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段永基筹建合资公司

再次见到四通领导人，他给了三项工作让我选择：

第一项工作是去主持从计算中心承包过来的鹭岛公司。理由是我从计算中心来，熟悉情况，容易协调。

我不由地想起，几天前兼任鹭岛公司总经理的副总裁崔铭山曾找我谈过话，让我接替当时主持鹭岛工作的许昌平（当时鹭岛公司的副总经理，后来担任四通总裁）。我与他们不熟，贸然邀请，不知就里，婉言谢绝。显然在加入四通之前，关于如何安排我的工作在高层之间曾有过一些讨论。

我不去鹭岛公司更主要的原因是，在技术条件处任职时，和四通最初打交道正是从鹭岛公司开始的。大概是1985年，四通承包了经营困难的计算中心劳动服务公司（承包后更名为鹭岛公司），他们租用的房子和用的水电正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也许是因为资金紧张，也许是依仗着“有恩”于计算中心的优势心理，他们的水电费和房租拖延数月不交。几次交涉无果之后，我决定给予最后通牒：三天内再不交费就停电、停水、封门！这一手段果然奏效，鹭岛公司屈服了。

曾经与鹭岛公司的过节，让我心里不那么踏实。另外，自己的辞职一定会招致计算中心许多人的不解，有的人甚至可能把我看作叛徒。若再代表鹭岛公司回去和计算中心打交道，恰恰是最不合适的，我的自尊心也不容许。

第二项工作是到当时四通内部办得最好的电脑公司，协助从科学院计算所下海、专家出身的王玉钤做管理工作。我的感觉是，一项工作人家已经搞得很好，对我便不具有什么挑战性。另外，那时的电脑公司是纯粹卖东西、做商人，“无商不奸”的传统认识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一时还难以接受做这样的工作，因此也拒绝了。

第三项工作，就是参加由段永基牵头的中日合资企业筹备小组。我下了那么大决心离开计算中心进入四通，起因就是听陈永长说了四通要办合资公司的事。另外，我对新事物总是抱有更多的兴趣，合资企业还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因此这一提议正中下怀。

我当即表态：“那就合资公司吧，那里也许能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

刚进入四通，我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参加四通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合资公司筹备小组的工作，接受段永基的领导。

到四通正式报到的日期是1987年3月4日，接待我的是四通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李玉。还有一个人当时也在场——某化工研究院的原党委书记叶延红，她也毕业于清华大学，那时她来四通不久，正在接手人力资源部的工作。

报到后，知道陈永长也是合资公司筹备组的。他把我领到马路对面一栋三层楼房的二楼，一间乱糟糟的办公室里，介绍我认识一个叫张扬的年轻人。并告诉我，这里就是合资公司筹备组，他、我、张扬在此办公。然后，就把我放在那里忙自己的去了。没有指定的办公桌，也没给任何办公用具，也没有谁安排我的工作。后来我明白，对于我的工作，陈永长和张扬都没有权力安排，能够安排我工作的只有段永基。而那个段永基，报到后一直没见到他的影子。我隐约知道，万润南和段永基正忙着与日本人谈判，顾不上安排我。

一切和我想象的差远了，心里有点发凉。我不由地怀疑起来：这地方行吗？

大约三天后，一个中等身材，穿着浅黄色羽绒棉袄，长长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的人来到筹备组的办公室。他主动走到我面前说：“你就是李玉琢？我是老段。听永长说，崔铭山还动员你去鹭岛？去那里做什么？过几天我们几个去日本，你留在家里。公司注册、税务登记以及装电话的事，你去跑一下。有关文件资料找李玉要，之前她在跑这些事。生产前期的一些工作你也考虑一下，有关情况张扬会向你介绍。”不由分说，一堆工作就压给我，也不管我听没听明白，是否可以接受。

