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戴蒙的成长就离不开前花旗集团董事长、金融行业巨头桑迪·威尔以及围绕在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戴蒙之父西奥多·戴蒙是老牌证券公司希尔森的员工，1973年希尔森被桑迪·威尔收购后，戴蒙的父亲与桑迪·威尔成为好友。
在两家的交往中，桑迪·威尔对富有数学天赋、天生热爱商业的戴蒙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学期间，戴蒙曾对桑迪·威尔收购希尔森之事进行了案例分析，深得桑迪·威尔赏识。
“好文章！我能不能把它给别人看？”桑迪·威尔说。
“当然！我能得到一份暑假工作吗？”杰米·戴蒙居然用这种方式回答道。
这符合戴蒙的个性，他的领袖气质早在哈佛商学院就读期间已经锋芒毕露。
据戴蒙的同窗回忆，进入哈佛商学院仅仅两周，戴蒙就与教授针对一个案例在课堂上展开了辩论：“要知道，那时候，我们都把这些教授奉若神明啊。”
此后，戴蒙成为桑迪·威尔最可靠的助手，他的工作几乎无可挑剔，而且与桑迪威尔风雨同舟。
在希尔森被美国运通收购又抛弃后，戴蒙成为了唯一在桑迪·威尔身边的人。
“杰米·戴蒙的牺牲尤其大，显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诚。他只有29岁，刚刚结婚，却愿意拿未来冒险。”桑迪·威尔回忆说。
桑迪·威尔建议戴蒙不要辞职，提醒他自己有足够多的钱而他的职业生涯才刚开始。 “你不会愿意与某个没有工作的人一起工作，”桑迪·威尔说，“回去跟吉姆·罗宾逊要一个美国运通的新职位，只要我找到新的机会，就会把你要回来。”
但杰米·戴蒙已经打定了主意，坚决拒绝考虑桑迪·威尔的建议，他要和桑迪·威尔并肩作战、共度难关。
桑迪·威尔最终妥协了，告诉戴蒙他会支付他每年10万美元。
桑迪·威尔后来动情地回忆说：“杰米·戴蒙不愿意我为了他把钱掏光，但我提醒他，他需要吃饭。而且，美国运通会暂时支付这部分成本。杰米·戴蒙1982年成为我的全职执行助理，在给他这份工作前，我已认识了他几年。他的父亲和祖父在希尔森汉米尔公司工作多年，琼妮和我在收购希尔森之后不久就与他的父母熟识。杰米·戴蒙那时在塔夫茨大学读书，1976年，我在他大二的暑假在希尔森给了他一份暑期工作。他在格林威治与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周末，与杰西卡和马克一起玩。杰米·戴蒙天生聪慧，相对于他的小小年纪，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自信。那年夏天，我让他进入了一个彼得·科恩管辖的财务部门，参与我们的第一个大预算项目。到今天我还记得，我坐在后院里骄傲地说我们的分析显示我们的所有分支机构都是盈利的。‘不，不是的！’他大声说，‘你们的分析是有缺陷的。波特兰根本不赚钱，西雅图也是。’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非常喜欢他自信地说出想法的样子，甚至有勇气质疑那些领导他的专业人士的工作。”
每天清晨，戴蒙要在桑迪·威尔抽起雪茄前起床，把当天重要报纸里的重要信息读过一遍，向桑迪·威尔汇报总结。
桑迪·威尔是一个对信息有极佳直觉的人，有时他做决定的速度让不熟悉他的人感觉他未曾思考。
戴蒙同样是一个头脑如激光般敏锐的人，桑迪·威尔、戴蒙有着同样的天赋——数字对他说话。
这让两个人迅速成为默契的搭档。
一次，桑迪·威尔对媒体说：“我有一个儿子，他有一个父亲，我们不是相互利用，我们之间是真挚的爱。”
从塔夫茨大学毕业后，杰米·戴蒙当了两年的管理顾问，之后进入哈佛商学院读MBA。
在剑桥市的第一年，杰米·戴蒙请桑迪·威尔为他的同学讲课。“我有一段时间没见他了，很明显他变成熟了。他再也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孩子，而变成了一个突然对生活严肃起来的沉着的学者。”
从1985年桑迪·威尔二度创业至1998年收购花旗银行，与桑迪·维尔荣辱与共的戴蒙可谓尽得真传。
之后每隔两年，桑迪·威尔就会进行一次大规模并购：从华人大亨蔡志勇手中买下Primerica，从美国运通那里将希尔森买回，随后买下旅行者集团，并购得Aetna剥离出的财产保险业务。这最终构成了一个囊括个人信贷、证券经纪、保险等多种业务的大型公司，1996年时便已成绩斐然。
桑迪·威尔从来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收藏家。
他不知餍足地要求身边的人去执行这样一种战术：把成本削减到最低，让资产负债表保持健康，而不会因经济大势的变动而起落。
