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以阴阳明大义”的辩证法思想

第三节　“必以阴阳明大义”的辩证法思想

在古代朴素的辩证法领域，在《黄老帛书》中也有许多不俗的表现，尤其是在事物的对立统一方面。它不仅坚持了“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为纲的矛盾观，而且特别强调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讲究具体的策略性。在《黄老帛书》看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事物都由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构成。因此，要想正确地分析问题并且真正地解决矛盾，就应该仔细考察构成事物的各个方面，并且注意“重柔则吉，重刚则灭”的策略性。

一、事物无一不由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

关于事物及其内部的构成问题，《黄老帛书》一直坚持以阴阳矛盾观念作为自己观察世界、分析和论述问题的大纲，并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无一不具有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对于这一问题，《黄老帛书》阐述说:“观天于上，视地于下，而稽之男女。夫天有(恒)榦，地有恒常，合□□(疑似‘两’和‘曰’)常，是以有晦有明，有阴有阳。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亚(恶)。地俗(育)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静作相养，德疟(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十大经·果童》)这就是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观天察地，或者分析和讨论问题，还是人世间的分男别女，我们都必须明确这样一个既非常简单又非常现实的普通道理，这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客观的物质世界都一定要表现为“天有恒数，地有恒常”，一切事物都无一不是由阴阳两个对立的方面构成。也就是说，光有暗有明，物有阴有阳，地有山有泽，颜色有黑有白，人和事有美有丑。

从土地中生长出万物，也以静为德，上天化生万物以作正名。而“静”与“动”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也同样是“两相养，时相分”，亦即动静作为对立面，双方都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两者相辅相成。正是由于有阴阳作为事物及其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才造成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这就是事物之所以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客观依据。也可以这样说，这正是《黄老帛书》用“静”与“动”来说明一阴一阳，一静一动是造成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显而易见，《黄老帛书》中这一“阴阳备物”的思想相当深刻。特别是《黄老帛书》对待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采取了积极态度，不像老子那样消极地对待事物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黄老帛书》还说:“不臧(藏)故，不挟陈。乡(响)者已去，至者用新，新故不翏(同戮)，我有所周。”(《十大经·结语》)这就是说，对于新旧事物的任何相互交替，我们都应该坦然对待。不应当刻意地保留旧事物，因为，旧东西已经成为过去，新事物一定会出现，旧东西和新事物不会老是纠缠在一起。我们应当舍故趋新，也只有如此，客观世界的发展才会周流不息。

二、“重柔则吉，重刚则灭”的策略性

由上述可见，《黄老帛书》已经清楚地看到新旧事物的转化是必然的，因而在阐述自己观察自然界和考察人类社会的矛盾时，也比较冷静和更具有理性，作出的判断和得出的结论也要比韩非更加全面和准确。

第一，在其原则性上，《黄老帛书》特别强调了事物的矛盾斗争性是“天制固然”，“敌者生争，不谌(戡)不定”。《黄老帛书》还叙述说:“天地已定，规(蚑)侥(蛲)毕挣(争)。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十大经·姓争》)显而易见，《黄老帛书》的这一观点是针对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而言的。对于人类社会，《黄老帛书》说:“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胜(姓)生已定，敌者生争，不谌(戡)不定。”(《十大经·姓争》)这就是说，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同样充满着“谋相覆倾”的斗争，这也同样是“天制固然”，因而没有必要感到恐惧和着急，而是应该处变不惊。在《黄老帛书》看来，在自然界“谋相覆倾”的斗争中，“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在这里，《黄老帛书》显然已经看到了事物的矛盾及其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主张通过斗争解决问题，尤其是提出要主动地创造条件解决矛盾。然而要斗争就会有风险，如果只看到矛盾的斗争性，仍然有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但是，如果不去斗争，虽然没有风险，也不会有丝毫失误，却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因为，正如同前面所述，矛盾与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即“天地已成，黔首已生，胜(姓)生已定，敌者生争，不谌(戡)不定”。这就是说，有对立面就有斗争(“敌者生争”)，不通过斗争就不可能解决矛盾(“不谌不定”)。由此可见，《黄老帛书》表达的这一思想不仅很有启发意义，而且其积极上进的思想和态度也值得赞颂。