不管怎样总算有了工作了，但说实话，这都是我不熟悉更未做过的工作。但刚到四通，怎么好说自己不懂，或者不做？强烈的自尊让我只能瘦驴拉硬屎，硬着头皮去干。不过，段永基的干练，逻辑清晰，让我有了第一印象。

1987年3月18日，合资公司筹备组正式成立，段永基为组长，成员包括陈永长、李玉、张扬和我，一共五个人。不久，段永基带着筹备组其他人都去日本考察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负责办理老段交代的那一堆工作。

办理合资公司的有关手续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困难的跨越，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开始，我甚至连工商局、税务局的门都找不到，于是乎就不断打听，坐公交汽车在北京城里转来转去，一天天人困马乏，汗流浃背。段永基他们从日本考察回来，听了我的情况汇报，不但没有表扬我的辛劳，反而批评我没有效率。他责问我出去办事为什么不打出租车？我心说，出租车得多少钱啊？（此前我从未坐过一次出租车）我为公司省钱还不对？当时一肚子委屈。后来我明白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效率就是金钱。

还有一件事，合资公司要装两部电话，申请快两个月了，公司要开张了，电话还没有着落。人家说，到北坞村没有电话线。这可急死人了。有人指点我要送点礼给电话局装电话的班长，于是我就花了30元钱买了两瓶古井贡酒，可是一直到电话开通了，这两瓶酒也没有送出去。对于我来说，送礼、说好话、求人，这都是很为难的事。

这样的一些事情，尽管我也知道该做，但真的让我去做，我又做不来。下海初期的我，虽然人已下海，但我的头脑、意识基本还停留在原来的状态。

正式介入筹备工作之后，我才了解到四通成立合资公司的真正原因。

原来，四通成立之初主要业务是贸易，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由于四通开发了汉字驱动软件，价格比官方进口的同类产品便宜一半以上，因此第一年就取得了900万元的销售收入——这是四通掘到的“第一桶金”。

四通的真正起飞是从四通MS-2400打字机问世开始的。

四通电子打字机又叫中文文字处理机，它既有打印机的功能，又有电脑的输入、显示、编辑功能。当时我国还没有能力自己生产电脑和打印机，都是购买进口的国外产品。由于关税过高，80年代中，一台普通电脑售价通常高达三四万元人民币，四通电子打字机将电脑和打印机的功能融为一体，售价却只有两件设备价格的五分之一左右，自然受到市场的追捧。过去的中文打字是机械式的，将经常用的铅模汉字装在一个平面字盘里，然后靠榔头样的字锤将铅字选出敲打到复印纸或蜡纸上，这样的打字不仅速度极慢，而且只有一种字形，打错了修改也困难。而四通的电子打字机是电脑排版，字形和大小都可以随意选择，修改不留痕迹，它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机械式打字机的颠覆和革命。

1984年四通刚刚创立不久，冶金部自动化所的王缉志（毕业于北京大学，来自冶金部自动化院，著名学者王力之子）创业无门，经王安时（四通创业者之一，来自科学院自动化所）介绍加入四通，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为解决开发资金，四通通过三井北京事务所找到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对方答应投入100万美元。开发小组由四个人组成：王玉钤负责打印驱动软件，孙强负责显示驱动软件，王缉志总体设计，并负责文字处理软件和拼音输入法的开发。大家的助手是张月明。开发历时八个月，于1986年5月四通成立两周年庆典上正式推出MS-2400中文电子打字机。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

MS-2400型电子打字机产量很少，它的价格定在7600元左右。产品刚推出时，鲜有人问津。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机械式的铅字键盘打字机1000多块钱可以买下来。对比之下，MS-2400电子打字机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加上人们对它的功能也不熟悉，因此推广起来很难。没有办法，四通只好走街串巷、沿街叫卖。

