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段永基

时间到了1994年，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中国的IT业和通信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整个业界开始重新“洗牌”。

1994年3月19日，杨元庆出任联想微机事业部总经理，年销售量达到4.5万台。联想开始进入电脑业前三名。同年，柳传志又把郭为派到广东惠州联想集团新建的生产基地锻炼，联想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崛起。

同年，华为大面积进入农村市场，当年销售额达9个多亿，人数从不足200人增加到七八百人，逐渐在通信业崭露头角。

而1994年的四通，主要利润来源的打字机开始淡出市场，同时多元化和盲目投资、担保使公司深陷泥淖，于是转头把产品开发重点放在了税控机和商业收款机上。但此时已是夕阳西下。

这一年初，我被调回北京四通总部，担任金商本部部长，主持商业收款机的销售和税控机的市场开拓，同时仍然担任深通公司总经理。

直到此时，我仍然希望四通能有所突破，便再一次向段永基提出进入电脑领域的建议，但此时的段永基已经听不进去我的任何进言了。

1993年12月的时候，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志东（一个程序员出身的年轻人，曾经在北大方正参与过王选的科研项目）找到了段永基，希望四通投资他正在研制的新一代RichWin中文平台软件。段永基一下子投资了500万港币。应该说这是四通在香港上市后的所有投资中，唯一正确的、前沿的一次投资。新成立的四通利方公司抓住了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机会，就像当初四通抓住了打字机一样，先是并购了北美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网（1998年10月），很快推出中文门户网站“新浪网”（同年12月），并于2000年4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大门户网站。

和四通早期的创业者不同，王志东属于中关村的第二代，他们对利益的要求是明确的，对企业经营中的权利和制度问题认识是十分前卫的。王志东等创业者向投资方四通集团提出了四点要求：首先，对新成立公司的投资力度要大，以保证公司起步时在资金上有一定的实力；其次，只做高新技术（后来这一定义又被慢慢缩小，从只做软件一直到只做中文软件），除此之外的一律不做；第三，管理上要独立，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由懂得这一行业的人来运作企业，公司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管理权，采用总经理负责制，由总经理通过董事会向所有股东负责；最后，新公司在分配体制方面应有所突破，投资方应给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定的股权。

为了吸引王志东等人加盟，四通集团的领导层慨然应诺。但是，年轻的王志东们并不了解四通和它的领导人，他们懂技术，也比王缉志更懂经营管理，但是他们不懂权力斗争。2002年6月，王志东被挤出了新浪网。

1994年，我在商业收款机方面虽有一定收获，但在税控机方面却步履维艰，内部协调十分困难。当我向段提出，将收款机、税控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归到一个系统，以加强统一领导的时候，段永基想了想后只同意我来做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组组长，对此我十分郁闷。

1994年下半年到1995年上半年，税控机市场打不开，商业收款机市场做不大，四通前景日益暗淡，我的进言无人听，那是我在四通最为苦闷的一年。

1995年5月2日，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在家陪陪老婆。没成想段永基临时召集总裁办公会议，地点在四通自建的海南饭店。

会议从当天下午两点半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3点。主题是讨论和研究四通投资中、管理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这是一次冗长且令人伤感的会议。会议由段永基主持，集团职能部门部长以上的干部都来了。

段永基在会上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几乎无解：老沈及集团财务公司连带担保产生的债务问题；储忠代表四通投资房地产留下的债务和砸在手里的土地、房产问题；集团投资医药行业的失败如何善后的问题；四通参与发起的对民生银行的投资此时投不投的问题。当初决定做这些事项的时候，没有让大家参与讨论过，现在出事了，做不下去了，让大家来讨论，来出主意，自然是一肚子不满，一肚子怨气。会议讨论中，有人难免将矛头指向了段永基，怪他决策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等等，这让段永基很不高兴。

时间已到后半夜，人困马乏，大家无计可施。副总裁郑洪如发言时，段永基火了：“老郑你是农民意识，你有什么权力指责我？我是总裁，对外投资我有权力决定。我也是研究生毕业，凭什么贬低我的智商？”明明是自己把公司拖进这样的难解境地，不仅没有半点检讨，反而指责别人批评错了。此后没有人再发言讨不自在。