第二，《黄老帛书》还改造了老子“以柔克刚”的思想，并提出以“雌节”为主的策略观点。《黄老帛书》之所以要提出“雄节”和“雌节”这对范畴，其目的就在于用以表示不同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黄老帛书》认为，大凡盛气凌人，骄横自恃的人或事皆可称之为“雄节”;大凡外示柔弱，谦慎自恃的人或事则可称之为“雌节”。《黄老帛书》叙述说:“夫雄节者，浧(读颖)之徒也;雌节者，兼(谦)之徒也。”(《十大经·雌雄节》)其意思就是说，凡是自认为凭借强大实力可以取胜的人，即赢之徒，满之徒，并非是福。相反地，取胜的次数愈多，招致的祸殃就愈大，这就是所谓的“凶忧重至，几于死亡”;反过来，如果居“雌节”的暂时失败，必然要受到奖赏。因为，失败的次数愈多，能够积蓄的力量也就越大，当然也就越有可能“大禄将极”。《黄老帛书》又叙述说:“凡人好用雄节，是胃(谓)方(妨)生”，因此，“雄节”实在是“凶节”;《黄老帛书》还阐述说:“凡人好用雌节，是胃(谓)承禄”，所以，也可以这样说，“雌节”其实就是“吉节”(《十大经·雌雄节》)。例如，“大□(庭)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静，柔节先定”，结果自然是“单(战)朕(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名殸(声)章明，顺之至也”(《十大经·顺道》)。因此，《黄老帛书》认为，能够恰当地分“辩(辨)雌雄之节，乃分祸福之乡(向)”(《十大经·雌雄节》)。“以刚为柔者栝(活)，以柔为刚者伐。重柔者吉，重刚者灭。”(《经法·名理》)这就是说，《黄老帛书》实际上是运用自己的朴素辩证法阐明了“以柔克刚”的策略思想，说明“雌节”不仅能“安徐定静，战胜于外，福生于内”，而且还能分辨祸福，进而主动地运用“以柔克刚”的原理为自己服务。这就是所谓“用力甚少，名声章明，顺之至也”。

通过对上述两个方面辩证的分析可以看出，《黄老帛书》中的矛盾斗争及其转化的思想虽然源于韩非而又比韩非更全面;以柔克刚的思想虽然源于老子，却又高于老子。尤其是把“雌节”与“雄节”和“柔刚辨”的策略思想同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并且以历史为借鉴，已经触及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问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黄老帛书》说:“卑弱主柔，常后而不失(先)。”(《十大经·顺道》)“圣人不为始”，“短者长，弱者强，赢绌变化，后将反(施)”(《十大经·称》)。这就是说，人们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不应当主动地率先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或者首创什么，而应该自觉地运用强弱转化的客观法则为自己服务。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人们一般都采取后发制人的方法，既可以获得支持，也能够迎得人心，其成果也最佳。还是以军事斗争为例，《黄老帛书》叙述说:“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攻)，反自伐也。”(《经法·君正》)这就是说，在战争的策略上，更要“立于不敢，行于不能，单(战)视(示)不敢，明势不能。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十大经·顺道》)。这里说的所谓“不敢”、“不能”，一方面要使自己永远处于不自满状态，坚持“雌节”，谦虚谨慎，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却要求向敌人示弱，以助长敌人的骄横自满，使之由强变弱，自取灭亡。

总而言之，《黄老帛书》把朴素辩证法的矛盾转化运用于对现实的观察及其实践活动之中，既肯定了“今天下大争”，“不争亦无以成功”，因而要当机立断，敢于斗争;又强调了要坚守“雌节”，“弗敢以先人”，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即善于斗争，又注意策略。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其理论思维来说，已经融入了先秦道法各学派，也超越了道法各学派;就其现实意义说来，这种当时最先进的哲学思想已经在实际上指导着西汉初中期几十年“清静无为”的政治方略，因而发挥了巩固新兴封建政权的历史作用，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