总有人吃第一口螃蟹，市场逐渐接受了它。一件新事物一旦取代旧事物就有一种不可遏止之势。那个时候同类产品实在是太缺乏了，一年左右居然卖出了7000多台。

这样的势头大大地鼓舞了四通人的信心，于是开始考虑规模化生产并扩大市场的问题。同时也想到在规模化生产之前，将MS-2400电子打字机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比如铁机壳要开磨具变成注塑机壳；字库要大一些，字形要丰富一些，仿宋、宋、楷、隶、黑体皆有；屏幕也加宽了，由显示2行变10行。经过上述改进之后，四通推出了后来风靡全国的MS-2401型中文电子打字机。

成立合资公司的目的，不仅满足规模生产的需要，还要把这种打字机的生产从日本转移到国内，通过不断国产化扩大利润空间。虽然还有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的意思，但背后更为实质的用意，也许是：掌握产品主动权就等于掌握了公司的命运。

合资公司全名是“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英文缩写为SOTEC，或索泰克），总投资400万美元。日本三井物产占25％的股份，以现金100万美元投入。四通以厂房和地皮作价100万美元，四通技术作价100万美元，实际现金投入和日本人一样，也是100万美元，四通总共占有75％的股份。筹备组成立当月就签订了合资协议，厂址选在北京西北郊玉泉山下北坞村一个不到10亩地的农家院里。

值得一提的是，四通的技术作价100万美元入股，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先例。四通领导人一直为此得意，至少在两个场合提到这件事：谁说中国人就没有技术？谁说中国人的技术就不值钱？我们四通做到了。

随着合资公司注册及各种手续的完成，公司的领导班子也组成了。总经理是段永基，副总经理两位都是日方派遣的：一位是三井物产物资二部的中入纯，还有一位是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的郗建民（他后来也加入四通并担任负责打字机销售的副总裁）。合资公司的总工程师是王缉志。

其他部门设置及干部任命如下：贸易部长是陈永长（主要负责打字机零部件的订货计划与进口业务），生产部长由我担任，张扬为副部长，财务部长是张延（几个月后张延调四通集团财务，王晓璐接替），李玉筹备完合资公司后离开，调来一个叫沈希红的女同志负责人事部和总经理办公室工作，刘德麟（毕业于清华大学）负责行政后勤。这些合资公司的早期创业者后来大都成为四通集团的重要骨干，不单出了一位总裁（1992年段永基任四通总裁），副总裁就出了五个（王缉志、郗建民、陈永长、李玉琢、张延）。

作为合资企业的生产部长，我当时哪里懂得生产管理？完全靠一股热情、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事无巨细，都当做自己的事来办。

对于市场经济，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搞电子打字机的生产组织管理更是无从说起。一切都必须从头学、从头干，像一个幼稚的小学生一样。

工作实践是最好的课堂，具体、琐碎、艰辛。改造车间，拆房子架梁，我都要反复掂量，亲自比划，唯恐将来出现安全上的问题。生产线、老化车间、工艺布局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合资厂的规章制度也是一点一滴摸索出来的，办法就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就规定一条。记得有一个员工工间休息时坐到打字机的包装箱上，我一看这怎么行，便当即罚他5元钱。他说没有规定，我说你这一百多斤坐到箱子上，想没想到会把产品弄坏了？罚5元钱是少的。之后就有了这条规定。很多规章制度就是这样一条条建立起来的，管理经验也是在这样的具体实践中积累起来的。

从中关村一个破产的工厂接收了三十几个工人，稍加培训就上岗工作了。最初的生产基本是散件组装（主要部件从日本进口，称为SKD），相对比较简单。但测试却很严格，丝毫不敢马虎。四通的中文电子打字机最早的生产，就这样在我一个白丁的手里摸索着展开了。

从人生的整个历程看，在四通这样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公司内，我选择了打字机研发制造这样的工作，是最符合我性格特点的。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打字机后来会在四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没有想到四通和四通打字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意义和影响。

