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开二度又飘香

梅开二度又飘香
——答容川由棉花商业转制药工业的历程

答容川，回族，1906年出生于湖北沔城(今仙桃市)一个贫民家庭。7岁进沔城一家私塾读书，1年后转入县立准提阁小学，毕业后升入县立合洲中学，因家境贫困，1年后辍学。13岁开始在本县城下关街李长顺亨记土产商店当学徒，后在县通海口福兴永花行当店员，在汉口广益桥做小贩以维持生活。

1934年，在同乡的帮助下到上海谋生。先在上海的陈福记花号当店员，后在上海瑞丰昌记花号，即后来的乾泰花号当店员，先后担任过会计、采购员和棉花经纪人，成为经理的得力助手，先后提升为襄理、协理。

1943年，解放区遭到封锁，极缺土布。答容川兄弟合伙在南通组织永泰布庄，经营土布贩运业务，采购土布运到南京边的界首一带。抗战胜利前夕，他收缩了南通的生意，拿出做土布生意的资金买了160担棉花，用民船装运到上海。

1946年1月，答容川兄弟三人在上海正式组织成立永泰花号，号址在上海中汇银行大楼424号-425号(现上海博物馆)。全部资本仅160担棉花，他邀集新的股东王治平、陆炳坤等共10名股东，增资共1，000担棉花。答容川任经理，并在汉口设立分号，派答列卿任分号经理。他们开始只能在汉口采购棉花，然后打包运到上海，卖给纱厂。那一年大量美棉进口，国棉遭厄运，花号刚成立就不景气。1946年度会计决算亏本30%，约300担棉花，相当于答容川兄弟三人入股的160担棉花的2倍。

1947年花号进行了调整，永泰花号增加了股东，改变了经营方式，采取“深购远销”的办法，深入到两阳、通海口一带采购棉花，然后运往上海，售给各纱厂。从此，花号生意渐渐做活了，逐步转盈，同时扩大了业务，又在沙市成立分号，聘请马坤生任分号经理，就地采购棉花，运往上海销售，大有利润。花号1947年度会计决算，账面升值100倍，实际增加实物4倍，即盘存棉花约有2800担。1948年至1949年，花号继续扩大经营，先后在郑州、西安、重庆等地设立分号，分号下设分庄，进行长途贩运，业务蒸蒸日上。1949年度会计决算，实际增加实物1.5倍，存棉7000多担。

1950年春，永泰花号扩大编制，改为总经理制，答容川被推为总经理，答列卿（为答容川二弟）任副总经理兼汉口分号经理，马坤生任副总经理兼沙市分号经理，答聚伍（为答容川三弟）任郑州分号经理，王治平任上海分号经理，答国勋（为答容川四弟）任西安分号经理。

永泰花号在经营管理方面，与同行相比，有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1.任人唯贤，纪律严明。全号从副总经理到主任等，重要人选，均是选贤举能产生。号规严细，奖惩分明，创绩者提升，违纪者撤降，不拘私情。

2.员工入股，全号同舟。号内员工必须从各自年终分红收入中抽出一部分作为附股，投资号内，促使每个员工关心本企业的前途和命运，以增强共同经营的凝聚力。

3.待遇从优，关心生活。号内员工工资待遇，一般优于同行业的10%至15%。对于在外地工作的员工及家属生话，照顾很周到，让每个员工都能为本企业尽心竭力。

4.加强管理，分级负责。整个花号的组织机构为总号下设数个分号，各分号又下设数个分庄。分庄对分号负责，每日必写一封信汇报收购情况；各分号又对总号负责，每日必写一封信寄至总号汇报。这样，各处每日动态都能及时集中到总号，以便总号统筹指挥。

由于答容川从严管理，在那“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全号竟无一人涉足赌馆、舞厅，可见永泰号风之正。

解放前夕，上海包括棉花业在内的工商界人士中，有的对共产党政策还有疑虑，设法歇业抽资，将资金调往海外，答容川虽也受到劝说，但他没有这个打算。不仅如此，恰巧这时有批棉花在广州售给港商，他反而执意派了得力职员赴港，将全部货款设法辗转调汇上海，继续投入经营。他们的做法受到有些同业的讥讽。

1949年后，他经同业推选和上级批准，担任了上海市棉花同业公会第一副主任委员，经常参加形势教育和各项政策的学习。答容川认识到棉花是国家的重要物资，应由国营企业掌握，私营批发商势必响应政府号召，转向创办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才有广阔前途。当时永泰花号有三条出路：一是香港同行庆盛花号经理邱水清劝其赴港办纱厂；二是上海荣丰纱厂要求托盘售与永泰花号接管；三是转业内地创办其他厂。

于是，答容川带着这个决定企业和自身未来命运的大问题，与同事们琢磨，最终确定转营工业生产。当他将这个设想向股东、职工及同行业敞开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让不少人感到忧虑：

——各地号、庄经营比较顺利，转业，真是异想天开?

——各人经营了大半辈子棉商，改行，确是隔行隔山。

——搞商业，买卖灵活，人人有套经验；转工业，资金呆板，大家从头学起，自找麻烦?

——建工厂，要集中一地，不同地区的股东、职工及其家属，生活重新安排，谈何容易?

——转业后，经营的盈亏情况没有底细，股东盈利和职工收入，能否保住?

