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社会“新性”

一、注重社会“新性”

冯友兰喜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新性”，性字前加一新字，自然就成为了他的哲学理念了。他的许多著作冠以“新”字，亦与此相关，如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六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由此“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而改革开放后所撰写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仍冠以一“新”字。诚如其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所言：“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这个特点发扬起来。”^[5]

显然，冯友兰所论说的“新性”，不仅是从逻辑原点上说，更是从一国、一民族及社会改革层面上说的：

就逻辑上所谓性说，一个体如有一新性时，此新性与其个体其时之情，总有不合。……一国或一民族如在任何方面需有改革，此一国或民族即需有一新性，此新性与其原有底情，亦必有不合。自守旧底观点看，这些改革即是“不合国情”。^[6]

新性与旧情不合，这是从逻辑层面上的推说;但若说到具体的一国或一民族的改革，“不合国情”一词就凸显出来了。眼光锐利的冯友兰，又是如何看待改革与“不合国情”的呢?接着上面那段话，冯友兰继续说道：“照以上所说，对于任何个体，一切底新性，既是‘新’性，当然对于‘旧’情，均有不合。就一国或一民族说，一切任何底改革，在其初均不合国情。不合乎国情者，在其初行时，一国或一民族的人，自然都觉得不惯。在此方面说，守旧者之反对任何改革并不是没有理由底。”^[7]乍一看，此论很像哈耶克的守旧论，但对深谙国史又深通西学新实在主义的冯友兰来说，并非如此简单。这关涉到他的“开来”、“继往”观。

冯友兰是依据社会“新性”来论述其开来、继往观的，他说：“一个社会如有一新性，其有新性，虽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但在又一方面，亦须根据旧情。若其完全无根据于旧情，则此社会压根不能有此新性。一社会如有一新性，就其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说，这是‘开来’，就其在又一方面须根据旧情说，这是‘继往’。”^[8]一个社会进步的“新性”，决非凭空而来。它必然是由这个社会原有基础而来，而这个原有基础用冯友兰的说法就是“旧情”。所谓“开来”，必涵“新性”;所谓“继往”，必据“旧情”。这事实上就是事物连续性发展的辩证展开，而这个连续性，首先是体现在时间上的。冯友兰认为：“若专就时间方面说，所有历史上底事情，都是在一方面继往，在一方面开来。历史上底一件事情，其前必有事，其后必有事。专就时间方面说，对于其前底事，它都是‘继’，对于其后底事，它都是‘开’。此即是说，历史上底一件事情，对于其前其后底事，都有时间上底连续。”^[9]倘若仅就时间来谈继往开来，尚未涉及事物的性质，冯友兰洞明此点，他深论道：“所谓继往开来，不是就时间上底连续说，而是就事情间底实质上底连续说。连续既是连续，其间当然免不了时间的成分，……我们说，一个社会如‘有’一新性，‘有’字须特别注重。我们可以讲许多派别底社会哲学，我们可以讲许多套底社会制度，我们可以想许多底社会改革，但这些哲学等，如在某社会的旧情方面，不能得到相当底根据，则对于某社会都是空谈。”^[10]对于那种无补于社会的空言，冯友兰是极力反对的。他之所以强调这个“有”字，旨在突出这个社会“原有底实力”。冯友兰如此说道：“社会决不是空言所能变革底。它的变革靠实力，改变一个社会底人须在相当底范围内，有一个社会原有底实力。从这些原有底实力，生出新实力。有如此底新旧实力，它方能推动一个社会，使之变革，使之有一新性。”^[11]可见，“变革”二字，是其中关键;变革是使一个社会“有一新性”的前提条件。冯友兰的高明之处在：他十分注重从原有实力生出新实力这一辩证的连续性发展。

然而，一个社会的变革，毕竟有革命与改良之分。“革命”，在性质上是剧烈的社会变革;即使是这种剧烈程度的革命，我们仍须看到其既有“开来”的一面，亦须看到其有“继往”的一面：

社会上底变革，其剧烈者我们称之为革命，照上面所说，革命亦须有根据于旧情。就革命的结果说，它能创造出一种新局面。就革命的动力说，它须根据于一种旧实力。就其须根据于一种旧实力说，它是继往。就其能创造出一种新局面说，它是开来。开来的充分底意义，革命最能将其表出。所以普通说到革命，大都注意到它的开来的意义。但若忽视了革命亦是继往，则对于社会上底变革，亦不能不有误解。^[12]

此中的精彩之处，就在用开来与继往的辩证过程来表征“革命”这一范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冯友兰注重“新性”的哲学及依此而展开的关于开来、继往之变革或革命等范畴，显然属之于抽象的学理层面，由抽象而进入具体的层面，最佳的例子莫过于冯氏从开来、继往的变革所达致的“制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