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段永基的冲突

在四通的权力斗争中，我基本持十分反感和超然的态度。

“文革”搞了十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结果怎样？还不是国家衰败，人民遭殃？所谓与这个斗那个斗，最后都得到了什么？只是让外人看了笑话而已。办企业更是靠本领吃饭，合则干不合则走，争来斗去做什么？有问题不怕，摆到桌面上来，利用大家的智慧，总有解决的办法。凡是背后的东西，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在四通的大多数时间里，段永基是我的上司，我对他有过坚定的支持。包括在我没有意识到他的错误时的支持（如在郗建民、徐建平等问题上）；后来我逐渐发现，他的一些做法有问题时，我还以助手的身份好心地、直率地提出，甚至与他争论过。我觉得，提醒他、帮助他就是在帮助公司。

在权力斗争面前我可以痛苦地沉默，不发一言（段永基曾说我是“过分爱惜自己羽毛的人”）；而在讨论工作的时候，我一向有话直说，有人也因此称我：李大炮。

我任四通副总裁主持OA本部期间，曾在香山列席过一次四通的董事会。会议临近结束时，段永基问谁还有事，我要求发言。我提出：“有人反映，主持打字机开发的负责人除了不干工作，吃喝玩乐五毒俱全。让他干下去，四通的打字机就完了。建议撤换。”段永基显然认为我不该把这样的问题拿到这个会上来，说：“你这是压制人才，他是博士，不用他我们用谁？”我不识相，反驳道：“他虽然是博士，但什么正事都不干，就等于不是人才。”段永基更火了：“我是总裁，我说了算。”我不识眉眼高低，回道：“作为副总裁，有权提出自己的建议。正因为你是总裁，我才提出来，请你决定。如果我说了算，早就把他撤职了。”满脸不高兴的老段气呼呼的再没说话。一场“争执”当着四通所有高层的面像一阵暴雨一样过去了。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第一次公开的争吵。

合资公司是段永基在四通最重要的资本，一直被他视作自家的后花园。怎么能把打字机的事在董事面前说呢？他认为我把家丑外扬了，所以非常气愤。

这件事情该不该在这个场合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位开发负责人的所作所为不是一天半天，甚至晚上喝酒闹过事，段永基不可能不知道。他如此放任这种人，就是在拿整个四通开玩笑。四通毕竟不是段永基一个人的，如果他是一个一心为公司的人，我的激烈的发言，他理应听得进去。

事后我也曾反思过，这件事个别跟他说，也许效果会好些。但不说是不可能的。那时候到底还年轻，很直，很简单，不怕得罪人。我甚至也想过，如果因此有人整我，这样的公司就不值得待下去。

合资公司建立以来，无论我做生产部长的时候，还是任副总经理之后，由于总经理段永基还要负责集团公司的工作，经常不在，因此合资公司的生产经营调度会始终由我主持。每月一次，成为惯例。有时段永基也参加。

在又一次的经营调度会议上，我刚刚说开会，从OA本部长的位置上下来、刚刚调到合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兼贸易部长的王玉海突然发难：我声明，作为副总经理，我只接受总经理的领导，这样的会议我今后不再参加。

王玉海的这番话，谁也没想到，矛头所向自然是主持会议的我。当时段永基也在会上，我期望此时他能站出来说两句话，或者批评两句王玉海刚来不了解情况，或者干脆说调度会是委托李玉琢主持的，这应当在情理之中。但奇怪的是，王玉海讲话之后，段永基居然一声未吭，其他干部也不知该说什么。

对于王玉海的挑战我还能忍受，但段永基的沉默，无疑等于是对王玉海的默许和纵容。我必须直面回应。

我站起来毫不客气地对王玉海说道：王总，我知道你是副总经理，也知道你该接受总经理的领导。其实在座的各位都是接受总经理领导的。这个调度会，你不要过于敏感，它仅仅是一个工作协调会，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如果参加这个协调会，你觉得就是被谁领导了，你也可以不参加。不过我要告诉你，公司各部门的工作联络、协调就是在这样的会上完成的，你负责的进口工作也不例外。如果因为你不参加会议因而耽误了整个公司的生产经营，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没有人再说话，王玉海也沉默了。王玉海那时候有五十多岁，也算是一个在社会上混过的人，深浅高低不会不知道。他当着段永基和其他干部的面，说那样具有挑衅性的话，在知识分子中是极为少见的。

我的愤怒表面冲着王玉海，实际与段永基的沉默有关。一般人也许就算了，我的个性对此不能接受。任何这种无理挑战我都不会客气。

王玉海那一次为何如此，我一直不大明白。十几年后，有一次在深圳机场碰到王玉海，那时他早已从四通退休，跟我谈起以往，抱歉地说：老李呀，真对不起，我曾经不了解情况误会过你呀。

MS-2401打字机在我的主持下，由买方市场转变成了卖方市场，打字机一时间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

当时我很清楚，能否廉洁地、公正地主持好OA本部打字机的分配与销售工作，关系到打字机市场秩序是否会重新陷入混乱，关系到四通的声誉和企业成败。

工作本身的压力尽管很大，但都不难处理。最难处理的是人情关系。我每天拒绝接听分公司和代理商打来的走后门的电话，回家后拒绝给来访者开门，避免他们给我送礼。这些也还好办。最为难的，也让我最无奈的，是四通高层的干部们，有的是我的同事，有的还是我的领导。他们让老婆和亲戚带条子给我，希望我批几台打字机给他们，我只能说：“对不起，打字机每月的数量是死的，都一台不差地提前分配给分公司、代理商了，一台多余的也没有。”

记得妻的公司也要买一台打字机，我让她到OA的门市去排队，那里每月也有二三十台的零售。两天后她告诉我，你们的人让我到另外的公司去拿机器，这里恐怕有问题吧？一查，果然有专业公司不知从谁的手里拿到配额，居然在中关村倒卖打字机。立即规定，零售打字机也要实行用户登记制度，以堵塞这里的漏洞。

还有一位分公司总经理竟然与OA本部收款人员联手搞虚假开票，被我发现后公开谴责，并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再也不准到OA本部来。

后来我曾跟别人开玩笑：稍一把握不住，中国可能会多一个千万富翁，而四通则可能毁在我手里。

我这样做了一年，四通集团差不多70％的利润都来自打字机。但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对此我并不在乎。

大约是1990年底，有一天段永基打电话跟我说：“李玉琢，有人对你们打字机销售有些反映，要求查查你们的账，你们准备一下。”我听了心里立刻一阵反感：别人有反映是必然的，因为我的岗位很敏感。你老段为什么不能替我顶一顶、做做工作？别人要查账就是对我的不信任。

我当即在电话里说了下面一番话：“老段，很高兴有人来查账。不查账，还真不知道我李玉琢做了些什么？但有一句话我先撂在这里，查账结束的时候，就是我辞职的日子。无论有问题没问题，我都不再干了。”来人查了大约一个星期左右，怎么查的我不知道，也从不过问。不久段永基给我来电话，说：“李玉琢，没事了，你们做得不错。”——这是肯定的，我对此十分自信。

我对段永基说：“段总，我已经跟您说了，查账结束之日，就是我的辞职之时。请立即安排人接替我。我为公司利益得罪了一年的人，现在该轮到别人了。”我言出必践，不顾段永基的再三挽留，毅然挂冠而去。

在即将离开OA本部的时候，我再一次带领几位主要干部到樱桃沟五位因公殉职的同志墓前，献了鲜花，并默默地站立致敬。我在心里告慰他们：这一年，在你们的神佑下，我们不仅把市场打开了，做大了，还做成了百年难遇的卖方市场，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流血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