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的发迹

李森科的发迹

20世纪20年代的瓦维洛夫是一个真正的幸运儿，他在科学领域和仕途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成了一颗璀璨的明星，光芒万丈。但是，瓦维洛夫并没有陶醉在荣誉里面，他在工作，同时在思考。

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科学事业已经和政治紧紧地扭结在一起了。完全脱离政治的科学研究已经不复存在。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幸运儿瓦维洛夫从科学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政治的泥潭呢？

要想弄清楚这10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从园艺家米秋林（1855－1935）、农艺师李森科说起。其实瓦维洛夫和他的浪漫主义学派（以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为核心）甚至整整一代学者的悲剧命运的序幕，在1929年农业被要求转向政治时就已经拉开了。

5年后，“先进的米秋林生物学”、“李森科院士的指示”、“米秋林的达尔文学说”、还有“我们不能等待大自然的恩赐”等等词句从一份报纸泛滥到另一份报纸。最初，人们还不了解其中的深层内涵，但是很快地，这类术语已经超出了科学范畴，获得了愈来愈大的政治意义。这些名词包含着“政治上的忠诚”，米秋林学说成了国家对生物科学和农业的看法，对园艺家米秋林的理论的任何反驳或者怀疑都被看成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

不幸的是，在30年代中期，瓦维洛夫宣布为最初的反米秋林分子之一。也就是说，他成了已故的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米秋林的头号敌人。可是，事实上，在瓦维洛夫内心深处，他深深地崇敬着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这位为科学事业放弃了一切的老人。在后来的那段日子里，瓦维洛夫常常回忆起自己和米秋林第一次会面的情景……

那是在1920年9月的一天，秋高气爽，风清云静，应用植物学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在沃龙涅什闭幕。大会的组织者、沃龙涅什的教授索克拉特·康斯坦丁诺维奇·恰亚诺夫建议客人们去参观一下离此地不远的小城科兹洛夫的果树苗圃。客人们三三两两地闲谈着，没有足够的热情，因为当时时局还有些动荡不安，况且又闹着饥荒，代表们急于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但是，恰亚诺夫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弄来专用客车把农学家们从省城沃龙涅什拉到了县城科兹洛夫。

走进果树苗圃，人们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啊！一间极其简陋的小木屋，一片荒凉的果园展现在这些农学家面前。习惯了斯巴达式的刻苦的地方试验工作者们毫不保留地表达了他们的惊讶之情。瓦维洛夫心里一阵酸痛，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在园子里走来走去。

果园没有围栏，因为没有工人，无法把果园整理得井然有序。米秋林就是在这种家徒四壁的艰难环境中，单枪匹马地寻找优秀的杂交种。他没有钱来养家糊口，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去干焊破桶和修理打字机的活。可是，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试验、探索和艰辛的生活。这时的米丘森已经是一个65岁的老人了。看着这位满脸沧桑的科学老人，抚摸着心爱的果树，坚强地微笑，瓦维洛夫的眼睛湿润了。他在心里反复地说：“我一定要帮助他，我要改善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回到列宁格勒以后，瓦维洛夫开始极力宣传这位外省的园艺家。研究所与科兹洛夫果树苗圃之间的信件来往和作物交换愈来愈频繁了。瓦维洛夫竭尽全力地为米秋林争取了他从事研究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米秋林从心里往外感谢这位了不起的所长，他对自己的朋友不遗余力地夸奖瓦维洛夫，说他是一个真正热爱科学的人。

直到1932年6月，瓦维洛夫和米秋林有了第二次会面。瓦维洛夫带着大儿子奥列格兴致勃勃地到科兹特派员家做客。当然，客人不止这父子两人，农科院副院长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邦达连科和国家农业出版社社长也一直关注着米秋林的研究工作，听说瓦维洛夫要来拜访米秋林，于是又约了几位专家一路同行。

瓦维洛夫和奥列格快步走进果树园时，米秋林正站在一座由于岁月剥蚀已经完全失去了光泽的木亭子旁边，夏日的阳光透过木亭洒落在他脸上、身上，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含笑迎候客人们的到来。瓦维洛夫和米秋林两个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请客人们坐在一条长凳上，长凳就放在一排浓密的丁香树丛下清凉的绿荫里，然后转过身来，拍了拍戴着一顶大草帽、面容清秀的奥列格的肩头，亲切地问道：“小伙子，今年几岁了？”

奥列格愉快地回答道：“我已经12岁了！”

“不错，像是很有出息的样子，最好将来能和你爸爸一样，他可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说到这儿，米秋林回过头笑着看了瓦维洛夫一眼，又对奥列格说：“好孩子，去园子里随便走走吧，看看园子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