闷了好一会儿，段永基问大家还有没有要发言的，意思要散会了。这个时候，我忍不住了，这是我在四通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发言。

我站起来大声说道：“今天是5月2日，是大家的放假时间，开了12个多小时的会议，仍然没有结果。今天讨论的问题，有哪个是我们下面人造成的？没有一个。讨论了这么长时间，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你老段和个别人造成的，你们决定这些问题时跟大家商量过吗？没有过。现在出事了，会议上你们却没有人做一句的检讨，主动承担半点责任。你们造成的问题，却要我们帮助解决。今天大家正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参加会议的，不管说得对与错，你们都应该虚心听取，可是，开到最后，你却把每一个发言的人都申斥一遍。难道你们做错的事反而成了我们的责任了吗？”

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既然你自己说，你的智商比大家高，我们都是农民，我建议以后这种会不要再开了，你老段一个人做决定自己擦屁股就行了，用不着让我们陪绑，弄得大家都很难受。今后我也不准备参加这类的总裁办公会议了。”

在座所有的人都呆了，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一番决绝的话来。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说到这个份儿上。说完这些郁积已久的话，我知道自己在四通日子已经不多了。

这次会议之后，我知道四通气数已尽，继续干下去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就开始琢磨着找一份新的工作。妻得知开会的情况，也劝我：在四通不干就不干吧，这样郁闷下去你会得病的。

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让我不快，有人偷偷告诉我，一位在我手下工作多年的深通副总经理，也许嗅到点什么气味，或是受到什么人的指使，正在深通收集材料准备整我。得知此事更觉得四通不值得待下去了。正好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国展中心有一个大型的人才招聘会，我就跟妻说：“明天星期天，咱们叫上司机，一块到人才市场看看去吧。”

堂堂四通的副总裁主动把自己放到人才市场上，这在四通的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

我们一块来到国展，从上午9点一直看到11点，没发现什么合适的单位和工作。妻不断向我推荐银行、房地产，包括联想等高薪职位，我都摇头，那都不是我心仪和可以一展身手的地方。我对爱人说：算了，看来找个合适的工作还不太容易。

就在这时，我们走到了展台的最后一排几乎是最后一个摊位，我看到深圳华为公司在招聘高层管理者。我对妻说：“这个可以考虑，要张表填一下吧。”妻问：“一上午没看中一个，为什么要填这个？”我说：“两年前，他们曾经到深通加工过电路板，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通信企业。”

我当时的判断是：地处深圳的公司，为什么还要到北京来招人呢？肯定是他们发展太快的缘故。一个发展很快的企业，做的是方兴未艾的通信产业，需要的又是高层管理者，与我的职业追求相符，这个企业值得考虑。

填表时我就写了“某公司副总裁”，没好意思写四通。说实话，有点怕被人知道而又走不成会丢脸。填完表之后，我就飞回深圳，因为5月10日深通要在日本东京开董事会，作为深通的董事、总经理，我需要准备在董事会上的报告材料。

回到深圳一边写报告一边等消息，华为方面居然毫无动静。去日本的日子已经很近了。我是个急性子，觉得有必要实地考察一下华为，将来如果真的去了，不至于稀里糊涂。另外也想验证一下我应聘时的判断是不是正确。

后来有人问我：“联想不是很好吗？当时为何没有考虑？”

联想一直与四通毗邻而居，离我在科学院的宿舍楼也很近。在中关村“两通（四通、信通）两海（科海、京海）”如日中天时，联想还排不上号。

联想后来的成功，得益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领导班子的相对稳定，二是产品方向的基本稳定。他们没有像四通那样连绵不断的权力斗争，瞎折腾，乱折腾；也没有像四通后来那样乱了方寸，什么都做。

