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人，后做事'不懂做人的道理，g卩使在商战中取得辉煌，也将是短暂的。后人需要的不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做人的道理中国有一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这句话作为经验总结，的确有相当普遍的适用性。不过，凡事总有例外，晋商中的许多大户人家就富过了三代，曹家、乔家、常家、梁家等晋商名家都为富二百多年。其中的原因不在于从商，而在于mAo
不会做人富不过三代。徽商被称为中国第二商帮，经商极为成功，他们从事盐业、茶叶、典当和木材业，也曾经富甲天下。但有些徽商是富起来之后都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了某些徽商的超级奢华生活。沉迷于奢华的享受，商业上就会不思进取，金山银山也有吃光用尽的时候，这时就富到头了。只会从商而不会做人，最终从商也难以成功。
西方人说，上帝让谁灭亡，先让谁疯狂。失去理智与谨慎时，你不灭亡,谁灭亡？
如果认真分析历史上和现实中昙花一现的富人，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失败并不在于经商的能力,而在于人格上的缺陷，或者说不会做人。要富过三代，应该如何做人呢？或者说，成功的商人应该具有哪些人品呢？晋商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晋商是儒商。儒商并不像今天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先有了文化，领了什么“文凭”而经商的人，他们是用儒家思想来指导经商的人。儒家讲究无论做什么，都要先学会做人，只有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才能做一个好商人。晋商并不是儒学研究大师，但他们懂得儒家做人的道理，并认真把这些道理运用到从商与做人中。
诚信才是最高的商业伦理。在儒家看来，诚信是人最根本的品质。晋商把这一点贯彻在自己的从商和做人中。讲诚信才有经商的成功，晋商把诚信作为最高的商业伦理。但诚信决不仅仅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是做人的准则。因此，当面临商业利益和诚信之间的选择时，他们宁可在商业上受损失，也要臟成信。
20世纪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发行晋币，与中央发行的货币以1:1比值在市场上同时流通。但后来阎锡山在蒋、冯大战中失败，晋币与中央发行的货币比值下降为25:1。当时，乔家的大德通票号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如果向客户支付晋币，可以获得再生的机会，如果向客户支付中央的货币，就马上垮台。乔家当时的掌门人乔映霞决定，SP使自己破产，也要向客户支付中央的货币。这就是舍利取义。话剧《立秋》中丰德票号宁可自己破产，也要用祖上积累的60万两黄金向客户支付，坚持“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就是从这件事演绎而来的。这与胡雪岩阜康票号倒闭，连累许多客户破产完全不同。
诚信仅仅是儒家为人处世哲学的一种，儒家对做人的要求近乎是圣人的标准，朱熹把儒家做人的标准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灭人欲”有点残酷，违背人性。但实际上，提高道德品质的核心问题，还是克制人性中的许多冲动。人性中有许多不好的东西，纵欲、率性而为是人堕落的开始。晋商明白这一点，重视对许多不良欲望的克制。乔家在成功后制定并严格执行了“六不准”的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提出这些道德标准并不难，难的是实施。乔家真正说到做到，这才有了近二百年的辉煌。先富并不难，富而不纵才真正难。晋商富过了三代，赃于他们富而不骄。
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对于经商者而言，还有很重要的两条，那就是敬业和谨慎。敬业是对事业的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晋商的敬业精神是为人称道的，这才在几百年的经营中不断创新，不断求新。他们所创造的许多制度，如股份制、身股制等，是中国其他商帮所没有的。再言之，他们的“家规”或“铺规”凝结了许多人管理企业的心得。
谨慎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做人懂得谦虚、低调，另一方面是商业活动中有风险意识。晋商无论多富有，都始终保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为人态度。晋商有一个习惯，有了钱埋起来，这种窖藏原则不符合今天的投资原则，颇有点葛朗台的守财奴做法。但在当年尚无保险制度，商业风险又大的情况下，窖藏白银不失为一种对风险的防范。晋商历经几次大的挤兑风潮，之所以能挺过来，靠的就是这些窖藏的白银。胡雪岩把钱都用于投资和消费了，所以真正有风险来时就挡不住了。晋商并不是“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享受主义者，所以，尽管很有钱，但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晋商大菜”，今天商家推出的“乔家菜”“常家菜”之类，全是商业炒作，而且实在没什么吃头。
做人不仅是“独善其身”，而且还包括“兼济天下”。“兼济天下”既有今天所说的承担社会责任，也有善待他人的为人处世之道。晋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晋商的善待他人，包括善待商业伙伴（晋商称为“相与”)、乡里、仆人，也值得一说。乔家在年关时，总在夜深无人之际，给乡邻送去肉、面等年货。门口总拴几头牛、马，供乡亲们无偿使用。乔家的仆人至今提起过去的事,总是感恩不尽。乔家大院历经战乱，还有“文革”,能完整保存到今天,就是他们善待一切人的明证。富而不招人恨，就在于他们为富而仁。不要把仇富现象完全归咎于穷人，引起别人仇视，往往是富人自己不检点造成的。
晋商中的富商大户能把儒家做人标准一代一代传下来，还在于教育。他们起家时没有文化，但成功后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晋商没有那么强烈的入仕之心，重视教育要子孙知书麵，实现人格上的完善。有了这样的人格，即使没有商业上的成功，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如今乔家和常家的子孙已经没有当年的辉煌家业，成了普通百姓，但是，他们仍能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成就，至今仍恪守着那份与众不同的家风。
今天，我们谈起晋商总津津乐道于他们的财富、事业这些形而上的东西。 忘记了这些形而下的东西，实际上来自形而下的精神，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做人问题。晋商们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不是经营之道，而是为人之道。
诚信等于金钱。在温州商人中有这样的潜规则，“借钱不还就没法生存'温州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两个：银行和民间。在创业初期，亲戚、朋友或者通过介绍的投资者愿意借钱给企业家。做亏了没关系，在一定金额内大家都可以包容；但如果借钱者有一次故意不还，在整个经营圈和生活圏中就将成为被唾弃的对象，再难生存。靠着这种“潜规则”，在银行贷款不能满足小企业发展甚至不能满足个人创业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温州的民间融资便成功地賴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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