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1821年5月14日作者写给托马斯·穆尔的信。）
〔英国〕拜伦
假如给鲍尔斯的信有什么地方使你愤慨（据我的记忆，信中并无故意伤人之意），你的复仇就完全成功了。这是因为，我在一份意大利报纸上看到，尽管我通过朋友（你也是其中之一）进行了一系列抗议，剧院经理们却仍坚持上演那部悲剧，而它已被“齐声喝了倒彩”！！这是米兰一家报纸（它对我十分憎恶，无论何时都把我当作自由党人肆意污蔑）的安慰之辞；报纸还说，我正是出于良好愿望才“上演这部戏的”。
这一切真够令人恼怒的了，就像富于戏剧色彩的加尔文主义——天定的诅咒，而非罪人本身的过错。我尽凡人所能，竭尽苦心地防止这一不可避免的灾祸——一方面四方求助，上至张伯伦勋爵；另一方面则直接向那些家伙恳求呼吁。但是，抗议毫无效果，抱怨也无济于事。我觉得此事难以理解——因为，墨瑞24日及以前许多来信都表示作品不大可能上演。然而，我只知道事实（对此我相信无疑），因为对我作品的诋毁来自巴黎，日期是30号。他们对我的诽谤一定是匆匆而就，因为我甚至还不知道作品已经出版；如果作品尚未出版，演员们也就不可能得到它。任何人都会一目了然：该作品完全不适于舞台演出；这一段小小的插曲也丝毫不会提高它的阅读价值。
对，忍耐是一种美德；而且，我认为实践会使这种美德更趋完美。自去年（指春天）以来，我屡遭不幸：打输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官司——有关罗奇代尔煤矿的；促成了一起离婚；我的诗歌遭到墨瑞和评论界的批评；委托人拒绝以优惠条件处理我在爱尔兰的财产；上个月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在这儿散发传单，煽动人们对我进行暗杀，其理由是出于政治原因和一个凭空捏造的传闻：一名神父散布说我与人流瀣一气反对德国）；最后是我岳母两周前身体康复，我的戏上周被诅咒得一文不值。这一切就好像是“哈乐根的二十八难”。但我必须忍耐。如果我要屈服，至少也得在振作精神之后。如果我们南方的邻居在今后的五百年中没有以愚蠢的行动剥夺了我们所有人的自由，我就不会对这一切如此在乎。
你知道约翰·济慈吗？人们说他是被《季刊》上一篇关于他的评论杀害的——我不知他是否确实已死，但我对他这种过分的敏感难以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48小时的盛怒，然后恢复常态——不过这一次我的恢复期比平时更长一些。我必须跨上马背，寻求安宁。
你的……
又及：弗朗西斯一世在帕维亚战役后写道：“除了我们的荣誉外一切尽失。”一个遭受非难的作家可以把这句话头尾倒置地改成：“除了我们的荣誉，什么也未失去。”马儿在等候，信纸已写满。上周我曾经给你去过信。
（张建理，施晓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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