北坞村是北京西北郊的一个农村，属于四季青乡。最初借给四通两万元钱起家的四季青乡的乡长李文元，将北坞村“农业学大寨”时建造的、荒废好几年的一个十亩地的院落推荐给四通。此处西临西郊机场，东临颐和园，玉泉山也在附近。院落的围墙外三面被农民的房子包围着。院内有四幢二层的小楼，中间一个大食堂。合资公司将南边两栋小楼一个做了办公室，一个做了开发部，北边的两栋全部改做员工宿舍。生产车间、库房、老化间等就安排在大食堂内。

我带着三十几名工人最初进驻这个院落时，一派荒凉，茅草丛生，砖石遍地。将这里收拾出来几乎用了一周的时间。没有水喝，吃饭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与任何创业初期一样，条件是艰苦的。但我也知道这样的艰苦正是锻炼队伍的机会。

生产线还没有装起来，车间装修也没有完成，第一批零部件已经从日本运来了。怎么办？我们在中关村找到一个放暑假的学校，租了一间教室进行组装生产。我跟工人们一块儿干，从车上卸下零部件，装成整机后通电测试各种功能没问题，就装箱发出去（那时没有老化条件）。每天一百多台，尽管很累，但大家都很有干劲，对企业的信心也逐渐建立起来。只要有事干，有东西可卖，企业就有前途。当时的想法就这样简单。

同世上其他的事情一样，不经过点儿磨难似乎就不正常。生产线刚运行一个月的时候，出事了，工人们罢工了。原来，第一次发工资后不久，四通在友谊宾馆举行了一次文化晚会。所有的四通人不管哪个公司哪个部门的都在一起联欢。相互间一沟通，合资公司的工人听说四通老员工的工资已经达到了每月300多块钱，而自己才不过80—150元，心里顿时不平衡起来。

第二天上班不久，有人慌慌张张向我报告，车间停产了，工人们拒绝工作。问为什么？说工资太低了，活太累了，要么增加工资，要么增加人，不然就不干了。过去只听说工人对付资本家才闹罢工，现在居然轮到了自己头上，真是万万没想到！

我跑到车间，苦口婆心跟大家讲：公司刚成立，什么利润都没有，给你们发的工资已经比原来的工资翻了一倍（他们在原企业的工资是每月40—80元之间）。四通其他公司和部门的人都已经在公司干了两三年了，而且是做开发的，做销售的，工作性质不同，大家不应该盲目攀比。两三年后公司效益好了，你们也会拿到他们那样的工资。

以我当过老师、当过处长的说服水平，苦口婆心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能说服工人们。他们坐在生产线旁，一言不发。凝重的空气中弥漫着对抗的情绪。此时没有人可以商量，也没有人替我撑腰，我不可能此时抽身出去，请示什么人。即使请示了，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也不一定有办法。我必须代表合资公司独立解决问题，任何的含糊、退让和软弱，都只能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于是，我向工人们摊牌：“你们不做声，就是没有听进我讲的道理。那就不再讲了。你们无疑给我摆了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答应你们的条件。我明确地告诉你们，这是不可能的。公司不可能在目前还没有任何盈利的情况下随便涨工资和增加人，这不符合道理。对于你们的工作量，我计算过，一天组装100台，每小时不过12台，每5分钟一台，这样的劳动量没有加人的必要。如果加人，我们的劳动效率就太低了，没有盈利的可能。第二条路，是请你们离开，我另请人来做这份工作。现在我郑重地向大家宣布，带头罢工的四个人开除。”

话音刚落，立刻有一些女工号啕大哭，有一个带队到四通的干部站起来，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李工（四通合资公司的干部员工一直这样称呼我），你怎么也不做思想工作？说开除就开除，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吧？”我说：“我讲了一个多小时，难道不是思想工作？你再多说一句话连你也开除。先罚你一百块钱！”