毫无疑问，负责将战术变为现实的人，就是杰米·戴蒙，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比桑迪·威尔更好的细节执行者。
在1995年前后，40岁的戴蒙已经在华尔街崭露头角。
这家桑迪·威尔的公司开始被外界称为 “桑迪和杰米的二人秀”。
但当时，这对黄金搭档已经产生心结。
人们相信：戴蒙将成为桑迪·威尔的接班人。
故事的结局却出人意料。
新的花旗集团成立7个月后，威尔和里德以联合执行官的名义宣布，负责当时花旗全球投资和公司银行业务的戴蒙即将离任。
作为当事人，戴蒙事先显然毫不知情，他对公司的决定表示“惊讶”。
戴蒙卸任后，花旗的市值两周之内蒸发了110亿美元。
华尔街看好戴蒙的人，一直在质疑花旗如何弥补戴蒙离去后的损失。
曾经亲如父子的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里德对戴蒙的一意孤行一直耿耿于怀。
但更为微妙的是桑迪·威尔和戴蒙的关系。从1985年起，戴蒙师从于桑迪·威尔已经十几年，两人 “父子”的感情早已在华尔街传为佳话。
这段感情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变质。
戴蒙担任Smith Barney董事长后，桑迪·威尔不再像原来一样凡事都要问戴蒙，两人关系于1997年走向恶化。
起因是威尔的女儿杰斯卡提出担任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并想进入Smith Barney执行委员会，而戴蒙则认为她经验不足而一口回绝，杰斯卡一气之下离开了花旗。
这让老威尔心有怒火。
实际上，很多华尔街人士后来都直言，威尔在用人的问题上多少有些任人唯亲，这使与戴蒙刚硬风格的矛盾升级了。
随后不久，威尔便聘用了TIAA－CREF的汤姆斯·W．琼斯负责资产管理部，并将该部门从Smith Barney中剥离开来，绕开戴蒙直接向自己汇报。
1997年9月桑迪·威尔以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所罗门公司。
戴蒙并不看好这宗买卖，但桑迪·威尔没有吸取他的意见，认为所罗门成熟的国际业务能有利于旅行者的全球业务，直到后来桑迪·威尔才发现自己对陌生的海外市场束手无策。
1998年4月，经营全球消费者业务的旅行者集团并入花旗公司，成立花旗集团。
但在管理层的人事变动上，戴蒙受到冷落——他被排斥在了花旗集团的委员会之外。也许为了做点补偿，花旗集团董事长的职位留给了戴蒙。
而实际上，向戴蒙汇报的只有CFO一个人，他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董事长。
桑迪·威尔与戴蒙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
“或许我太过迟钝，没有觉察到问题的源头，但我们的关系在格林希尔离开之后明显下滑。1997年，戴蒙纠缠于一个想法，那就是我没有承认他的贡献。他还表现出一种权力意识。”
桑迪·威尔忘记了，戴蒙总有长大的一天。
尽管仅仅享有三分之一的决策权力，戴蒙还是精心打理着合并后的公司业务，但不久后，戴蒙再一次在用人问题上和威尔发生矛盾：桑迪·威尔提出让自己42岁的儿子马克监管债券套汇交易，但戴蒙却不同意。
显然，他很不欣赏威尔任人唯亲的做法。
于是，10月的一个星期天，桑迪·威尔和里德客气地把戴蒙请出了花旗。
根据桑迪·威尔的回忆，那是一个星期天，桑迪·威尔在家里给戴蒙打电话，让他立即到阿尔蒙克来。戴蒙说时间不方便，他正在为一批新员工主持早午餐会，但桑迪·威尔要求他放下所有事情。
戴蒙来了，约翰·里德和桑迪·威尔把戴蒙引到一间小会议室。
戴蒙坐在桌旁，约翰·里德和桑迪·威尔移到另一边。
桑迪·威尔控制住情绪，平淡地说：“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对公司做了许多思考，约翰和我做出了如下决定：卡彭特将掌管所罗门美邦；维克托负责全球银行；德瑞克将从事战略工作；而我们希望你辞职。”
之后是颇具意味的沉默。
显然，这一决定使戴蒙大吃一惊。
他最后低声说了声：“好吧。”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桑迪·威尔问。
“不想，”戴蒙回答，“我肯定你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这个回答符合戴蒙的个性。
桑迪·威尔不管他的回答，继续说：“合并没有按照应该的进度进行。你对公司一直非常重要，但你的态度使事情无法进展。这样的现状对公司不好，对你也不好。你必须在今天宣布辞职。我们可以一起写新闻发布稿，不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写，这取决于你，但我们希望在今晚公布。”
震惊中的戴蒙能够看出约翰·里德和桑迪·威尔立场一致，他没有申诉的机会。
