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

(三)中国古代典籍

1.中国古代典籍的形态与聚散

在中国古代，书籍的形态大致与书写材料相关，在纸张发明以前是简册(策)和帛书，有纸以后则分写本和刻本。

据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可见早在殷商时期即有书籍。甲骨文的“册”字，像用竹木简编组成册的形状。策也就是册。古代在汉武帝、晋武帝时，有两次重大的简册发现;近现代考古中最著名的竹简是在甘肃居延、湖北云梦睡虎地等处发现的。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我国最古的原本书籍，是发现于河南信阳长台关的战国竹书。

帛书是用缣帛或其他丝织品书写的书籍。帛书轻便柔软，易裁易叠。从《晏子春秋》和《国语·越语》可知，春秋时期已有帛书，而且是简册与帛书同时并用。这是由于竹简便于刮削修改，可作初稿;而帛书墨迹深透，可作定本。考古发现中，最著名的是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和马王堆汉墓帛书，后者有帛书的《周易》和《老子》。

写本是唐以前流行的纸本书籍。公元404年，东晋桓玄下令废止竹简，纸书就完全取代简册和帛书。写本书继承帛书的卷轴方式，将若干纸张连成横幅，再用一根轴卷成一束，称为一卷书。今天能见到的纸写本较少，有唐写本的《切韵》《说文》残卷等。

纸张的发明是书籍书写材料的巨变，印刷术的发明则是书籍制作方式的飞跃。尽管印刷术最初用于刻印佛经和历书，但从五代直至清代，随着刻书事业的发展，刻印技术越来越新，刻印质量越来越精，所印的刻本也越来越多，实在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了。

正如人有悲欢离合一样，在历史的风雨烟尘中，中国古代典籍走过了有珍藏也有散失、有辉煌也有血泪的历程，充满了聚散悲欢。

上古时期，学术文化统于王宫，书籍为史官所记，书籍亦秘藏于王宫。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以孔子为代表的民间私人讲学。据传孔子曾整理过数部经书，即使其说不可尽信，但孔子讲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对古代典籍的保护是功不可没的。汉兴以后，“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当时由于武帝的倡导，刘歆总群书而著《七略》，功劳较大。其后，历朝历代政府大多能收集、整理或修撰大量书籍。隋炀帝时，政府藏书已达89 000多卷，比前此各代出书总数还多3 000卷。北宋时期，太宗曾发诏征书，以赐给官职或金帛为奖励，“自是四方书籍，往往出焉”(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七)。明清两代皇帝，特别是明成祖和清康熙、乾隆皇帝，在“钦定”修撰大型类书、丛书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书籍，出现了撰辑书籍的辉煌时代。同时，从战国时期的惠施以来，民间私人藏书也代有其人，尤其是明清时期江浙的藏书家最为著名。文人藏书家，则晋有张华，梁有任昉，明有胡应麟，清有顾炎武等。对书籍的著录和辨正，除《七略》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外，正史中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为最重要;私人著述有《郡斋读书志》(晁公武)和《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等。

但是，由于自然的水火虫害、兵燹战乱或政治上的专制，古代典籍也屡遭厄运。公元前22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下令焚书，“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序》)。此后，历代朝廷也有不少禁书、毁书的专制措施。清兴文字狱，禁书尤烈。外族入侵也使书籍散失很大，如靖康之变时，图书成了议和的一个条件;明清之际的战乱，清末八国联军的焚毁和劫掠，使《永乐大典》损失殆尽。

2.中国古代典籍要览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具有浩瀚的卷帙和丰富的内容，要而言之，主要有经书、史书、子书、诗文集以及类书和丛书。

经书，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最早的经书称为“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六艺被奉为经典，称为“经书”。其中《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和事迹的汇编。《周易》是占卦、卜筮之书，其卜辞原文称“经”，战国儒家所作的解释称“传”，具有丰富的哲学、宗教和历史内涵。《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讲述古代(主要是周代)典章制度和礼仪风俗。《春秋》是东周鲁国官修史书，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是对《春秋》所作的解释，其中《左传》既是历史书，也是重要的散文作品。“六经”由于《乐经》失传，故称“五经”。经书范围后来不断扩大，到了宋代出现了现在常说的“十三经”。它在五经(其中《礼》和《春秋》均一分为三)之外，另有《孝经》《论语》《尔雅》和《孟子》。其中，《论语》和《孟子》分别是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观、伦理观、教育观和人生观，体现了强烈的实践理性，成为后世儒学思想的基础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孟子》从主观的性命发展了儒家思想。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并作注，称“四书”。

史书以《二十四史》为主。《二十四史》在清乾隆时最终编撰完成，记载了我国自黄帝至明代的历史。其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习惯统称“前四史”，是私家著述;其他诸史，一般是官修史书。《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则称“二十五史”，如又加上《清史稿》则为“二十六史”。由司马迁《史记》开其先例的纪传体史书，是史学著作的主体，称为“正史”。

