上是很接近的，虽然分量都不算大，也有在朝与在野之分，但皆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和佛教思想史的必读书，并且又都早有外文译本，在国际学术界也颇有声名，不断有人在研究。

涉及《坛经》全书具体完成的情况，至今尚无定论，但后来屡次经过篡改增订，有多种不同的版本(1976年由日本柳田圣山主编的《禅学丛书》之七，影印《六祖坛经诸本集成》，共收版本11种)，则是事实。郭朋同志在1981年曾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过《〈坛经〉对勘》一书，将其中四种最有代表性的版本(即法海本、惠听本、契嵩本、宗宝本)作了仔细的分段比较，并附加个人案语。这次中华本《坛经校释》，则又特选目前认为时代较早的敦煌写本、即上述所谓法海本作为底本，它应该是此后各本《坛经》的基础，而不采用在我国广泛流行的元代宗宝本(1291年)，那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这才最便于说明我国佛教禅宗思想的本来面目，以及后来演变的基本线索。这本《校释》的特点之一，是作者专门写了长篇的序言，系统地介绍了这书的性质和以往研究的情况兼及本人的心得，并附载参考书目以及历代有关重要史料原文。至于《坛经》本文“校释”部分，则又参考了过去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包括了日本上一代著名学者如宇井伯寿、铃木大拙等人的部分结论，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著名佛学家印顺法师的近著——《中国禅宗史》。对胡适过去的某些考证也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可谓包罗宏富，实是有关《坛经》研究带总结性的著作，如果求全责备，还说有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作者限于环境，尚未有机会见到敦煌抄本原件的影印本，从而未能再进一步校释作为底本的民国《普慧大藏》本，即重印日本学者铃木真太郎(铃木大拙)、公田连太郎两人校本的贡献和缺误。

至于《〈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的底本问题，则比较简单，历来各种注解本的差别并不太大，但是作者还是下了功夫，仔细地加以校勘，注明了各本之间字句的差异，希望能成为定本。同样，书前载有作者《华严金师子章评述》一篇长文，用代序言，全面地进行思想内容的具体分析，可知在科学研究上，本书也是带有批判性和总结性的。按《金师子章》一篇，是唐代有名的原居康居国的法藏和尚对女皇武则天的宫廷说法，就便用镇殿金师(狮)子作比喻来讲解华严宗一派佛学的基本论点，是一篇富有思辨色彩的经过整理的发言提纲，可说是“言约意丰”。校释者根据我国自宋代以来有名的华严宗和尚承迁、净源等人的注解，以及日本僧人景雅和高辨的有关著作，和《大正新修大藏经》重排明刊本进行了校勘、比较研究，并收了中日两国上述几个本子近乎全部的注释，然后再用现代汉语对书中的固有名词、专门术语和那些比较难懂的字句作了深入浅出的解说，为了串讲各段的大意，并加上“总释”，是很费过一番心思的。附录有法藏的传记资料以及各种注本的“序言”和“题解”等，共十一篇，确是研究唐代佛教华严宗思想的一册比较简明扼要的书。

【注释】

[1]本文原载于《读书》1984年第12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