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二度发迹

没错，这个同时受到张之洞和王文韶青睐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角，盛宣怀。他之所以迟迟不出场，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恰恰是因为他太重要了，在铁路之议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之前，他根本无暇应付这棘手的事物。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华盛纺织总厂以及新近接办的汉阳铁厂，哪一桩都不是轻松的活计，要是一般人，只接到一项，就难以脱身，更何况身兼数职的盛宣怀呢。

但是，他绝对没有置铁路这块大肥肉于不顾的打算，事实上，1865年英国人在上海擅修的铁路就是他通过谈判收回来的，他应该比一般的清廷官僚更清楚铁路的利益所在。尤其是接手原就打算为修铁路而设的汉阳铁厂之后，他对于铁路的期待就更加殷切了。他知道兴建卢汉路的权力虽然名义上是在总理衙门与军机处手里，实际上办事的却是直隶、湖广两总督，尤其是湖北的张之洞，说话分量最重，对铁路最有发言权。以前，盛宣怀是在李鸿章的麾下志得意满，平步青云，但甲午后，李中堂受到了沉重打击，权势不再，盛宣怀只能另找靠山了。而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和湖北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就是他最需要巴结的对象。虽然盛宣怀与张之洞没有什么深交，但他与张手下办洋务的恽祖翼兄弟关系却不错。凭着盛宣怀的精明干练，很容易受到张之洞的赏识，事实上，张之洞当初办汉阳铁厂时就确定了铁厂为铁路供应钢轨的方针，而当他把铁厂交给盛宣怀办时，就说过“铁政非归某（指盛宣怀）办不可，而路、轨又必合举”的话。而直隶总督王文韶跟盛宣怀本来就有师生之谊，盛宣怀曾经因为办军粮的事情遭到弹劾，多亏了王文韶全力周旋，总算幸免于难。由此看来，由这两位大吏保举，盛宣怀坐上铁路公司的头把交椅也是顺理成章了。

不过，保荐归保荐，盛宣怀必须要证明自己在招股方面的确高人一筹，才能为朝廷所信任。当时国内富商大多集中在京津沪等地，他们不仅资本较少，目光短浅，而且思想保守，耗资大、获利迟的铁路投资显然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只有海外的侨商，虽然比不上洋商殷富，但比起国内华商，实力还是要雄厚不少，而且他们很愿意在国内市场上为资金寻找投资途径。所以，侨商成了盛宣怀必须拉拢的对象。他还为此特意电请张之洞和王文韶的支持，没过多久，驻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就被他拉到了上海。但张振勋抵沪后，对卢汉路兴趣并不高，一般侨商最感兴趣的，还是两广的铁路，盛宣怀为了迎合他，提出了“先造卢汉，其余沪粤等处，亦准该公司议造，不另设公司”。他的算盘是，这样一来，铁路总公司就成为了垄断中国铁路事业的机构了。

当然，对国内华商他也并没有完全不抱希望。他打算用建银行的方式向这些目光短浅而且资金额小的投资商们集资，但是这一提议受到了张之洞和荣禄的反对，或许，他们觉得要是再给这个人银行之权的话，盛宣怀手里的权力就太过强大了。

但无论是侨商，还是银行，对卢汉路的招股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最后，盛宣怀还是回到了借洋债的老路上来，他提出华股先招收两成，其余八成由公司出面借洋债解决。

一切计划统筹之后，七月二十五日，张之洞、王文韶会奏朝廷，举荐盛宣怀组建公司，督办卢汉路。朝廷中枢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犹豫的，尤其是在洋债问题上，所以，八月九日下旨让盛宣怀来京，“以备咨询”。

盛宣怀在朝廷上详细阐明了洋债与洋股的不同，而将借债必须由政府作担保这一层，含混略过。他还对朝中重臣做了一番拉拢的工夫。在总理衙门与军机处大员中，翁同龢与盛是同乡，关系比较亲密。而李鸿藻本来是支持许应锵的，当时正在卧病中，盛宣怀为了博取他的好感，特意从江南找来名医来给他治病。这时候，盛的恩主李鸿章也由国外回京了，这对盛宣怀帮助尤其大，因为尽管李鸿章已经过了权势的巅峰期，但兴办铁路这样的大事，朝廷是不会不征求他的意见的。

一切人事工作都搞定之后，九月初六，总理衙门复奏，完全赞同盛宣怀的办法。十四日，下旨任命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之后，盛宣怀又把办银行的事提了出来，但这次是在奏陈变法自强之后提出的，所以深得总理衙门各位大人的赞成，尽管张之洞反对，但最后在总理衙门的坚持下，最后还是同意把银行交给盛宣怀办了。

十月初九，盛宣怀将铁路、银行诸事务与总理衙门商议妥当之后，离开了京城。他这趟进京，可谓是功德圆满，银行、铁路都被他捞到了手，名利双收，还一跃成为了太常寺少卿（十月二十四日授）。加上不久前取得的汉阳铁厂和华盛纺织厂之权，1896年，这实在是盛宣怀大发迹的年头。

十二月初四，铁路总公司在沪成立。

中国铁路乃至整个中国与盛宣怀交织难断的命运就此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