天下事，一心一意，踏踏实实，才能做出名堂来。

但联想的波澜不惊，以及他们在电脑领域以市场营销为主业的经营模式，对我的好奇心和好胜心都缺乏刺激和挑战，因此我宁可选择远在深圳的华为，选择完全不懂的通信领域，也没有动过去近在旁边的联想的念头。

一天下班之后，我在宿舍里面给华为总裁办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秘书。我说找任总。她问我是谁，有什么事？我说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有事希望面谈。秘书推说任总很忙，然后把电话挂了。我心想：堂堂四通副总裁居然遭到如此冷遇，任总也太狂了吧。憋了15分钟，又打电话过去，直接说：“请你转告任总，四通集团副总裁李玉琢求见。”她说你再说一遍，我又重复了一遍，然后就放了电话。过了一会，一个电话打过来，那个秘书的口气变了许多，说：“任总说明天上午8点在深意大厦五楼见您。”

那时四通很有名，华为还没什么名气。进入华为后，有人告诉我，任总当时以为我是去谈四通与华为业务上合作的事。

第二天，我直接去了任正非在深意大厦的五楼办公室。任正非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米八左右，五十多岁，高大魁梧，满脸皱纹，络腮胡子，有些老相，但很威严。说话的口音听不出是哪里人。

我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是四通副总裁，在深通公司担任总经理，你们曾在我那儿焊接过电路板。听说你们是做通信的，想过来看看。”任正非很热情，也许是第一次见四通的副总裁，向我好好介绍了一番华为的情况，也向我大致询问了四通的情况。当时作陪的是个子不高的华为副总裁郭平。

之后，我问能不能看看他们的企业。他立即安排郭平陪我到新能源大厦的研发中心参观。在新能源大厦四层的整个一层楼里，大概有两三百个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每人面前一台计算机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我也算出过国、见过世面的人，这种壮大的开发场面还是令我非常震惊。当时四通虽然比华为名气大，但是全部的开发人员加起来也不过才百八十人。看着这么壮大的一支开发队伍，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的工作秩序井然，员工的工作状态很好；进一步的判断是，这个企业的后发力不可低估。

然后，郭平又带我去深圳二道关外的西乡生产基地看。当时的西乡很落后，一栋六层大厂房，每层的面积至少有3000平方米，生产饱满，物料、生产设备、半成品、产成品摆得满满的。我是四通合资公司生产部长出身，看得出他们做的通信设备工艺很像样子。这样大的生产规模，给人的印象也比较深。

回来的路上，我内心已经对华为产生了好感，琢磨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顺理成章地表示到这里工作的愿望，毕竟见任正非的时候只说来看看，并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

中午，郭平请我在南海酒店吃饭。席间，郭平除了继续问我一些四通的情况，也向我介绍了华为的情况，通信领域的“七国八制”，华为提倡的“员工持股”“钉子的压强原理”“垫子文化”“不让雷锋吃亏”等，都是第一次从他的嘴里听到，华为提倡的这样一些东西深深地吸引我——到华为的决心下了。我也谈了对华为的初步印象，然后试探性地问道：“郭总，北京的招聘会上，我到过你们的招聘展台，还曾填过一张表。不知你们收到没有？”郭平表示没有看到过。我接着说道：“如果我到华为来，不知你们是否需要？”郭平沉吟了一下，然后说：“你是四通的高级干部，你的事儿得由任总来决定。”

下午，郭平打电话给我，说已经把我的话当面转告任总。还说任总请我五点半在南山区政府大楼附近的新桃园饭店一起吃晚饭。记得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人作陪。我对任正非说：“上午看过华为的一些地方，也听过您和郭平对公司的一些介绍，感觉华为挺有追求的，通信这个行业也很有前途。我在四通干了八年，想换个环境，希望能到您这里做点什么。”

任正非表示欢迎的同时，还说：几天后我们在北京的香山饭店开会，那时我们再见一面。我事后判断，他对一个四通的副总裁突然要求加入华为，也许已经想好了如何安排，但还需要时间进行一些调查。这次吃饭，也是一次当面对我的考察，以他的眼光看看我这个人怎么样。

