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票号之创始人雷履泰

　　雷履泰（公元1770年－1849年），清代中国票号业创始人。平遥细窑村（今龙跃村）人，祖籍平遥城内。出身经商世家，后家道中落。少年丧父，家境贫寒，十几岁便弃读进城入商号学徒。年近不惑受聘于西达蒲李氏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他善经营会管理，深为财东赏识，很快被委任为大掌柜，统筹全局。1823年，雷履泰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及存款、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由于他经营有方，知人善任，很快便使日升昌成为资财雄厚全国著名的票号，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了近一个世纪。

　　1．雷履泰的生平家世

　　雷履泰自幼读书，后弃儒从商，办事干练，颇具才华。清嘉庆年间，他受雇于平遥县城西达蒲村人称“李二魔子”的李箴视，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达薄村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铜碌作坊，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天津、汉口、重庆等地也设有其分庄。

　　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各地商帮纷纷崛起。由于晋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终结账，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起镖运现款，不仅运费高，而且风险屡出，常有丢失。遂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大掌柜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起初不过朋友、亲戚，两相投兑，无汇费和手续费。以后乡民感觉此法方便保险，皆求拨兑，并愿付一定汇费。

　　雷履泰认为此乃生财之道，大有发展的必要，他在汉、京分号经营业务期间，发现了商人依镖局押运现银之不便。为便利现银调度结算，他根据唐人飞钱原理，又吸取账局经验，多次开展汉、京、平等地之间短期放款业务，逐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金融活动格局，方便可携，效益卓著。

　　李大全承其父业执东后，将雷履泰调回到平遥总号，并委以大掌柜重任。雷履泰回总号执事后，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便向财东李大全提出将西裕成颜料铺改为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票号，李对此十分赞同。于是东掌商妥，投资白银30万两，于道光三年（1823年），正式创立了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后来，雷履泰曾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等地设日升昌票号分庄。他联络晋商，招揽业务，此处交钱，彼处用款，从无空票。因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沿海一带米帮、丝帮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由于雷履泰经营有方，“日升昌”门庭若市，业务蒸蒸日上。

　　继“日升昌”票号创办后，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商人相继效法开办票号，设总号于平、祁、太各县，分号按于全国各地。因“票号”系山西商人创办、经营，故叫“山西票号”。在票号闻世之前，我国虽在唐朝就有汇票——“飞钱”的出现。宋、元、明及清前期民间汇票也有所见。但作为存放款和经营汇兑的专业信用组织，在票号出现之后才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票号使我国商业埠际间的结算方式由主要运送现金变革为汇兑手段。

　　虽然票号继起者甚多，但没有一家敢与之匹敌，唯有日升昌始终居于领先地位。日升昌始得“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之称。

　　由于雷履泰在号中日夜操劳，功绩显赫，同人在祝其七十大寿时特赠金字牌匾一块，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以雷履泰的才华业绩实为当之无愧。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1913年）停业清理，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组为“日升昌”钱庄。

　　2．雷履泰与毛鸿翙

　　雷履泰作为山西票号创始人，对我国金融业发展贡献颇大。有趣的是雷履泰与日升昌票号的另一位创始人毛鸿翙因个人恩怨发生的争斗却促使当年山西票号业迅速发展了起来。

　　毛鸿翙（公元1787年-1866年），清代票号家。字振羽，平遥邢村（今喜村）人，祖籍平遥城内。从小喜欢经商，十三四岁时到城内一家油面铺学徒。后被雷履泰看中，入达浦李家的西裕成颜料铺从商。二十余岁时被提拔为颜料铺副经理。清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改营票号后，毛鸿翙积极辅佐李财东和大掌柜雷履泰，并被提拔为二掌柜。

　　在“日升昌”的创办过程中，毛鸿翙出力甚多。毛鸿翙是经雷履泰竭力举荐被聘为协理的。成立日升昌票号，毛鸿翙是雷履泰最坚决最有力的支持者。人们说到日升昌票号，多数把功劳全记到雷履泰身上。殊不知，红花还得绿叶扶。相传，日升昌票号创办前一系列运营准备工作，都是由当时年富力强的毛鸿翙日夜操劳，一件一件落实筹办的。当财东李大全对创办票号还下不了决心时，是毛鸿翙一番有理有据，苦口婆心的陈说，才使李财东拿定了主意。