奥列格走到果林中去以后，米秋林开始和瓦维洛夫像老朋友一样叙着旧，两个人谈笑风生，似乎有些话已经积存了很久，不吐不快，谈生活，谈工作，谈各自研究中的新发现，谈世界生物遗传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其他的客人几乎都插不上话，等到两个人发觉时，都非常抱歉地笑了。

米秋林站起身来，走到樱桃树前，摘了一些樱桃回来，给客人们品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拿起一颗樱桃，挤出一滴汁水，在阳光下仔细看了看，兴奋地高声说：“红宝石，真正的红宝石，您真是太了不起了！”说着，情不自禁地把樱桃放在嘴里细细品尝，一边不断地点头：“不错，很不错，如果能像您这样干，我们就能完成国民经济对培育农作物的所需品种的订货，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我们就能在十年内把西欧和美国的育种家远远地抛在后面。尽可能快地和尽可能多地繁殖这种樱桃吧！……”

第二天黄昏，瓦维洛夫在动身回莫斯科之前又一次去看望了米秋林。米秋林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待这位亲密的朋友。瓦维洛夫充满感情地说：“我在新创建的果园，果树苗圃、试验区、实验室和陈列馆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这么令人激动，令人振奋，这表明列宁关于您的工作的巨大意义的英明预言正在实现，我相信，科兹洛夫将成为世界育种学家向往的地方。”这次会面，两个人的友情更加浓厚了。

1934年9月20日，瓦维洛夫最后一次见到米秋林，是在庆祝这位著名园艺家从事科学活动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

瓦维洛夫首先代表科学院讲话：“科学院和我们科学工作者，我们大学都为我们中间有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米秋林而骄傲。他的功绩表明，人应当怎样生活和怎样工作……”瓦维洛夫真心敬重米秋林，钦佩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以在关于选举米秋林为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的声明上，第一个签字的就是瓦维洛夫。

1935年6月7日，米秋林去世了。第二天，《真理报》发表了瓦维洛夫题为《功绩》的纪念文章。在文中，瓦维洛夫对米秋林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的著作贯穿着唯物主义的哲学，而他的许多立论都具有独创精神。米秋林在其所有的著作中都呼吁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要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但是，瓦维洛夫对米秋林并不是一味的无原则地赞扬。正像柏拉图说的那样：“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瓦维洛夫是发自内心的尊敬米秋林，但他更尊重科学。所以，他对米秋林的有些不科学的东西也给了恰当的评价。

有这样一件事。一次，萨拉托夫的育种家秋米亚科夫访问科兹洛夫。助手戈尔什科夫问米秋林：“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去淘汰幼苗？”

“现在就去。”米秋林站起来，拿起自己的手仗首先走了出去。虽然上了年纪，但他仍然走得很快。来到幼苗林，伊万·弗拉基米罗椎奇停下脚步，蹲下身子在做着什么。秋米亚科夫奇怪地问：“他在干什么？”

“他在做记号”。助手一边回答，一边走上前去，秋米亚科夫很感兴趣，也快步跟了过去。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停在一棵小树旁边，用手摸摸幼芽，掐一掐叶子说：“长大了，有点儿酸头，不过问题不大。”然后，从口袋里把准备好的铅丝取出来，凿上号码，把树苗围上，又走到下一株树前。

秋米亚科夫拉了拉戈尔什科夫的衣袖，悄声地问：

“这是年龄的影响？”

“不，对您说吧，我们也这样干过。不过，这就是他的经验。他凭感觉说；‘有点酸头，不过，问题不大’，您瞧着吧，老头子不会搞错的。”

“那明天怎么干呢？”

“他已经打上5个记号了，这就是说，明天我要把它们移到别处去，剩下的树苗我们就刨出来扔掉。究竟是不是有点儿酸头儿，几年后就能见分晓，对您说吧，我们现在需要地。”

瓦维洛夫对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赞成的。他在给果树栽培家西米连科的信中说：“在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米秋林的著作里，尽管有很大的功绩，但也有许多不科学的成分，这和美国的伯班克情况相同……”

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年生于乌克兰的卡尔洛夫卡村。他比瓦维洛夫小了11岁，先后在园艺家学校和基辅农学院读过书。毕业后，在别洛齐尔科夫斯克试验站工作。从1925年起，李森科转到阿塞拜疆的小城甘扎（今天的基洛瓦巴德）工作，在棉花研究所管理豆科作物。一年中大约每隔5天就播种一次。

