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思想主张

章太炎像

章太炎(1869—1936年)原名炳麟，因追慕顾炎武而改名绛，别号太炎。他师从俞樾学习古文经学，养成了严谨的学风。后因受清廷通缉流亡日本，归国后在蔡元培兴办的爱国学社讲学，并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名声大振，后因“《苏报》案”与邹容被捕，出狱后再赴日本，主张革命，与孙中山合作，主编《民报》。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与孙中山产生了重大分歧，后来又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晚年专心治学，有国学大师之誉。著作有《訄书》《国故论衡》《菿汉微言》《齐物论释》等。其著述后人汇编有《章氏丛书》和《章氏丛书续编》，遗稿编有《章氏丛书三编》。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章太炎全集》。

1897年，章太炎受梁启超邀请，任《时务报》撰述。他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发表政论文章，主张维新改良。此时，他由书生变为社会政治活动家。由于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被清廷通缉，1899年夏，东渡日本。不久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1900年庚子之变后，章太炎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维新不足以救中国，剪辫明志，投身革命。

1902年，章太炎又流亡日本，于该年4月26日在日本与秦力山一道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纪念会宣言为章太炎执笔，以反清为主题，疾呼:“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纪念会受到日本政府阻止后，改在横滨补行仪式，由孙中山主持，章太炎致辞。此后留日学生中组建的革命团体，多数源自这次纪念会的首倡。回国后，章太炎参加上海爱国学社，继续宣传革命。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矛头直指清帝。同年，他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排满。称:“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由此，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苏报》案”，入狱3年，在狱中曾以绝食相争，还与蔡元培等发起光复会，其声望由是大增。1906年，章太炎出狱，上海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在监狱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迎接仪式，当晚章太炎就应孙中山之邀再赴日本，参加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苏报》案”是革命宣传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清廷再也无力而且无法有效地控制舆论。

此时，章太炎已经与立宪派彻底决裂，在执笔《民报》期间，他把批判矛头指向梁启超，主持了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他以自己的学术造诣，作为宣扬革命的理论支持，以“光复汉室”为宗旨，批判梁启超倡导的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主张“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宣传革命的基本思路是“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他还在《民报》上撰写了《中华民国解》，首倡“中华民国”国号。后来，因为与孙中山、汪精卫、黄兴等人争执，脱离同盟会的活动，专门从事国学研究。

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担任了重组后的光复会会长。上海光复后，章太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他被聘为枢密顾问。此后，他曾参加过张謇组建的统一党，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认为革命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宋教仁遇刺后，章太炎坚决反袁，遭到袁世凯软禁。1917年，他彻底脱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苏州讲学为业。

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中，反清排满始终是主线，因此，他主张的革命属于民族革命。在政治主张上，章太炎与其他革命者不同，他从中国国情出发，直接否定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理论。章太炎的《代议然否论》一文，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即“专制民主论”。章太炎认为，中国与欧洲不同，欧洲在立宪之时，走出封建不久，而中国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统一了全国。“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摹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以纾其死。”章太炎之所以主张“王者一人秉权于上”，是因为他认为代议政体的本质是“封建之变相”，实行代议制会“横分阶级”，破坏社会平等。他主张法治，主张司法与行政分离，但不赞成议会制。他严厉抨击杨度请开国会的主张，认为“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膢腊齐民，甚无谓也”。他根据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实行选举将进退两难，“进之，则所选必在豪右;退之，则选权堕于一偏”。从民族主义看，代议制将导致民族分裂;从民生主义看，代议制不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目标。“故当时言共和政体者，徒见肤表，不悟其与民族民生二主义相牴牾也。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故以为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章太炎反对代议制，却主张民权。“为吾党之念是者，其趣在恢廓民权。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他且弗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均见《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311页，下同)

针对否定代议制有可能带来的批评，章太炎回答道:“昔者吾党以为革命既成，必不容大君世胙，惟建置大总统为无害”。“置大总统则公，举代议士则戾。”他的结论是:“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上天下地，日月所临，遗此尘芥腐朽之政，以毒黎庶，使鱼乱于水，兽乱于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职姓。甚矣哉，酋豪贵族之风至于今未沫也。”如何限制大总统的权力而保障民权，章太炎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夫欲恢廓民权，限制元首，亦多术矣。如余所隐度者，略有数端。代议不可行而国是必素定，陈之版法，使后昆无得革更。”章太炎的主要设想包括:限定总统职权，“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他无得与，所以明分局也”。司法独立，“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官府之处分，吏民之狱讼，皆主之。虽总统有罪，得逮治罢黜，所以防比周也”。学校开民智，“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校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长官与总统敌体，所以使民智发越，毋枉执事也”。立法交由专家，“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渐也”。具体到总统行政方法、官员任免制度、经费控制办法、紧急状态应对办法，一直到民事原则、学术管理，章太炎都提出了相应设想。

