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党内健康力量的鼎力相助

14.苏区党内健康力量的鼎力相助

邓小平真是吉人天相。

宁都落难后，邓小平处境维艰，却得到党内健康力量的保护和帮助。

当时关照过邓小平的有:王稼祥、李富春、蔡畅、贺昌、罗荣桓、陈毅、曾山、危秀英、胡嘉宾等。他们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时，伸出了真诚的友谊之手。

一是政治上的关心。

“寻乌失守”后不久，中央局“左”倾领导人就在《斗争》上抛出了《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向邓小平发难。当时，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看到来头不小，灾祸将至，为保护邓小平并应付中央局，就与蔡畅(时任江西省委妇委书记)、曾山(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商议，将邓小平从会、寻、安中心县委调到江西省委，担任省委宣传部长。随后，为避风头，李富春又派邓小平前往万泰、公略、永丰三县苏区，代表省委巡视和解决那里的问题。邓小平在万、公、永苏区的工作，得到省委的肯定。

未料，省委此举引起博古等人的不满。当邓小平从万、公、永苏区回到宁都省委驻地时，便被博古传话叫到瑞金，名义上是让邓小平向中央局汇报会、寻、安中心县委的工作，实际上是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批判，胁迫邓小平就范，为策划已定、即将召开的批判邓小平的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搜集“炮弹”。

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以后，中央局的斗争视线从会、寻、安转向江西省委，在《斗争》上连续发表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重炮文章，大兴讨伐之师，一棒打邓小平，一棒打李富春!中央局的斗争策略是:明斗邓小平，暗批李富春。当时谁都知道，批江西省委，就是批李富春。在博古等人的“左”倾高压下，李富春感到非常困惑、为难、焦虑。他自身都难保了，又怎能继续保护危难中的邓小平?

李富春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了王稼祥!

王稼祥是党内资深领导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深造四年，属留俄派，与博古、洛甫很熟，能说上话，时任中央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为人公道、正派，敢说、敢顶，在苏区党与红军中是传为美谈、为人公认的。

一天，王稼祥从李富春的工作汇报中，得知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劳动的事。他听后，忧心忡忡。他是了解邓小平的。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学业优秀，回国后在冯玉祥部队做过党的工作，当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担任过红七军的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在中央苏区又是三县中心县委书记。这么一个重要干部、人中之杰，怎么能因为寻乌一时失守和某些政治上、工作上的歧见，就一棍子打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几天后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

“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同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作战去了，留下一个空缺，工作要有人抓，我想把邓小平调来担任总政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如何?”

贺昌、罗荣桓听后，沉吟片刻，一致表示:

“稼祥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对，我们赞同!”

好了，总政领导人认可了，下一步得请示临时中央同意才行。

于是，王稼祥向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打电话，荐举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并简单陈述了一些理由。未料，中央领导人拒不同意，说:

“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既不作深刻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听后，很不高兴，反驳道:

“我看，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不妥当。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对的嘛!这不是反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

尽管王稼祥据理力争，中央领导人还是没有同意，王稼祥气得把电话一甩，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

“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埋没人才呀!”

过了一些时日，王稼祥又给中央领导人博古打电话催办此事。博古等人因碍于王稼祥的面子，考虑到邓小平确实很有才干，便与罗迈(时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商议，同意任命邓小平为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曾在王稼祥身边工作的唐继章回忆此事说:“在瑞金，稼祥同志边养伤、边工作。他对王明路线排挤邓小平同志很有意见，曾亲自打电话给博古，建议让邓小平任总政代理秘书长。”

二是生活上的照顾。

江西老同志危秀英曾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蔡畅大姐派我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临回宁都时，邓小平对我说:‘秀英，你要回省委去呀?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大姐问，他还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了。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当时，他们每人分两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钱用来交党费，一分钱零用。我一共找出两分，李富春也找出两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两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饭，用禾草捂上，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他连声说走走走。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小平同志把一盆饭都吃了。”

多么辛酸的回忆，多么质朴的友情!

三是精神上的慰藉。

邓小平下放到乐安南村当巡视员时，乐、宜、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热诚款待他，并陪他去前方看望了邓小平的老熟人李克农、张云逸等人，回去时又派人借来一匹骡子，将邓小平送回省委驻地宁都。

邓小平获得出任总政秘书长的任命后，同志们都非常高兴。李富春、蔡畅、陈毅(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在曾山的热情帮助下，特意为邓小平在省委驻地七里村设“便宴”饯行。6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暮霭初起，月色如洗。李、蔡、陈、邓四位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挚友，围坐在一起，一边饮酒，一边畅谈。他们从巴黎的铁塔谈到莫斯科的红场，从上海的楼阁谈到红都的白屋……革命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啊!人生的历程里，又有多少悲欢离合、不平之事啊!他们畅谈至深夜，才恋恋不舍地分手。第二天清晨，邓小平骑着几位战友带来的一匹马，满心欢悦地向红都瑞金疾驰而去。