大家都傻了，没想到我这个生产部长如此“蛮横霸道”——不要说开除没人经历过，那时罚款一百元钱，比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这种情况的出现，表面看是利益问题、工作量的问题，实际上是企业机制的转变与人们旧有观念的冲突问题。

人们在国营体制下呆惯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的工资都差不多，从不知道工资待遇要从劳动创造的价值中来。他们曾经呆过的就是一家差点垮台的企业，若继续纵容这种意识，大锅饭的一套恶习就会败坏到合资企业中来。这是绝不可以的。仍然用过去的一套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来要挟改革开放后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自然要起冲突。这是我加入四通后，第一次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但是我知道，如果不这样处理，以后没法管理。

沉默了一会儿，带头罢工的四个人中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李工，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工作的机会。”我当即表态：“好，给你机会，留下好好干。其他三个人到人事部、财务部办理离职手续。”

一次突如其来的罢工，就这样在一个多小时内摆平了。从此以后，合资公司生产部的工作顺利进入轨道。

作为管理者无论如何善良，在管理上你必须将善良压在心底深处，不可以乱施仁慈。树立明确的章法概念至关重要。

四通有一个规定，我觉得非常有用，并一直坚持：任何人不得打听别人的工资，凡因知道或泄露工资而引起不满的，扣罚一级工资。这一规定对任何人都是有益的，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心理失衡。这次罢工正是在这一环节出了问题。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永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临危不乱，有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并对自己的行为敢于负责。事情临头方寸大乱，畏首畏尾，一辈子不会有作为。但对我这个生产部长的考验并没有结束。

合资公司成立不久，引荐我进入四通、担任合资公司贸易部部长的陈永长找我，希望能安排他的小舅子到车间工作。我的要求是，不要干涉我对他小舅子的管理，陈永长同意。

几个月后，他的小舅子由于表现不佳，不服管教，我让其回家反省。陈永长来找我，希望再给个机会。我说，可以给机会，但必须先到车间打扫一周的卫生，表现好了，可以恢复原来的工作。陈永长大为不满，找总经理段永基告状，说我不给他面子，他的面子只值一把扫帚钱。当时的段永基头脑很清醒，当即表态：“李玉琢做得对。”

后来还发生过夜间值班人员喝酒，向围墙外的农民院里扔酒瓶的情况。接到农民的告状，我毫不犹豫地将肇事者开除。而这个肇事者恰恰是计算中心党委书记的儿子。当初党委书记来找我，希望给他儿子安排工作，我接受了人家，今天又亲手把他开除，其“冷酷无情”连我自己都想不到。

为了生产安全的考虑，同时也讨厌年轻人到处叼着烟卷的样子，我颁布了一条禁烟的规定：生产系统的吸烟人员凡在公司上班期间做到不吸烟的，每月奖励20元（当时相当于三级工资）；凡加入此活动享受此待遇而违反者，罚款40元。有一天工间休息，我无意间溜达到车间库房后，发现三四个工人在此喷云吐雾。我毫不客气，记下他们的名字将罚款条交到财务部。此规定施行后杜绝了人们在公司范围吸烟的现象。20元对当时的人们还是有吸引力的。

经历过这些事情，很多干部员工当面称呼我“李工”，但背地里也有人叫我“大灰狼”的。我听了后一笑置之。

几个月后，副部长张扬据说因为与张月明发生冲突辞职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当时张月明已经从开发部调到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段永基的秘书。即使如此，为何非要辞职不可，我不得而知。好在后来陆续引进丛敏、马云生、冯怡然、范伟强等一批有一定技术背景又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干部，分别担负起生产技术、生产装备、计划采购、生产管理等工作，生产部的实力大增。

后来我发现在生产调度会议上，不同部门的干部常常发生没有必要的争论，便将生产部的中层干部实行换位轮岗，有意培养干部的业务综合能力和对其他工作的理解。一开始遭到个别抵触，认为我是瞎折腾；时间长了，干部们逐渐体会到换岗的益处，又开始对我说：李工，看来你是对的。

