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学的演变历史与研究的科学方法问题

第十五章　关于孔学的演变历史与研究的科学方法问题

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时代。我们对于代表孔子的《论语》，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再也不要如同运动家竞赛似的搬尽古来最美好的字句集中送给孔子了。这样做，不仅不能抬高孔子，反而会贬低孔子；不仅不能令人辨别其假的孔子，反而会令人看出更假的孔子，或更变相的假孔子。

梁启超早在清末就指出：

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至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一窒，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尚思按：上句既有“以来”，下句就应避免重复，删去“于兹”），而皆持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寖假而孔子变为董仲舒、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猨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詈以相夺，情况抑何可怜，……此二千年保教党所生之结果也。……（壬寅年《新民丛报》）

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尚思按：此说未免太夸大），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清代学术概论》）

关于孔子的问题，并不像梁先生所举例子那么的单纯，我还可以为他大大地补充一下。在清末，叶德辉与梁先生很对立，叶的尊孔在于尊礼教，梁的反孔也在反礼教。谭嗣同则分孔子与礼教为二，尊孔子而反礼教。而其反礼教也有反与尊的两方面，反的一方面，详见《仁学》一书；尊的一方面，详见他的《上欧阳瓣书》、《报贝元徵》等文。周振甫先生曾说谭的反礼教，超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可知他未细读此二篇，以致太不合事实了。入民国，陈独秀前期批判孔子在于批判他的礼教，晚年肯定孔子也在于肯定他的礼教。辜鸿铭始终尊孔尊礼教，直到死前还大喊要以孔子的三纲主义抵抗南方的三民主义。

梁先生指出的历代名儒对于孔学很不一致，其实这最多也只是一方面；尚有一致的一方面，那就是对于孔子的礼教，那些历代名儒始终都不曾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历代名儒的孔子观，也正同于孔子论礼的枝叶部分可以小变革、根本部分不能有所变革，后人还可以从历代名儒的孔子观看出孔子的真面目。到了近现代，才大起变化，真使孔子的面目全非了。由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先后传入中国，一般尊信孔子者看见孔子的礼教和西方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反，才故意避而不谈及孔子有关礼教问题，而改用谎言和空话宣扬孔子的思想，试举若干例子来看：有的把孔子大同主义化，如人所共知的康有为、谭嗣同、戴季陶等；有的把孔子青年化，如钱穆说，“孔子青年之楷模，《论语》青年之宝典”；有的把孔子贫民化，如金兆梓说孔子“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有的把孔子民主化，如马叙伦说孔子的民主思想比孙中山还要高；有的把孔子社会主义化，如后期的梁启超说孔子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

不仅像这一类的把孔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化，甚至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把孔子无产阶级革命化人民化起来了，如郭老肯定孔子与马克思“完全一致”。要知道运用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同是马克思主义者，郭老与李大钊、范文澜、侯外庐、杜国庠（守素）、赵纪彬等对于孔墨思想的论断便很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孔子到了现代，已经由梁先生说的“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而更进一步地“各自以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孔子而排斥他人以为非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孔子”了。世界上孔子只有一个，而研究孔子者却随时代、随立场、随爱好、随学派而转移了。不是孔子本身有所变化，而是研究孔子者有所变化了。是孔子随研究孔子者而变化，以致出了多种多样的孔子。在这许许多多的研究孔子者中，对自己的研究全说是“真孔子”，对他人的研究，全痛斥为“假孔子”。颜元、梁漱溟等等，无一不是如此。这就是一部孔学演变史的大要。

周末儒家子贡、孟子、荀子等把孔子圣人化，汉代儒者董仲舒等和纬书把孔子神学化，魏晋南朝何晏、皇侃等把孔子玄学化，唐宋以后佛教徒把孔子佛学化，宋儒程朱等以后把孔子理学化，王阳明等又把孔子心学化，这是中国古代孔学的演变。到了近现代有了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思想，有许多学者就把孔子资产阶级化民主化；还不到此为止，西方又传入无产阶级思想，于是一些学者更进一步地把孔子无产阶级化、社会主义化、马克思化。但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有些尊孔反社会主义者也把孔子歪曲为社会主义者，实是用孔子来反社会主义，其用意莫非在叫人知道我们的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社会主义了，现在的社会主义有什么稀奇呢？这是中国近现代孔学的演变。一个孔子，从封建王朝作为思想指导者的旧孔子，变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许多新孔子，这就是我早就想写出的一部《中国孔学演变史大要》。梁启超在清末说的孔子演变，已经成为过去时，不足为据了。

因此，对于孔子的研究，就最成为问题了：过去研究孔子者，多难免不科学；今后学者应当吸取教训，至少不要有如下几个弱点或缺点：

（一）孔子距今已经两千数百年，和今后的一切决不会相同，必须有批判有继承，或者批判多于继承，应当批判的部分就不要手软地不敢批判，应当继承的部分就不要害羞地不敢继承。什么“尊孔派”“反孔派”，任人去说吧！

（二）可以偏重，不可以偏废；应当争鸣，不可以独鸣。自从汉武帝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过去了，民国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们对先秦诸子百家，再也不要如历代封建王朝的只尊孔子一家而排斥其他各家了。

（三）不要以空话废话代史实，如宣扬什么孔子在中国第一、在东方第一、在世界第一，不仅万世师表，而且是万万世师表，“仲尼日月也”，“不废江河万古流”之类。经典作家的至理名言是：“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四）不要以其一面概括其全面，以其说而不行为其能说能行。

（五）不要像康有为很主观地擅删《论语》原文，也不要如某些人的对《中庸》断章取义，更不要像一些人颠倒是非地说孔子是主张臣权的，孔子是最平等的，孔子是最现代化的，孔子是革命的，孔子是与马克思完全一致的。

（六）不要自以为真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独能看出孔子的真面目，而否定他人之评价孔子。

（七）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尚且无法写好孔子传，而倒希望两千多年后的人能解决这个难题。

（八）要先学后信，不要先信后学（陈焕章先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亲口对我说，必须“先信孔子后学孔子”）；不要入而不出，而要入而能出（不要研究孔子便迷信孔子）。

（九）不要把孔子当作真理的化身，也不要把孔子当作自己的傀儡。

我对以上各点，也只是用以相勉，而绝不是自以为独能做到。我虽长期研究孔子，绝不敢自以为就能完全看出“真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