几天后，在香山饭店见面，任正非正式邀请：我们有一个做通信电源的子公司，叫莫贝克，是与一些省市的电信管理局合资办的。准备安排你把它管起来，不知你是否接受？

我并不知道莫贝克该接不该接，但既然华为愿意接受我，我离开四通的去处就有了着落。此时我反倒不急了，对任正非说：5月10日，我要到日本开几天董事会，15日回国。回国后，我才能到华为报到。任正非说：没问题。

我把将要离开四通的决定只告诉了一个人——忘年交华贻芳先生。他当时是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秘书长，办公地点在魏公村一带，离四通很近，我虽与他交往不多，却神交已久。他对民办、民营、民有企业的奔走推动和深入的理论探索令人尊敬。包括后来办《泰山通讯》，一直到70岁高龄仍保持一种昂扬的斗志和少有的激情。我佩服他的人品、能力和水平，更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我认为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可以商量。

华老听到我的决定后，对我离开四通加盟华为表示认可。他告诉我，在他心里最满意的人是万润南。万走之后他对四通并不看好。

5月10日，我们到日本东京开深通公司一年一度的董事会。在出发去日本之前，段永基曾跟我说：“老李，这次会上你把深通公司的总经理一职辞了吧，让范为强去当。你回总部专心把集团这边的事情做好。”

我立即提出：“这次不仅把深通的总经理辞了，希望把我在四通所有的职位都辞了。”

老段当时一定以为我只是一时的气话，忙说：“你把深通的总经理辞了就行了，省得北京深圳来回跑，其他职务保留。”

董事会会议的主要议程结束后，其他人离开会议室去休息，我和日方董事中入纯共同整理董事会决议。近八年来，南北索泰克和深通的每一次董事会的决议都由我俩起草。中入纯是日方董事、副总经理，我们合作了八年，从他的身上我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如他的敬业，他对业务的精通，他高超的谈判能力，他对中国国情、人情的深刻理解等。我们也有过无数次斗争、争论，但我们一直合作得很成功。

当天分手时我对中入纯说：“中入先生，这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也是最后一次由我们俩整理了。”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这次会议之后，我将离开四通。”

“啊！李先生，这么大的事情你真的想好了吗？”中入纯非常惊讶。

我说：“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在四通我该干的事都已经干了，该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我已经尽到力量了，没什么再留恋的了。”

晚上，中入纯先生和他们的部长中村先生一起请我吃河豚。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河豚。席间，他们继续说服我：“李先生，我们合作了八年，与打字机相关的工作一直是与你打交道，相互之间已经很熟悉了，合作得很愉快，因此离开四通的事希望你三思。”当我表示回头已不可能时，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个想不到的建议：“如果李先生非要离开，我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希望李先生考虑：由三井出资500万美元在中国办一个企业，由李先生担任总经理，不知李先生愿不愿意考虑？”他们的提议出乎我的意料，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中村部长要亲自请我吃饭，还吃这么贵的河豚。我是这样回答的：“给我这样的安排，非常的隆重，让我不知该怎样感谢日本朋友的好意。但是在来日本开会之前，我已经答应了别人的邀请，我不想食言。希望各位理解。”

中入问：“李先生能透露做什么去吗？”我说：“非常遗憾，暂时还不能，但肯定不在北京。”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去华为，他们看说服无效，便再次表示了他们的遗憾。

开完董事会，老段问我怎么回国，我说从香港走，回深通交代一下。此时我仍然没有把离开四通的打算当面跟他说，这样的事也许在电话里说更好一些。

从日本回到深圳，向新任的深通总经理范为强移交完工作、并将办公室里宿舍里自己的东西收拾之后，5月18日我到华为人事部门报到，并再次面见任正非确认和了解即将接手的子公司莫贝克的情况。

5月20日，老段打来电话：“李玉琢，你还在深圳啊？赶紧回来，有事情要商量。”

我说：“老段，我正要找你辞职。我不干了。”