戴蒙说：“我想就是这样了，我不打算再争。我希望以专业的风度辞职，我会配合的。”
整个会谈持续了15分钟。
然后约翰·里德和桑迪·威尔让戴蒙与后来成为花旗集团CEO的查克·普林斯一起审阅新闻发布稿，并在那天下午留下来与公司投资银行部的计划小组见面。
戴蒙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留在阿尔蒙克与查克拟定新闻稿。
鲍勃·利普也来了，表达了他的遗憾。
下午4点，公司投资银行部管理团队中的高级成员到齐了，他们还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被召集起来。
一群人在一间大会议室坐成半圆，然后戴蒙、约翰·里德和桑迪·威尔进去了。
“感谢你们的到来，”约翰说，“戴蒙有些话要讲。”
戴蒙于是站起来，平静地对他们说：“我要辞职。”
在这一刻，戴蒙表现出了高姿态。
“花旗集团有巨大的潜力，也有了不起的人才，你们都应该感到骄傲。我祝你们一切如意。我很遗憾它不适合我。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告诉我一声。”
然后戴蒙走出会议室，回家了。
公布新闻稿之后，约翰·里德和桑迪·威尔与媒体召开了电话会议。
“值得感谢的是，戴蒙配合了这一说法。我想这通电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效果不错。不过，这一消息还是使我们的股票在开盘时出现了下滑，在接下来的两天跌了6％。我们的投资者喜欢戴蒙，认为他的辞职意味着我们的合并整合遇到了麻烦。”桑迪·威尔回忆道。
戴蒙离开之后，花旗的律师拟定了断绝条款，戴蒙与桑迪·威尔有一年多没有说过话。
合并后的大量整合工作使桑迪·威尔很容易忘掉杰米·戴蒙。
但桑迪·威尔仍然不时地希望 “我们是以更好的方式结束了一切”。
1999年12月，戴蒙首先寻求和解，他打电话来说：“我们是不是该一起吃顿饭了？”
“我们在四季饭店一起吃午饭，戴蒙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我们的交谈顺利开始。他说他只想用两分钟谈过去。他说他决不会做出我所做的事，我让他离开是错误的。但他也说他明白我的一些想法，并承认他经常忽视我，而且并非一直把公司的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上。最后，他指出他已经获得了教训，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再计较到底是谁的错。”桑迪·威尔说。
桑迪·威尔以他的方式接过了橄榄枝。
他对戴蒙说：“你是对的。把事情弄得那样糟确实我们两个人都有份。”
说完，桑迪·威尔便改变了话题，谈论他找工作的情况以及世界新闻。
“所有公司合并案里，高层与人相处的能力要远比个人能力重要。”戴蒙离开花旗后，里德透露了他和威尔做出此番决定的原因。
现在，戴蒙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痛苦经历。
戴蒙总结了自己最主要的错误是：当两个人争吵、愤恨、关系紧张时，他忘记了什么是真正正确的事情。他当时刻意避开桑迪·威尔，不愿与对方同处一室。“我应该找桑迪·威尔说，我们之间有问题，让我们谈一谈，试着解决它。”
戴蒙也承认自己当时过于自我：“当你不仔细倾听别人，太过遵循自己的想法，你会犯错误。”
现在，戴蒙努力明确什么是自己拒绝的，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并且频繁与他人交流。
虽然现在有人在跟他说一些事情时，他仍会直接否定对方，但第二天，他会找到对方，重新开始交流。
也许磨难可以让少年得志的杰米·戴蒙得到更多的历练和认可。
离开花旗后，戴蒙曾有大量的就业选择，从网络创业公司到连锁旅店，还包括一家英国的银行。
戴蒙出乎业界意料地选择了美一银行，一家处境艰难的中西部银行。
“几个月后，杰米·戴蒙成为美一银行的CEO，当时这家公司已经陷入困境。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明显改善了这家中西部银行的业绩，以至于他能够与J．P．摩根谈判一桩更大的合并。我们分开之后，只说过非常少的话，但显然我是他们宣布与J．P．摩根合并后第一个打电话祝贺他的。现在轮到杰米展现他是否有能力与其他人相处并建立更广大团队的时候了。如果他吸取了教训，他会获得很大的成功。”桑迪·威尔依然看好戴蒙。
杰米·戴蒙上台之时，美一银行亏损达5．11亿美元。经戴蒙的有效运作，到2002年，美一银行已经实现利润33亿美元。到2003年，其盈利创历史记录，达到了35亿美元。
“我们不只砍树”，杰米·戴蒙说道，“我们用电锯”。2002年，拥有 “西部花旗”之名的美一银行实现利润额33亿美元。