面对这个大的转折，大家感到情况确是复杂纷繁。有的赞同兴办纱厂，有的留恋本行经商，还有的同行和亲友惊异阵阵，以至好心的同行在商务宴会上特意举杯祝酒，祝愿“永泰花号，花号永泰”，含蓄地奉劝主人郑重行事不改弦。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反复酝酿，考虑到原企业股东较多，顾虑不少，职工分散各地，安排较困难等实际情况，多数人认为需要分地办厂。上海是多年基地，武汉是企业重点所在，又是中南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因此，答容川首先因势利导地分别做好少数股东和职工及其家属的说服工作，结合现实，展望将来，促使大家统一认识，同时也向同行好友做了必要的解释。至此，他下定决心，当机立断，毅然转业。

克服一些难题之后，他们共同作了缜密筹划。答容川总经理提出了分别在沪、汉两地筹建“三厂两行”的转业方案，确定了“资金不短少，职工不失业，个别转业，相互协助”的转业原则，召开了花号从无先例的劳资协商会议，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其新建的厂址、厂名、投资(人民币以老币计，1954年政府以10000:1改为新币)及职工分布，安排是：

上海浦东、恒业帆布厂，l0．5亿元，安排上海职工；

上海浦西、长和土产行，2亿元，安排上海职工；

武汉武昌、久安制药厂，13亿元，安排沪、汉职工；

武汉汉口、汉新帆布厂，ll亿元，安排武汉、沙市职工；

武汉汉口、大同土产行，4亿元，安排武汉职工。

由答容川创办的久安制药厂现在为武汉久安药业有限公司，但久安的标志一直保留了下来。

方案既定，他们立即向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棉业公会请示报告，及时集中各地资金，包括调汇在香港的全部宫棉贷款及重庆火险赔款等，妥善安排各地职工的工作及生活，积极展开各家新厂、商行的筹备工作。

这样，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经营比较兴旺的企业，在上海第一家由商业转工业，新建三家工厂和两家商行，资金重点内移，职工各得其所。由于思路和举措对头，得到政府赞许和支持，受到同业注视，在当地工商界产生较大影响。上海市《新闻日报》于1951年5月21日作了专题报道，肯定了花号转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其爱国主义精神，并向工商界人士予以倡导。

转业难，创业更难，各项筹建工作十分艰巨。1951年5月间，各厂筹建处成立，答容川是总负责人，一切从零开始。找地皮，勘厂址，建厂房，买设备，筹资金，招聘厂长、技师和技工，建立供销和金融渠道，筹建工作是在缺乏办厂经验情况下进行的，遇到的困难非始所料，真是千头万绪，煞费苦心。

筹建中资金严重不足，基建厂房和购置部分设备的投入，各厂都超过了原订股本总额，为再次筹集资金，答容川下第二次决心，商定撤销两地新设的土产贸易行，及时调出六亿元增投武汉的两家厂。

在几经周折的努力后，1952年沪汉两地的3家新厂相继基本建成，而在武汉兴建新药厂尚属首家，引起了各方重视。各自的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被批准成立，公推答容川为三厂的董事长，兼任久安制药厂总经理，原花号各分号经理分别担任各厂经理，全部职工一般就近安排，各厂自行招聘了厂长、技师和技工，还招收了部分青工和家属。

在开工后的一年多生产实践中，各厂问题频出，尤以久安制药厂为甚。为解决业务、技术和资金三大难题，先后吸收了中法药房、大众药厂及福华鞭炮庄3家厂店参加经营，虽是增添了一定活力，但财力仍然支撑不住。此时，答容川再下第三次决心，将他和二弟答列卿(药厂主要创建人，经理)在上海合置的房产变卖得2亿5千万元，连同他们自己和个别副经理以前在花号分得的股利、红利及酬劳金等私人存款，一并又增资六、七亿元，投入药厂周转，同时退清了各厂职工附股股金共l亿5千万元。答氏两兄弟也分别从上海和汉口举家迁至武昌近厂落户。纵然想方设法采取这些措施，仍是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药厂的困难局面。到1954年初，累计亏损超过20亿元，资不抵债，“久安”不安，生产几乎陷于瘫痪，当年7月，政府批准久安制药厂公私合营，成为湖北省医药行业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公私合营后，重组董事会，答容川担任董事长和第一副厂长。随后，沪汉二地的帆布厂也相继公私合营。

1955年，他奉调湖北省粮食厅主管棉花部门工作，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民主党派的一名成员。先后被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市委会委员和武昌区委会委员，武汉市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他非常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早在1942年，在上海陈福记花号当店员的时候；沔阳的李家宜、张秋阳、郭金堂等人打算在沔城建一所伊斯兰小学，因经费不足到上海找答容川商议，请答容川出面主持办学。答容川对办学一事极力赞成，虽然收入微薄，还是尽力出资，并向在沪亲友、同乡募捐，筹集了一笔经费，终于在沔阳办起了第一所伊斯兰小学，答容川为名誉校长。以后伊小每年的经费来源，都是答容川自己出资和在上海募捐，由伊小派人到上海取款。抗战胜利前夕，伊小方面觉得年年跑到上海取款不方便，为长远之计，建议答容川在沔城附近买些田地，将每年田地收入作为伊小的经费来源，答容川同意了这个建议。他筹措了一笔经费，购买了80亩田地，每年都是用这80亩地的收入作为学校的经费来源。

当年的永泰花号的旧址就在现在的上海博物馆

继沔城伊小创办后，答容川又出资800万元(相当于当时银币8000元)先后在红庙、通海口、魏家湾等地办起3所回民小学，为开创和发展沔阳地区民族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还为灾区和幼儿园奉献了一片爱心。

1967年，答容川先生病逝于武汉的武昌，时年六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