　　日升昌票号创业初期，雷、毛二人团结一心，相处融洽。雷履泰总揽全局，毛鸿翙操办业务，他们之间优势互补，很快打开了局面。以后，随着日升昌业务繁荣，分庄增加，用人甚多，根基日臻巩固，雷、毛两位掌柜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且日趋尖锐。

　　在日升昌最红火的时候，两位掌柜何以会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呢？起因是，雷履泰得了一场可能比较严重的大病。照一般的程序，大掌柜有病，日升昌的生意应该交由二掌柜毛鸿翙主持，但是雷履泰并没有放弃对日升昌的控制权，毛鸿翙如同一个店小二，大小事宜最后都要由病重的雷履泰裁夺。

　　毛鸿翙心里当然非常的不爽，他开始向东家施加影响。毛鸿翙就对财东讲，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请他回家去休息，财东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图，然后就请雷履泰回去了。这时候毛就乘机掌管票号的一些实权。用曾经流行的话来说，毛鸿翙这个动作就叫做“抢班夺权”。

　　雷履泰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几天之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一批雷履泰写给各分号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准备撤回。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雷履泰这一招虽然示人以弱，却实在是“釜底抽薪”，东家们只能妥协，于是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俗话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毛鸿翙显然占不到什么便宜。就在雷履泰重回日升昌的前一夜，毛鸿翙给东家留了封信，选择了走人。

　　道光六年（1826年），蔚泰厚财东侯荫昌重金聘用毛鸿翙。并让毛鸿翙出任大掌柜，由他全权管理一切业务。

　　侯家的“蔚泰厚绸缎店”位于平遥西街，和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只隔一个小烧饼铺。侯萌昌见日升昌由颜料行改为票号后，生意兴隆，大发其财，非常眼红，但又苦于一时找不到熟悉票号业务的人才，于是他就将眼光放在了刚从日升昌出来的毛鸿翙身上。

　　毛鸿翙感谢侯荫昌的知遇之恩，于是他怀着与日升昌决一雌雄的雄心壮志，锐意经营。毛鸿翙又从“日升昌”拉过来两个熟悉业务的朋友，一个名叫郝名扬，一个叫闫永安，二人被提拔为分号经理。仅仅一年的时间，毛鸿翙的才能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为侯家鞠躬尽瘁，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于是“蔚字号”票号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举成为“日升昌”票号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毛鸿翙善于采用“文武兼施”的方法管理员工。一方面他用文的方法教育员工；另一方面请颇有才华的平遥超山书院院长松龛出山，为蔚字号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制度。以约束全体员工。毛鸿翙采用“文武兼施”的计策，有力地推动了蔚字号的迅猛发展。

　　毛鸿岁在“蔚字号”锐意经营，誓与雷履泰决一雌雄。雷履泰亦暗自加劲，毫不示弱。他用雄厚资金，减息放款，加息存款，汇费少收等法，广争顾客。结果，两人的这种激烈竞争，反使山西票号业迅速发展起来。

　　3．雷履泰经营日升昌以信义为重

　　日升昌创立以后经营十分红火，在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一纸风行”。日升昌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得益于其百余年间形成的以诚信为核心的票号精神。

　　各票号对员工中慢待、欺诈客户而影响业务经营的言行，从不姑息，轻则批评训诫，重则减薪辞退。日升昌的每一位东掌，都要求员工们要做到诚信为本。按照日升昌的说法“诚则通人性，诚则可信。互相信任，才可以长期交往。在经商活动中长久地坚持诚信为本，胜过无数次欺诈性广告”。

　　出于对“诚信经营”的重视，日升昌在选拔人才时就十分谨慎，其首要的条件就是人品好。首先由财东全面考察经理人选，一旦选定，就绝对信任，真正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帮账人员的选拔上也要求十分苛刻，一要人品好，二要脑筋灵，三要写字好，四要出手快。就连票号吸收练习生也有严格规定，不但要有保人，还要查祖辈，试其品性。