段永基显然没有想到，在电话那一端沉默了好几秒钟。已经在四通工作了八年，已经接近50岁，曾经在演讲中声称“最后一个离开”的李玉琢竟然辞职了，他是万万不会想到的。几秒钟后他说：“李玉琢，有什么事回来好商量。”

我说：“我都在四通干了八年了，好像没有什么好干的了。”

第二天晚上，四通集团副董事长李文俊飞到了深圳，打电话跟我说：“李玉琢，我住在芙蓉酒店，代表公司来和你谈谈，你看能不能到我住的酒店一下？”

李文俊一直主管四通集团的行政事务，虽然文化不高，但人品极好，是大家都很尊敬的兄长。

我去了他下榻的酒店，谈了有一个半小时。他劝说道：“李玉琢，你可能对公司有一些不满的地方，对段总也有一些意见，其实我们对他也有看法，不然就不会闹出那么大的事情。但这都是内部的事。大家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有什么事回去好商量。你也快50岁的人了，抛家舍业到深圳从头干，何必呢？”

他们挽留我，是担心我的辞职影响太大。我不是四通的董事，从未进四通最高决策层，但是在四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参与创办和领导了四通最重要的企业——开发和生产四通打字机的合资公司；在1989年公司危难之际，是我到深圳组织和恢复了四通打字机生产，并从南方四通手里夺回了深圳四通；当四通打字机销售遇到困难时，我做过OA本部部长，在我手里实现打字机的卖方市场并主持十万台庆功大会；我再次到深圳创办和领导了生产打字机核心部件的深通公司；担任四通后来的押宝产品商业收款机和税控机的金商本部部长。我在刚进入四通时的演讲，我在“树立打工意识”问题上的辩论，都是让四通人难忘的记忆。但是我知道，这样的工作机会在四通不会再有了，我已得不到过去的那种信任，四通已不是我这类人生存的环境。我更无力挽救四通，继续留下只能是碌碌无为。我不愿浪费生命。

李文俊的劝说并没有动摇我的意志，我告诉他：“文俊，谢谢你跑这么远来劝我。我也知道，这也并非是你一个人的意思。对不起大家了，我去意已决。”

后来有人问我，你为何不在四通泡上一段，像一些人那样把好处捞到手再走。我说，那不是我的风格。而且等四通真的败落了，我便是败军之将。那时再到任何地方，不仅不值钱，而且不光彩。

到华为工作几天之后，四通内已传开了李玉琢离开的消息。

在四通历史上，非经大的事件或变故而主动离开四通的副总裁一级的干部可能只我一人。各种猜测和议论在所难免。继任深通总经理的范为强不知从哪里得到我新的电话，非邀请我回深通参加一个给我开的欢送会不可。我犹豫再三还是去了。

会上，范为强回顾了我们一起抛家舍业，从北京来到深圳创办深通的艰辛与快乐，表达了对我的敬佩和留恋，然后说：“李总在深通工作了三年，立下汗马功劳，深通赠送一块匾作为纪念！”

匾上大书“大鹏展翅”四个大字。十年过去了，匾丢到哪里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接过那块匾的时候，所有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一瞬间全部迸发出来，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继而当众号啕起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众大哭。在长达两三分钟的时间里，我的眼泪不停地流，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在座的一百来人鸦雀无声，有人伴我一同啜泣。

因离开四通而当众号啕的人，我恐怕也是唯一一个。

我的哭不光是舍不得浸透了我三年心血和汗水的深通，以及三年来与我共过患难的干部员工们，我更舍不得在四通奋斗的八年时光和创造的辉煌，我把自己最好的岁月（39—47岁）都贡献给了四通。

在这八年中，我竭尽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智慧，经常累得回到家连话都说不出来，也根本不曾计较过任何的个人得失。我几乎没赚过什么钱，当了五年副总裁，才存了三万块钱。当华为要我拿出十万块钱买内部股票时，我竟拿不出。用“忘我”甚至用“献身”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都不为过。但是我干得很痛快，我的潜能得到了挖掘和发挥。在那个年代，四通代表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它是一面旗帜。能够在四通这样的平台上做事，人一辈子也只能赶上一次。我们共同创造过让世人瞩目的业绩，我深感荣耀和自豪。