刚组建生产部时，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幸运的是，我有三个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副部长张扬（主管计划调度），一个是车间主任于心平，一个是质管部长郭春伟。为了让生产系统尽快地运转起来，大家非常配合，也非常卖力，从不讲任何代价，总是积极主动带头去做事情。任何地方只要干部们以身作则，那里的工作氛围，那里的凝聚力，那里的工作干劲一定活力洋溢。

说实话，不要说办企业大家是第一次，搞生产也没有几个懂的。我们真的是摸索着前进，包括制定各项制度、安排生产计划、购买生产设备、调度人力资源、协调各部门关系，大家都是主动工作，从不等待谁来安排。

在合资企业当生产部长最爽之处是我的任何想法都能够得到推行。

我们几个人常常一起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如何理顺生产流程，如何规划生产布局，如何调动大家的工作热情。我们总是不满足，总是想办法，希望做得好些再好些，有一种无形的动力、强烈的进取精神。我的管理理念、我的创新思维、我的坦率性格以及实打实的工作作风，在合资企业有了用武之地。工作的激情像会传染一样，感染着每一个人，大家每天都干劲十足。

记得在四通工作的头半年，下班回家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妻说，你像打了鸡血，比在计算中心时更加卖力了。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人。

在已经形成的氛围中，大多数人会不由自主地前进。四通在其短短的两三年内，对内对外都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除了社会刚刚开放带给人们的创业冲动之外，不能不说还有四通自己独特的环境氛围对人们的影响。

当然，一个部门搞得如何也与具体管理者的热情、能力、方法关系甚大。

四通头一个月发工资是打在存折里，对我这个从工资表上领惯了工资的人来说，这是一件新鲜事。回家翻开存折一看是250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很高的收入，足以让两口子一夜难眠。我当处长时，加上独生子女费及粮油补贴不过143元；我们计算中心的主任、国内著名的计算数学权威冯康教授每月也没超过230元。

1987年5月27日合资公司注册完成，公司在海淀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当天，高朋满座。北京市前市长焦若愚，北京市计委、经委、外经委、工商局、税务局、外管局及海淀区各局、委的领导，三井物产董事、物资及纤维总部部长石田邦夫（合资公司董事），三井物产第二物资部长岸田登（合资公司董事），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远藤滋（合资公司董事）等都出席了成立大会。显然，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和三井物产都很重视此事，都派遣了重量级的人物与会，可见四通与三井物产建立的合资公司在当时是多么具有影响力。

当期的《四通人》上还刊发了一篇段永基的署名通讯，标题很长：《中日合资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成立，显示了四通的技术实力和工作效率》。文章说，成立索泰克的项目建议书，从1987年3月24日正式上报北京市计委，到5月27日已领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仅用了两个月零三天，这在北京市的合资企业兴办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三井物产与外国兴办合资企业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北京市的合资企业中，由中方持有技术股份，且技术股份占注册总资本的25％，更是独此一家，首开纪录。

记得四通方面担任合资公司董事的有：万润南（董事长）、段永基（董事）、王安时（董事）、李文俊（董事）。合资公司设七名董事（日方三名），但章程里明确规定，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全体董事同意方可，以此避免四通简单多数说了算、不顾日方意见与利益的情况发生。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人（只占25％的股份）精明的地方。

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在四通的历史上有它独特的地位，它是四通产业化进程的第一步，支撑四通半壁江山达十年之久。

就这样，风风火火、充充实实地干了一年之后，1988年5月，由段永基总经理提名，董事会通过了陈永长和我作为合资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当了副总经理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每年一次或两次列席合资公司的董事会，见识日本企业高层和四通高层的对话与博弈。有时会到日本东京三井物产去开会，可以不断接触和领略日本的社会，包括坐新干线，参观日本企业，逛日本的电子一条街——秋叶原，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进入了一个概念完全不同的大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