　　票号职员全部为亲朋引进，若有作弊，老板很轻易能找到老家追究，一旦因为过失被开除，其他票号一般都不录用。票号内部设有严格的号规，分号人员无论离家远近，一律三年探亲一次，非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请假，每人每月只准寄平安家信一封，凡寄银钱衣物，必须经理允许等等。虽然管理严格，但是职工皆小心翼翼，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因为日升昌虽然对职员要求严格，但同时也十分重用他们，赏罚分明。票号除了设有银股（货币资本股）以外，还设有身股（人力资本股），俗称顶生意，大掌柜一般为一股，对业务骨干，视其能力和贡献大小酌定身股八厘至零点几厘。四年一个会计年度，银股与身股平等分配所获利润。并视业绩大小，晋升身股数厘，将其名字录入“万金账”（即股份账）。

　　日升昌自始至终坚持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光绪年间某日，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来到日升昌。她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交到小伙计手中。小伙计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张同治七年 （1868年）的、面值12000两的汇票。他不敢做任何表示，赶忙拿上汇票去找柜头。柜头看看汇票，再看看老妇人，也不知道该作何处理，只好安顿老人先等一等，自己径直向大掌柜张兴帮请示。张兴帮接过汇票仔细端详，认定这是30年前从张家口分号开出的汇票，不论款式、用印、纸质都没有问题，甚至字迹也是曾经见到过的，看来票据不会有假。后来经过询问得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藏在身上，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着丈夫唯一的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到这张汇票。张兴帮在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通过这件事，日升昌声名大振，业务愈加红火。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中大乱，北京城中许多王宫贵族、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出逃，这些人连家中的金银细软都来不及收拾，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日升昌的几张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去兑换银两。

　　日升昌在这次战乱中也是损失惨重，他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抢劫一空，连账簿也被八国联军给烧了。

　　没有账簿，雷履泰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没有办法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雷履泰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说明自己的难处，可以对储户说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做不仅合情合理，还可以避免自己的损失。但是，雷履泰没有这么做。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来面对这场变故，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雷履泰的做法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一旦有人在票号中做手脚，混入挤兑的风潮中，后果将不堪设想，有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雷履泰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感叹。他不考虑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雷履泰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挤兑行为也是无奈之举，为国难所致。当灾难过去后，他们又会重新活跃在京城。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则有可能在将来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而机会要靠现在去把握。

　　以后的事实证明，雷履泰的判断是准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再次开业时，不仅普通百姓将积蓄放心地存人票号，而且朝廷也将大笔的宫银交合票号汇兑、收存，日升昌票号开始掌管国资的流动，可见其信义之隆。

　　4．雷履泰的成功经营理念

　　雷履泰在经营管理上注重“诚信待客，信誉为本”，视诚信为生命，以儒忠为纽带，赢得了各地客商的高度信赖，建立了牢固深厚的业务基础。

　　雷履泰经商，具有珍惜信义，以义制利的思想。义利思想应该成为商人的经营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以义制利和唯利是图是生活中美与丑的两个方面，是经商之人道德观的对立。但无论怎么说，以义制利的核心是告诉人们行义不但有回报，而且是更大的回报。“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经商之人，不能贪一时之利而目光短浅，不能在利益面前丢失了为商、为人的根本。由此可见，“义”实际上是获利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经商的天道。

　　雷履泰是山西商人，即晋商。山西人崇尚信义，主张义利相通，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这是商人经营的哲学基础和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

　　晋商敬奉同乡关羽，将其尊为财神，因为他重义气。在商业活动中，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雇主。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晋商以其崇信尚义而名闻四海，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这揭示了晋商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诚信和仁义是晋商长盛不衰的保障。如今，诚信经营已经是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商人始终坚持的一条最基本的信条。企业要想做大做活，就应该始终以诚信为本，将诚信摆在利润的前面，先生产诚信再获取利润。这也正是我们尊崇晋商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商业社会最为匮乏和呼唤的东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