我们无法否认，李森科总是善于给周围的人留下一个与众不同的印象。他的个子很高，干瘦干瘦，平时衣服上总沾满了泥巴。一顶鸭舌帽随随便便地戴在头上，干活时就会不自觉地歪在一边。他的同事们都说他是一个完全不注重外表的人。他的最大兴趣是不分昼夜地泡在田野里，不停地摆弄他的那些豆科作物。他对它们关怀备至，几乎对每一颗植物都熟悉和理解，好像他能够通过对话，使自己的情感深入到它们的灵魂之中去。他的那些作物因此“会想、会要、会爱、会痛苦”……

瓦维洛夫领导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在甘扎的土地上进行自己的试验。有一次，瓦维洛夫无意中从助手那里听说了李森科，并且对他的试验十分感兴趣。瓦维洛夫喜欢独立思考和专心致志的人，李森科也许就是凭借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了他。但是，他不知道这位来自甘扎的农业师根本没读过世界生物学文献（当然不懂外语是李森科无法阅读的主要原因）并且极为瞧不起遗传学家的研究。

有一次，李森科和研究所的同事爆发了一场大的争吵。多纳特·多尔古申教授在为自己辩解：

“我们在遗传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们必须认真去做！”

“不对，你们搞的这一套都是有害的胡说八道！”李森科有力地挥了一下手，接着说：

“我们工作中的成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迅速地把这一切都忘掉，忘得一干二净，赶快从这种麻醉中解放出来！”

人们都被他的话惊得目瞪口呆，张口结舌。过后，多尔古申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李森科相信，从棉花种子里可以培育出骆驼，从鸡蛋里可以长出波巴布树……”

瓦维洛夫和李森科会面了。李森科滔滔不绝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人们通常认为需要冬眠以便来年开花结实的秋播作物，实际上并不需要任何休眠。它们不是需要休眠而是需要寒冷，稍为降低原有的温度，但不能低于零度，在这种低温下，它们可以不间断地生长，并结种子。而这种低温，即使在作物尚不是作物，还是刚刚萌动的种子时，也能起作用。因此，比方说，如果将秋播小麦的种子稍加浸润，在低温中搁置一定的时间后，在春天播种，它们就会像真正的春播作物那样正常发育成长，并在夏天长出好庄稼……”

李森科的方法给很多人激起了狂热的欣喜之情，他的很多朋友在各种场合宣传这一理论，说它是一项有巨大科学意义的发现。瓦维洛夫对“春化法”的评价要审慎得多，但总体上还是采取了鼓励和欢迎的态度。瓦维洛夫通常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生物工作者对生物学的无知，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与李森科初次见面时却没有注意到李森科颇有见地的谈话中是怎样的漏洞百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认为李森科是有才华的，有独特风格的，这就足够了。农科院院长的这一评价已经为李森科未来的人生履历揭开了光明的一页。

时间过得很快，1931年，李森科从阿塞拜疆调到了敖德萨遗传育种研究所，并且把他在甘扎开始的试验也带到了那里。李森科正从敖德萨的试验站平步青云。

2月，瓦维洛夫留心观察了在从事试验的农业师的活动后，热情地邀请李森科在全苏农业科学院的主席团会议上作报告。这位年轻的农艺师依然衣着朴素，把自己试验的实质讲得实事求是，一点儿也没有夸张，甚至给人的感觉这发言干巴巴的，没有任何科技术语，但是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科学院领导们的好感。李森科从不引述其他生物学家的著作，他靠自己天才的设想，在生物学领域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瓦维洛夫注意到，李森科的思想没有发生任何重大进步，甚至连变化也没有。他为人们讲述的仍然是“春化法”神奇般的作用。

“许多品种的禾本科作用由于在大田环境中缺少合适的温度，在春播时不能转入结实期，或者转入得过晚，”李森科相当肯定地说：“对禾本科作物进行的大量试验表明，可以在播种前给种子以在大田环境中缺少的合适温度，并以此来使作物在通常不结实的大田条件下结实。”李森科顽强地捍卫着自己的观点，他的执著使瓦维洛夫和全苏农科院主席团的成员感到高兴。

李森科大胆地提出上述观点，正是在苏联国家机器不断加速运转的时候。斯大林高举起政治的皮鞭，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允许使用任何手段加速农业集体化进程。

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速度”成了一个最时髦、最进步、最革命的词。对农业不断转向政治，没有人怀疑和担忧，相反，瓦维洛夫愉快地期待着研究所的共产主义化，他和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过任何分歧。