子书，一般指先秦至汉初的各种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以哲学类为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分为六家，《汉书·艺文志》分为九流十家，《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为十四部类。先秦诸子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儒、墨、道、法等家。

诗文集，是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总称。诗集有西汉刘向编的《楚辞》，收录了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现存最早的诗文集是《文选》，为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收先秦至梁各体诗文130余家，分38类，30卷。不选经、子，而以“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史书论赞入选，已初步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别。北宋时由李昉等编辑的《文苑英华》，收录梁末至唐诗文，时间上续《文选》，体例也相似，成为后世《全唐诗》《全唐文》等取材的重要来源。清康熙时编的《全唐诗》，由彭定求等编辑、曹寅主持校阅刊刻，共收唐五代诗49 400余首，作者2 800余人，并附有唐五代词，以时代前后顺序排列，并加小传，间有校注。尽管有遗漏，但《全唐诗》始终是研究唐诗最重要的资料。词集方面，最早有五代后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现代有唐圭璋编的《全宋词》。文集有清严可均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董浩等编的《全唐文》，清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等。《古文观止》编成于康熙年间，选录先秦至明文章222篇，以散文为主，间收骈文，旧为启蒙读本，繁简适中，流传较广。曲集方面有明臧懋循编的《元曲选》和明毛晋编的《六十种曲》等。我国最早的小说总集是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编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汇集了自汉魏至宋初的小说、笔记、野史等资料，较为珍贵。在现代，有鲁迅编的《古小说钩沉》、汪辟疆校录的《唐人小说》等。

类书和丛书，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与西方百科全书不同，中国的类书和丛书以辑录原始文献为特色。类书是把群书中的各种资料以类相丛，丛书则“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提一总名”。《太平广记》也具有类书性质。《太平御览》亦为李昉等编，分55部，部下又设子目。该书引书达2 579种(所引古书现在多为失传文献)，材料极为丰富，成为后人从事校勘、辑佚、考证工作的资料宝库。《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永乐年间，由解缙等编，共11 095册，37 000万字。它汇集先秦至明初的古籍七八千种，按韵部编排，是明代规模最大的类书，但从清军入关后到八国联军入侵，多经劫难，仅剩300册。古代丛书以《四库全书》为代表，乾隆时由纪昀等主持编修而成。收书3 503种，79 337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库全书》保存了前此的历代名著，集中国历史文化之大成，为举世瞩目。

3.中国古代典籍与传统文化

典籍是文化的记录形态。

典籍的编撰和整理，体现了古人在文化选择上的价值观。首先，典籍是维护文化传统的工具。秦人焚书，文化凋敝。汉兴以后，为了革除秦弊而广开献书之路。加之独尊儒术，汉文化在统一之中也得到了发展。历代王朝大多重视文化典籍的编修工作，如唐之高祖、太宗、玄宗时代，宋之太宗、真宗时代，明之成祖时代，清之康熙、雍正、乾隆时代。这些耗时长久、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的工作之所以能得以推行，就是因为统治者可以借之笼络人才，维系传统，巩固统治，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化繁荣。其次，从典籍的总体构成看，经、史著作处于最受尊崇的地位。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使儒学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而同属诸子的道、法、墨等则相对冷落。另外，中国史官文化发达，史官具有实录、评判史实的权力，汉太史令地位还在丞相之上。隋唐五代以后的统治者都很重视修史工作，正史也成为皇家藏书的主体。因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家者，其可缺之哉！”(刘知幾：《史通》卷十一)。第三，从集部的文学典籍看，诗文则成为正统。《诗经》被列入经书自不必说，就是评诗还要从“思无邪”或“温柔敦厚”的儒学来立论。古代散文始兴于儒“经”的《尚书》以及《左传》，当然是正统。韩愈提倡古文，但内容上实则要求“文以载道”，并自居为儒学传人。与此相反，词有“诗余”之议，小说则有“小道”之评。与从经的立场说诗类似，文学评论也不乏从史的立场来评小说的事例。可见，诗文正统是经史正统在文学中的反映。

中国古代典籍在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首先，典籍丰富了人们的思想。先秦经、子著作是中国哲学、宗教、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思想宝库，在这些典籍的传播中，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思想史，形成了汉魏和宋明等重大的思想成就。如朱嘉注《四书》，就既继承了儒学又发展了儒学。其次，典籍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实际就是要用历史兴衰之事说治国安邦之理，因为它是以“拨乱世反之正”(《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春秋》为范本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为统治者提供治世的鉴戒的。第三，典籍激发了文学想象。中国文学史是不断继承和创新的历史，典籍在继承和创新中都发挥了作用。刘向编的《楚辞》，“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文选》在唐人李善作注以后，对文人和士子的影响就更大了，以至宋人有“《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的谚语。第四，典籍促进了学术繁荣。汉武帝时，《古文尚书》等古代简册的发现引发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就是一例，中国学术中训诂学、考据学、目录学和史学较为发达，这与浩瀚古籍的辑佚、整理、编撰和使用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