但是现在这个平台垮塌了，四通人的心血、一代人的希望以及曾经的辉煌，如今都失去了。除了失去亲人，世上还有比这更让人伤心的事吗？我无法不痛哭。

1995年5月底，段永基得知李文俊深圳之行劝说无望，从北京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李玉琢，我最近准备去美国办点事，路过香港，你能不能过香港，咱们再谈一谈。”

在香港嘉华大厦的九层，段与我做了最后的谈话。

他说：“李玉琢，能不能不离开？你离开的影响太大。”

我说：“老段啊，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我自己很清楚在四通已经没什么好干的了。”

然后，他问我准备到哪里去，我说去华为。

他说：“华为？没听说过，没什么名气吧？”

我说：“当年我到四通时，四通也不出名，后来还是发展起来了。”

“你年纪也大了，可要想好。”

“在四通这么多年的锻炼和学习，估计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

见劝说无望，段永基向我提了一个要求：“我们两人口径一致，就说你到华为学习去了。你看怎样？”

我同意之后他又说：“只要我段永基当总裁，你李玉琢随时可以回四通；你的孩子在美国读书，她的条件和其他副总裁一样；深圳的房子你可以照住。”

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还是有些感动。我说：“老段，谢谢你的关照。”

我的女儿李娲1993年秋天（14岁）与另外四个孩子一起被四通送到美国做交换生，中学三年直到她上大学前都是四通花的钱。那时我还真担心因为我离开四通孩子被送回国。那时手里几乎没有钱，骤然让我一个月为孩子掏几百美元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我离开四通一个月左右还住在四通在深圳的房子里。

谈话中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谈到我为什么离开四通，这个问题一般都难以回避，但他没问，我也没说。老段是有自尊的。后来听说，老段在四通干部会议上讲：李玉琢并未离开四通，他到外面学习去了。

谈话之后，老段请我吃饭，算告别宴。作陪的有在上市公司挂职的副总裁王玉钤。三个月后我回京办事碰到段，他还跟我谈回四通主持三菱四通半导体合资公司一事，但此时我不可能回头了。

我离开了心爱的四通，两手空空，除了四通对我的影响，还有1992年国家科委、全国工商联、中国科协、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授予我的一块牌子——“中国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的称号。

段永基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没有谁能准确评价他。

在四通的八年间，段永基始终是我的领导，我们合作时间最长，是非常默契的工作伙伴，但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同路人和不分彼此的朋友。

段永基，1946年生人，1970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曾做过几年的中学教员，再后来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到航天部621所工作，做到研究室副主任。四通成立不久段曾带着一个粉末冶金项目进来，但没搞多久就下马了，他也很快离开了四通。有人认为，段永基是因为四通被查账才离开的，是逃兵。但我从其他人那里未听到此说。

段永基第二次正式加入四通大概在1986年中，初期只是在进口采购部门做王安时的助手，这一段共同工作为二人后来的合作和紧密关系奠定了基础。

筹办合资企业以及1989年之前这几年，是段永基工作最出色的时光。无论在企业管理和企业经营上，都表现出相当的能力和才干。他头脑清楚，做事干练。什么事都成竹在胸，临危不乱，办法很多。同时主管集团的经营工作和合资企业的管理工作，应当说应付裕如，赢得广大干部的信任与敬佩。

他精力充沛，工作忘我。很少见他休息。任何短暂的时间他都能睡觉，或者在车上随便眯一会就够了。听人汇报工作时，他常常闭着眼，你以为他睡觉了，其实没有。他每天早晨8点以前必定出现在办公室里，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一定是晚上10点钟以后。而且有夜间开会的习惯。

早期他对下属很有亲和力。记得我和郭春伟、侯景琳等几个人1987年底去日本考察回来，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让我们很是感动。