激情促使人们开始无边无际地幻想，浮夸和官僚主义也越来越严重了。但是，导致苏联农业悲剧命运的深刻原因在当时是没有人能够真正认识到的。人们都坚信不疑：共和国“刚刚开始造林”，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

瓦维洛夫在1931年3月的第六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真诚地说：“会有许多人看不到这座未来大厦的外形，看到它的只有建设它的人们。在周围，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垃圾，某些地方还很泥泞，这在任何工地上都是常见的。由于这些垃圾某些人就看不到未来宏伟大厦的无与伦比。这是不对的。”瓦维洛夫是忠诚的，他一生都在追求心灵的纯净，他不愿意任何东西污染自己。

1932年春天，为了准备参加在在美国举行的第五届园林遗传学代表大会，全苏农科院院长瓦维洛夫拟了一份苏联代表团的名单。除了遗传法博士和教授外，他又写上了农艺师李森科的名字，并且亲自给李森科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在信中，瓦维洛夫说：“请您到美国去看看吧，对于一个遗传学家来说那里将有许多有趣的东西。”尽管李森科并没有去出席这次大会，瓦维洛夫在关于苏联生物物理学成就的发言中，还是恳切地指出：“来自敖德萨的李森科的卓越发现，这一发现为单个地工作着的作物栽培学家和遗传学家打开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

从美国回来后，为了使李森科能被选为科学院院士，瓦维洛夫在乌克兰科学院院长面前多次做工作，介绍、宣传李森科和他的理论。

1932年4月，保加利亚公民顿乔·科斯托夫从伊斯坦布尔乘船来到了敖德萨。他在苏联寻找庇护所，因为无论在祖国，还是在危机笼罩的欧洲，他，一个遗传学者都无事可做。他不得不秘密地离开索菲亚，途经土耳其来到列宁格勒，君主专制的保加利亚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科斯托夫既不了解这个国家，又不懂俄语，所以他踏上列宁格勒的土地时惴惴不安，顾虑重重。他是被瓦维洛夫邀请来加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

来自保加利亚的这位学者在莫斯科火车站没有找到通往作物栽培研究所方向的车子。下着雨，一条4千米长的涅夫斯基大街，科斯托夫是步行走过来的。到达作物栽培研究所时，他浑身湿透，样子惨极了。

在前厅的存衣室旁边，他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他问看门人：

“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瓦维洛夫？”

“亲爱的朋友，朝您站着的就是他。”

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转过身来了，于是，顿乔·科斯托夫看到了一双深棕色的、凝神专注的眼睛。

听到自己面前的是从异他乡长途跋涉而来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的眼里饱含了浓浓的关切和笑意，他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科斯托夫，像对熟识已久的老朋友那样极为亲切地说：“您来了，真是太好了，我们早就在等您了。”看着周围和蔼可亲的微笑，所有的不安和疑虑都消释了，并且从此热爱上了瓦维洛夫、苏联的学者们和整个苏联，终生不渝。后来，不管出现了什么不快，都未能使他动摇过。

瓦维洛夫就是这样凭借对祖国和事业真诚不断吸引着更多的外国学者加入到苏联建设中来。同时，瓦维洛夫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关注着国内有作为的年轻学者。

一年后，又一份请求寄到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帮助学者委员会，瓦维洛夫推荐发现“春化法”的农艺师李森科为1933年资金的候选人。在信中，他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李森科的发现在现阶段都是极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认为李森科同志是获得奖金的首批候选人之一。”

1934年，瓦维洛夫提请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注意李森科的研究。他说：“虽然他发表的著作还较少，但是最近的几篇作品，按其意义来说，是对世界科学的重大贡献，这使得我们可以提名他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候选人。”5月，在向人民委员会报告成绩时，瓦维洛夫再次强调了李森科的发现的重大价值。

瓦维洛夫的努力推荐很快就被接受了。

身居高位的人们注意起李森科来了。从乌克兰首都来的客人，随后是从莫斯科来的客人一批批参观了敖德萨。所有的人都喜欢上了这个来自农民的学者。这个真正的农民之子的生平和见解又准确地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四面八方的赞美和吹捧开始迅速地败坏了不久前还是谦逊的农艺师的性格，李森科变得傲慢自大，粗鲁无礼，他的自命不凡与日俱增。

但是，促使李森科更快地走上另一条道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结识了伊赛·普列津特，瓦维洛夫悲剧命运中的另一个卑鄙小人。

伊赛·伊兹赖尔耶维奇·曾列津特从来没有研究过生物学，20世纪20年代末，他曾在列宁格勒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学习过3年。多年来，他的目光一直在苏维埃社会上层，搜寻着自己可以依附的大学者、大人物，以便抬高自己的身价，使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用武之地。

