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的思想主张主要因素有哪些

颜元像

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县人。其父颜昶过继给蠡县朱九祚为养子，后离家出走关东，颜母改嫁。19岁时，养祖父朱氏又因吃官司而破落，家庭生活完全由颜元承担。他耕田灌园，作医卖药，教授生徒，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39岁时，养祖父母相继过世，颜元复回到原籍博野，以教书为生，著述不辍。

颜元少年时代的两位老师名吴持明、贾珍，吴持明通武艺，习兵法，曾撰有《攻战守事宜》，又懂医道。贾珍为人朴实、重气节，曾作二首对联，命颜元书写，悬于中堂。其一曰:“不衫不履，甘愧彬彬君子;必行必果，愿学硁硁小人。”其二曰:“内不欺心，外不欺人，学那勿欺君子;说些实话，行些实事，做个老实头儿。”这样的师长和师教对颜元思想影响很大。

颜元19岁为庠生(秀才)，但他不喜科举而热衷于经世之学，喜读《七家兵书》并研究军事、技击之术。24岁时，颜元在家中开馆授徒。这一年，他著《王道论》(即后来《四存编》之一《存治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封建、学校，建立乡举里选和兵农合一的军事政治制度。从这篇文字中，可以看出颜元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颜元系统研习理学思想，是从读《陆王语要》开始的。他后来又读《性理大全》，一心一意地尊奉朱学，后又深感朱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便更加重视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他将居所“思古斋”改为“习斋”(并以此为名号)，同时撰述《存性编》与《存学编》。

颜元57岁时南游中州(今河南一带)，走了2000余里，历时8个月，所到之处，与中州诸儒辨学论道，当他看到中州地方理学的影响还比较深，“人人禅子，家家虚文”时，更加强了必破程朱思想的决心。

颜元62岁时应聘主持漳南书院(在今河北省南部)，为该书院制订了规模宏大的计划，实施自己的教育思想，但不久因漳水泛滥书院被淹，颜元不得已辞归乡里，后8年而卒。

颜元的著作主要有《四存编》(包括《存治编》《存性编》《存学编》《存人编》)《习斋记余》《朱子语类评》《四书正误》及后人所辑《颜习斋先生言行录》等。今有中华书局校点本。

颜元的弟子李塨(1659—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保定蠡县人，21岁时始从颜元问学，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32岁时赴京乡试中举人，以后多次入京师，结交海内名士，宣传颜元的思想学术观点。李塨晚年的思想受到毛奇龄、阎若璩等人影响，致力于考据学。其主要著作有《大学辨业》《四书传注》《拟太平策》《恕谷后集》等，收入《颜李丛书》。

颜元的另一著名弟子名王源(1648—1710年)字崑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一生未做官。王源在年轻时即喜好军事与兵书，自比为诸葛亮与陈亮，他认为程、朱“迂阔实不足有为”，王守仁“学入于禅”，皆不足取。经李塨介绍师事于颜元，从学时间虽不长，但思想上继承了颜元经世与求实的精神。王源曾著有《易传》《兵法要略》《舆图指掌》《平书》等，多已亡佚(李塨的《平书订》保留了《平书》的一部分)，传世有《居业堂文集》。

颜元以“功利”的观点看待理学，将理学的心性学说验之于实事实物，由此展开了对理学的批评。《存学编·性理书评》是有代表性的文字。李塨继承师说，对理学的空疏无用作了揭露和斥责，他指出:“承南宋道学后，守章句，以时文应比，高者谈性天，篡语录，卑者疲精敝神于八股，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刑名钱谷，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遂曰有学”(《恕谷后集》卷九《书明刘户郎墓表后》)。这类批评颇多，功利主义的色彩十分浓厚。

强调经世致用，是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共同点，但有的学者主张通经以致用，即通过读经史、订群书以求道之所在，如顾炎武提倡“博学于文”。颜元在对经典的态度上与顾炎武有所不同，他说:“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存学编》卷二《性理书评》)可见，他反对于经典中求道，更反对把经典本身当做道。他以学琴为例来说明自己的道理:“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同上)颜元主张从实事实物中求道，这是颜李学派的特色。

颜李学派经世思想的总纲，是天下的富、强、安。颜元提出实现这个总纲的规划是:

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这种以富、强、安为宗旨的社会改造蓝图，其中包含着对于土地兼并、八股科举制度以及官僚制度的批评。他在《存治编》提出“复井田、复封建、兴学校”也是针对社会现实问题而言。在这方面，李塨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补充了颜元的观点，主要见之于《廖忘编》与《拟太平策》。在《平书订》中，他还提出“变法”的主张，对于行习六艺，他还主张“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见《李恕谷年谱》卷三)，这些说明他的眼界在某些方面比颜元更开阔。

颜李的经世思想，一方面针对着时弊，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脱掉托古的外衣，这是他们思想上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颜元提出“师古之意，不必袭古之迹”(《存治编·封建》)，因此，他们提出的“井田”“封建”“学校”，并不是要求回到西周去，而是要在现实世界中讲究“功利”。他们批评汉代董仲舒的“不谋不计”(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至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是“功利”的，颜元和李塨也不能作出圆满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