1988年春节放假，段永基打电话说：“玉琢，明天一块去看看干部们吧。”他让司机到水果摊买了25袋水果，一家一家给索泰克的干部们送去。

那时候，我家住在中关村的筒子楼里面，条件差，他有时没饭吃，就到我家蹭饭，吃面条、吃烙饼；一起到日本开会，我们俩还经常到小摊上买便宜的领带作为礼品带给大家；经常到东京秋叶原附近一家店去吃面条，他说那里是“天下第一面”。

那时候，很少有人对段永基无好感，也很少有人不敬佩他过人的精力和能力。即使后来对他有看法的王缉志也在文章里写道：“当时（创办合资公司初期）王安时对我说，科学院前党委书记张劲夫说过，要有人为科学家提皮鞋，段永基就是为你提皮鞋的，各种杂事你都可以交给他办。的确，段的工作能力很强，凡是与开发有关的非技术问题，我都交给他去办，他总是完成得很好，工作落在实处，而且看来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很任劳任怨，很少看到他提个人条件，当时我们合作得很好。”

此外，段永基才气横溢，讲话有说服力，文章写得也好。在四通，像他这样能说、能写、能干，又有思想灵性的人，除万润南之外，无人能及。

在“六四”风波以后那样一种可能危及四通存亡的重要时刻，段永基采取各种措施，保全四通，避免可能的混乱和财产损失，表现了四通领导层从容应付危机的能力；当人们认为不便由他主持公司工作的时候，他也有自知之明，同意沈国钧牵头四通。

但在以后，在配合沈国钧工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后来批判四通文化和推行“打工意识”时，段永基反复无常的表现，一下子让人们堕入五里云雾中，此人正也邪也？

四通的权力斗争贯穿始终，由小的、暗的，到后来大的、公开的，别的角色变来变去，他这个角色没有变过。几乎每一次都与他有关。

按理，他的能力，他做的工作，有目共睹。他的地位也一直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为何所有的斗争都与他有关？仔细想起来恐怕与他强烈的权力欲有关，与他的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和做法有关，包括后期对个人利益方面的过分追逐。

对他而言，本来靠正当途径可以得到的东西，非要借助个人的权力和其他门道，必然会惹来麻烦和他人的忌恨。所以不是别人非要跟他过不去，而是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非得跟别人斗争不可。

如果之前的问题，别人有一定的责任的话，那么1992年段永基得到总裁职位后，应当对发生的所有问题负主要责任。尤其投资与管理上出现的失误和混乱，虽然有一些事发生在别的领导身上，但作为四通唯一有可能制约他们的管理者，他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香港四通以及与王安时的关系问题上，很多做法是经不起探究的，甚至存在严重的问题。“七董事倒段事件”中被王安时揭露出的问题，后来四通竟然没有认真追查……

应当说“六四”之后，四通失去了经营的方向，与沈国钧和段永基的迷失有严重关系。他们都不是理智、清醒的企业家，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四通的产业方向这样重大的问题。头脑发热、多头投资，使四通这样本来方向明确的企业，忘记了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以段永基的聪明、能力和地位，他完全可以把四通带到另一条更为健康的路上去，如联想、华为那样。这两个公司同样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却并没有像四通一样宿命般昙花一现。这与主要领导人的素质、胸怀、追求都有极大的关系。

段永基是解决问题的能手，同时疑心过重，他的精力和智慧过多地耗费在无穷无尽的“挖坑”与“填坑”过程中。他有异于常人的顽强斗志，能屈能伸。无论多么不利的局面，他都有办法破解。他的记忆力很好，自己说过的无论什么话都能记得住，总能自圆其说。可惜这都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段永基对我的影响很大，正面的影响使我在四通八年而无悔，负面的影响让我这个准备在四通干一辈子的人也只好无奈地痛哭离去。他的前期告诉我哪些事情该做，他的后期也使我明白了什么事情不该做。就在我和他最后一次到日本时，他曾对我感叹道：“李玉琢，这么多年了，合资企业的干部还是没有成长起来，是不是我们俩人的班主任当得太好了，干部们太依赖我们了？”

在他的眼里，能把我也看作“班主任”一级的人物也是对我的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