戴蒙迅速卖掉公司六架飞机中的四架，关掉了亏损的汽车租赁业务。他甚至放弃了那些不能带来足够非利息收入的用户，虽然这让美一银行的规模缩小了26％，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入。
杰米·戴蒙把分红减少了50％，即使他在年报中承认，这是“公司永远不该做的一件事”。
他仅用一件事就赢得了员工的信赖：自己出资，买下价值5800万美元的公司股票。当时美一的股价为28美元，几年后，当美一与摩根大通合并时，其每股作价51．77美元，增长算是不俗。
不过在当时，戴蒙的想法却很简单：“我不知道股票会变成35美元还是20美元——可能更容易变成20美元，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吃自己家的菜。”
对戴蒙来说，美一银行经历的另外一个价值在于，他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
他把董事会从20人缩减为12人，换掉13个高层中的12个，并把公司的关键位置填满自己在花旗时的部下：前所罗门美邦欧洲区的负责人迈克尔·卡瓦纳夫成为了资深战略副总、花旗全球消费者业务的联合CEO比尔·坎贝尔成了技术顾问，而所罗门美邦的CFO查理·沙夫成了美一的CFO。
这些人正是日后他重振摩根大通的主力。
不过，他所面临的，仍是一个被喻为 “即使大力神也做不到”的高难度扭亏挑战，接踵而来的 “9·11”、“安然案”、经济衰落则让其难度倍增。
仅用一年时间，年亏损5．1亿美元的美一银行赢利26亿，并实现连续14个季度利润增长。
在外界普遍猜测戴蒙何时重新开始自己最擅长的收购游戏时，戴蒙选择了耐心等待，为让银行做好充分准备，他甘愿承担 “缺乏战略眼光”、“只会削减成本但不能带领公司成长”一类的质疑。直到2004年初，他最终宣布了与摩根大通的合并。
2004年1月14日，摩根大通宣布将与美一银行达成价格为580亿美元的 “平等合并”。发布会上，戴蒙彻底释放出了自己的好胜心：“我来到美一时，迈克·马约 （保德信著名分析师）给公司评级为 ‘售出’，昨天，他终于改成了 ‘买入’。以前他对我们的分析报告的题目是 《即使大力神也修不好这公司了》，我希望他的下一篇分析报告的题目叫 《我错了》。”
命运之轮似乎为戴蒙特制了角色：入主摩根父子与洛克菲勒缔造的传奇大屋，正是挑战花旗集团的最佳位置——他将开始华尔街上的 《王子复仇记》！
“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人叫我 ‘复仇者’。我想，如果你把生命用于复仇，那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戴蒙说，“看看亚布拉罕·林肯，看看纳尔逊·曼德拉，在监狱里待了20多年后他还保持了当年的信念和高尚。看他们的经历，你就知道不必太在意自己。”
美一银行虽贵为全美第六大银行控股公司，其总资产已达2900亿，但随着众多对手通过并购强壮自己，戴蒙要想真正点亮自己的业界声名，必须再做打算。
戴蒙的野心不止于此，他在寻找重新返回华尔街顶峰的机会。
此时，与他同样一筹莫展的还有摩根大通银行的哈利森。
这位迈克尔·乔丹的师兄、身高1米92的前北卡罗来纳大学篮球前锋曾以扣篮闻名，却不善于风险的投篮。
此时的摩根大通厄运不断：其风险投资损失惨重，不良贷款数量巨大，与安然公司的关系也被深入调查。
更为糟糕的是，摩根大通因缺乏人才倍受嘲笑：60多岁的哈利森甚至推选不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
哈利森和戴蒙清楚知道对方那里有自己最需要的东西。
两人在随后的几年中几乎每个季度都会找机会共进午餐。
2003年11月他们的交流方取得实质性进展。
突然间，他们不再共同在公众前露面，而开始在距摩根大通总部不远处的沃尔多夫大厦的房间内低调会晤。
在沃尔夫大厦的房间内，两人商定，哈利森于2006年将其位置让给迪蒙，自己只留任董事长职务。
知情者称，戴蒙本希望立即接任CEO，但最终同意将这一变动留到两年之后。
随后，摩根大通银行宣布与美一银行合并，一举打造出全球仅次于花旗集团的第二大银行。
这笔交易被分析界一致看好：并非因为合并本身前景大好，而仅是因为主导合并的人是戴蒙。
此时的戴蒙已经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莽撞天才了，经过了商海沉浮的诡谲，他明白，要开创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平台，而随后的变化证明了摩根大通选择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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