可惜，这个初出茅庐的哲学家始终未能粘上一个足够大的“人物”。他曾经试图混进全苏作物研究所，接近瓦维洛夫，可是瓦维洛夫最讨厌的就是什么事也干不成，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普列津特遭到了瓦维洛夫的驱逐。可是，另外一个有“眼光”的人却看上了普列津特的“才能”，认为普列津特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好帮手，这个人就是李森科。

敖德萨的农艺师正在名利的阶梯上爬得越来越高。他急需有人为他扶稳这架高升的梯子，普列津特适时地出现在他的身边。这位狡黠的哲学青年一眼就看出了成为李森科这样一位浮在浪尖上的农艺师的代言人，对他是多么的有利。于是，普列津特开始处心积虑地为李森科编织、拼凑其“科学的理论纲领”，甚至创造了为自己服务的所谓的“米秋林的达尔文学说”这一类术语。

1935年夏天，天气闷热，整个苏维埃生物学界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压抑之中。在列宁全农科院主席团会议上，莫斯科大学教授扎瓦多夫斯基首先站出来，提醒自己的同行注意李森科——普列津特这个奇怪的同盟。他毫不客气地指出：

“这两个无知的人在一起搞的把戏，不仅会扰乱年轻人和研究生的头脑，也会搅乱研究人员的头脑。李森科呢，他的确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两脚有点发飘。”接着，扎瓦多夫斯基还提醒人们注意这二人同盟的道德问题：

“普列津特曾因侮辱一名女大学生而被赶出校门，现在，人人都知道，他是个不诚实、不干净的人。他和李森科的接触散发着强烈的投机气味，他们玷污了科学。”

又有一些学者起来指责李森科的无知和普列津特的不道德行为。在这次大会上，出人意料的是唯一为李森科辩护的人竟是瓦维洛夫。他虽然也指出了李森科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失误，但仍从整体上肯定了这位农艺师的工作：“李森科是个细心的研究人员，他很勤奋，很有才能……”瓦维洛夫的宽容无形中助长了普列津特的嚣张……

那么，普列津特究竟给李森科带来了什么呢？是科学上的虚构伪造？还是一场肮脏的政治游戏？

李森科对周围的读书人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掌握伟大的遗传学家米秋林的科学成果，而且，我们首先要求喝了许多外国墨水的人这样做。”1935年的李森科的道德面貌在同时代人心中已经相当清晰了。对权力的热切向往，使得李森科开始毫无廉耻地打击自己同时代的人，他抓住一个又一个的权力紧紧不放，并以此来向这些知识分子表明他的身份。李森科毫不怀疑自己的天才，而普列津特使他身上的这种信念极端膨胀起来。

1937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斯大林和政府其他要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李森科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科学上的不同意见，这时候距基洛夫被暗杀刚刚过了两个月零几天，在这样一个悲痛的追悼时刻，李森科仿佛是对代表们呼吁着什么，他断然地说：

“富农暗害分子不仅在你们的集体农庄生活中可以遇到，你们对他们在集体农庄的活动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对于科学来说，他们并非不危险，并非不凶狠。……”

“在集体农庄里有富农和富家的帮手，他们不止一次地对农民们搬弄是非……‘不要浸泡种子，要是这样干，种子会毁掉的。’而在学者中间，人们不是去帮助集体农庄庄员，而是搞破坏活动时，也出现了这样的事，这样的搬弄是非，这样的富农式的胡说八道，而阶级敌人永远是敌人，不管他是不是个学者……”

“好极了，李森科同志，好极了！”

李森科的讲话到此突然被打断，斯大林高兴地喊了几声“好极了”，随后用力地鼓掌。紧跟着，克里姆林宫的整个大厅时爆发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必须指出李森科的行动不仅是个人的罪过，而且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它是斯大林时代政治搏斗中所产生的一股鬼魅，它们是为了政治斗争而扭曲科学的一帮青面獠牙的打手。它们在最高统帅的呼唤下，使谬误代替真理，谎言受到嘉奖，阿谀奉承的人身居要职，而坚持真理的人身陷囫囵……一切科学工作者，都应该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青少年一代更应该了解这个人妖颠倒的科学史上的大悲剧！

斯大林的一声“好极了”，开始了“春化法”创造者李森科一生中辉煌的新时代。3个月后，农艺师李森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全苏科学院院士，又过了3年，他成功地打击了瓦维洛夫，并取代瓦维洛夫成为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