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的教育思想主张

颜李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教育思想。

颜元和李塨，都强调“学术”的重要，认为它是“世道”的基础。颜元在给李塨《未坠集》所作的“序”中说:这里所说的“世道”，包括国家和百姓。世道的基础是教育，它由学术和人才两部分组成:学术，是教育的内容;人才是教育的产品。没有正确的教育内容，就不会有合格的教育产品，也就不会有政治文明，国家百姓就会深受其害。颜元提出“以九字安天下”，头三字即“举人才”。李塨也说:“言经济首在复学校选举，以有人才乃有政事。”(《恕谷年谱》卷三)可见，颜李学派对教育重视的程度。

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其如儒统何!其如世道何!(《习斋记余》卷一《未坠集序》)

颜李学派的教育思想，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对宋明以来教育人才体制的抨击及对理学的教育方法的否定;二是具有经验论色彩的认识论。

宋明以来的教育人才体制，沿袭前代，实行的是科举考试制度，朝廷通过层层的考试关卡选拔人才，不仅空耗了青年学子的精力，而且考场上的繁文缛节也消耗磨损了人的锐气，即使通过了层层考试，也很少有人有独立的见解。颜元揭露说:“其间问先察貌，索结登年，巡视搜检，解衣跣足，而名而应，挫辱不可殚言。呜呼!奴之耶?盗之耶?无论庸庸辈不足有为，即有一二杰士，迨于出仕，气丧八九矣。”(《存治编》)这里颜元对科举教育的揭露是相当深刻的。

科举的最大害处，是以浮文虚词取士，使人们远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把思想局限于狭小的八股文字天地。颜元批评说:“国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贤宰师之劝课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同上)这种从文字到文字的学风，特别是形式上的八股，压抑了人们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学术呈现出死气沉沉的气氛。颜元指出:“今人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此自欺。彼卿相皆从此孔穿过，岂不见考试之丧气，浮文之无用乎?”(同上)

除了对八股科举制度进行抨击以外，颜李还批评了理学家所提倡的教育方法。颜元说:“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朱子语类评》)所谓当和尚，是指佛教的参禅悟性;所谓当汉儒，是指寻章摘句的训诂考据之学，这些都是颜李所坚决摒弃的。颜元说:“但凡从静坐读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存学编》卷二《性理评》)他又说，宋朝和明朝培养出的，大都是“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南宋时如此，明末也是如此。颜元写道:“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存学编》卷二《性理评》)这些痛切的批评表明了颜元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心。

对于读书静坐的教育方法，颜元也试图从历史上进行分析，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历史变迁特别是经过焚书坑儒以及五代的兵燹，使儒家的“经世之法”“大学之制”逐渐沦亡，宋代周敦颐利用社会对学术的需要，把佛、道思想糅进儒家学说之中，经过程朱与陆王的进一步发展，“孔颜之学”遂亡(见《大学辨业序》《存学编》等)。这样的观点，形式上是从历史上给予分析，实际上并未找到读书静坐的教育方法产生的真正历史原因。

颜李对理学教育思想的批评，仍带着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其理论依据，是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认识论。

颜元首先强调从实事实物出发，反对从虚幻的主观感觉出发。他称用静坐方法获得的认识为“镜花水月”。颜元反对“悟道”的理由是因为他不承认有静止不动的感觉和思维，他说:“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天地间岂有不著地、不见沙泥、不见风石之水?”(《存人编》卷一)这里用水比喻认识活动。颜元认为，感觉思维就像流水一样，处于运动中，要迫使它静止，是很难做到的。

在颜元的教育思想中，特别重视“习”“行”两个范畴。他35岁时改所居“思古斋”名为“习斋”，并以此为字号。他的学生钟解释说:“斋以习名者何?药世也;药世者何?世儒口头见道，笔头见道，颜子矫枉救失，遵《论语》开章之义，尚习行也。”(《习斋记余叙》)“习”字在颜元的著作中屡见不鲜，它包含有习行的含义。这个范畴在颜元的思想体系中，有两层重要的含义:①习行是知识的来源。他说:“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存学编》卷一)②习行可以验证知识。他说:“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这里所谓的“用”也是习行的过程。为强调习行的重要，颜元还对《四书》中凡是含有习行意义的用语，都给予解释，阐明它们的习行的含义，例如“错”“克”“操”“致”“立”“达”“适”“习”“温”“格”等。

颜元把注重习行的思想运用于教育实践，认为习行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和道德修养。他说:“孔门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神智。”(《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值得指出的是，颜元虽然一再强调习行“孔门六艺”，但他论学并不局限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他说:“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四书正误》卷二)，这就超出了孔子所教“六艺”范围。

颜元曾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教育实践之中。他在应聘主持漳南书院时，曾制定了一套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在课程内容设置上，颇能体现他注重习行的教育思想。他将课程分为四个科，即:武备科、文事科、艺能科(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学等课目)、经史科。

颜元的教育思想，不仅表现了颜李学派经世致用的特色，而且还蕴含着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闪光点，他声称:“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则以为本原之地在学校”(《习斋记余》卷一《送王允德教谕清苑序》)，这种把学校(教育)摆在第一位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