应该说，章太炎的这套主张表面看来很奇特，与西方传来的政治学说截然不同，既否定了代议制政体，又不同于直接民主制政体，但他的主张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和独到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所以，他对共和还是专制的名称并不看重。“此政体者，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之专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大抵建国设官，惟卫民之故，期于使民平夷安稳，不期于代议。若舍代议政体，无可使其民平夷安稳者，吾亦将摭取之。今代议则反失是，不代议则犹有术以得是，斯掉头长往矣。名者，实之宾也，吾汉族诸昆弟将为宾乎?”他的具体设想，部分是受到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的启发，更多地来自研究中国历史的感悟。如司法与行政相抗，并不是来自于西方的司法独立学说，而是来自于明代布政使与按察使互相牵制的实践;再如学校开民智的设想，不是来自西方的自治理论，而是吸取了从子产到黄宗羲关于学校的见解。在章太炎的论证中，越宏观抽象的内容，越靠近欧风美雨传来的抽象理念;而越具体的操作性设计，则越表现出深究中国传统的底蕴。这正好反映出章太炎以学术论革命的特色。

在学术上，章太炎最重要的著作为《訄书》，1899年他结集完成后，随着他的立场由维新转向革命，感到该书“意多不称”，于1902年又重新修订，号称“文实闳雅，学识渊奥”。在思想文化上，章太炎推崇国学。1905年初于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就以章太炎为领袖。该会办有《国粹学报》和神州国光社，其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在鼓吹革命的过程中，章太炎也以国粹标榜。“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演说录》，《民报》第六号)但是，他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借鉴了西学和印度佛学的思想方法，对国粹进行全面评判。对中国传统，他上自老庄孔孟荀韩诸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明清各家，下到康有为谭嗣同严复，都有论说;对西方学说，他涉及古希腊埃里亚、斯多葛学派，征引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评论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培根、休谟、巴克莱、莱布尼茨、密尔、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笛卡尔、斯宾诺莎多人;对印度哲学，他了解吠檀多、波罗门、胜论、数论诸宗，熟悉法华、华严、涅槃、瑜伽诸经(章太炎思想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参见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卷，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从广泛的学术比较中，他对复兴中国文化形成了与其革命思想紧密结合的新认识。他主张的国粹，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复古守旧。他所提倡的国学，以儒学为主，同时包含诸子、佛学等内容，并将其放在古今中外的学术大背景下进行研究考察，探求其价值。例如，在对儒学的态度上，章太炎反对神化孔子，不主张经世致用，而是强调存古求真。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276页)章太炎特别看重历史学:“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露西亚(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哀焚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8页)民族独立和自强，都要建立在历史学根基之上。“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治史的目的是弄清社会发展原理，培育民族精神文化。“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未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7页)“静以臧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今，足以臧忘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330页)在治史方法上，要吸取新的思想，形成新的解释。“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庶几无愧于作者。”(《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同上，第331页)对于历史研究的内容，一贯反对白话文的章太炎曾以白话文写道:“大概历史中间最要的几件，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辞的变迁，都在志和杂传里头。”(《常识与教育》，《章太炎的白话文》，上海泰东图书局民国十六年八月版，第61页)在中国学术思想史方面，章太炎和刘师培二人都有重大贡献。他们对先秦诸子及汉宋学术的研究，在清理传统文化资源上成就卓著。章太炎的《訄书》《国故论衡》，刘师培的《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至今仍不失其价值。

在哲学方面，章太炎受佛教影响至深，推崇唯识宗的哲理。他以唯识宗的思想方法建立自己的认识论，要破“我执”，即破除主观的偏见;破“法执”，即破除客观的幻见;破对神的崇拜，即确立自尊心理。“自贵其心”，“自尊无畏”，“依自不依他”，把宗教与道德合为一体。并以这种路径，改进人生道德准则。“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无量固在自心，不在外界。”(《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412页)“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答梦庵》，《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5页)对于社会的发展，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论”，即善与恶都在进化。他从佛教义理角度提出了“五无”思想，即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似乎要超脱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在治学中的求实精神。他说:“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语，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实事求是之学，虑非可临时卒辨。”(《再与人论国学书》，《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5页)正是这种精神和信念，使他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学术上的成就，又支撑着他的革命思想。过去评价章太炎，多将其早期从事排满革命和晚期趋于保守分开，其实不然，章太炎的革命思想，发源于他的国粹主张，而对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又铸造了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